胞弟陈得新

东陈有大小举人，大举人陈汉章，小举人陈得新，闻名乡里。其实得新不仅是举人，而且还是一名进士。因为哥哥是举人，做弟弟的不能僭越，这是规矩，就不在别人面前称进士，凡乡人有说是进士，则劝人不要说，这是为了对哥哥表示尊重，也是兄弟间的情谊。

得新(1867—1930)，榜名畬，亦名柽，原名得心，字德馨，又字应文，又字宇襄，号我先，一号雨香，自号沧浪词人。在家叫柽，或叫宇襄。从小博闻强记，文章过目不忘。郡附生，光绪十四年(1888)汉章先生得了第十名举人，第二年，二十三岁的得新得了第十三名举人。得新光绪二十九年(1903)赐进士，任工部主事，旋调吏部，历为文选司主稿、考功司分核、稽勋司副掌印、充艺学馆监学、掌治馆副提调、实录正校官、经筵掌故课选文，升员外郎，四品衔，赏戴花翎，丞参上行走，截取知府。

得新当年在北京做官，对家乡也极为关心。1906年得善曾有一复信，信中除了回答亲人状况以外，内中几件事，也从侧面反映出得新当年对家乡的关怀。

其一，得新曾向朝廷奏请开垦南田。得善在信中说:“最可喜者，君奏开南田，已奉余音，见诸邸报。草茅新进，一鸣惊人，辇毂驰名王公动色。(《请议蒙古善后条陈》)杨虞部职司山泽，未闻注意乎家乡。范希文胸有甲兵，何必借助於伯氏?(谓倬云《南田考》)成功之日，追原始事，登诸史崴象山郎(见倬云诗)。不朽千古矣，讵惟是鸿毛遇顺鹍，化天池成诗，而符厚望哉!(谓去秋赠别诗)”(陈得善:《答宇襄》，收于《石坛山房文集》)

这是得新赴京(约1905年)上任不久，即为象山做了一件好事。他向朝廷“奏请开垦南田”，得到兄弟们一片赞扬。故堂兄得善写信称赞他:“草茅新进一鸣惊人……不朽千古矣!”这确是一件大事，尤其对象山人民来说，南田得以开垦，得新功不可没。此事在象山历史上应大书一笔，可惜得新当年的奏文和倬云(汉章)的《南田考》今不见，前者需查清朝档案，后者可能已佚。得新对南田的关心，可能受其兄影响。汉章先生年轻时还写过《南田山图志》。

其二，建议杭州试馆助为学堂。得善在信中又说:“君寄叔母书，请以乡试会馆助为学堂，所见极合，但叔母谓创始时，蒙皇上赐‘乐善好施’额矣!昔施今助，是既舍而攘为己物一事，而再觊天恩，即不千部驳，已违初愿，故仍旧贯以为邑人游学之所(下南乡四五人读书其中)。此后如何处置，听之公议，而已余力劝之，坚持前说。”(陈得善:《答宇襄》)

把试馆改成学校，捐助出去，也不失为一桩好建议，故得善从之，但试馆创办人孔老太考虑到前已得皇上“乐善好施”匾额，同一物，再助之，有违初愿，故未同意。

其三，关心象山创办学校。得善信中说:“邑中私立小学堂五六处(城中二处，介三爰六设缨溪书院中，石浦、昌国卫三四处)，倬云开设稍迟，来学者不多。官立小学堂自陈侯丁内艰去后摄印者，无意及此。此时教员尚未聘定，势必中止。朝廷颁示章程，督促成效，而奉行者卒不力，积习然也。”(陈得善:《答宇襄》)

家乡办学，确是大事。汉章先生1907年被委任象山劝学所总董，大力发展象山教育事业，开办学校，培训教师，1908年还斥其私资，在东陈创办小学，兄弟之间何等默契!

汉章先生兄弟间情谊很深，他在《祭宇襄弟文》中说:

幼同嬉戏，少同读书，壮同应试；处则衣同温，食同饱；出则陆同车，水同舟；有奇同赏，有疑同析；有瞬同存，有息同养；有异书同阅，有异味同尝；有酒同饮，有花同看；有诗同作，有文同撰；有茶同享，有侮同御；有声相应，同气相求。(《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822页)

兄弟情谊，确非一般。限于年代久远，虽不能一一印证，但也可以说明问题。

首先说说“壮同应试”。

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二十一日至十月十三日，陈先生赴杭参加乡试资格考试，中副贡第二。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与史子少崖至学贡院，口册，买卷子。又为弟柽改求得心”。“二十六日，早起。送弟柽、史子、夏子入场……接人出场至四点方睡。”二十九日，“夜出榜第一人，予弟也”。十一月初二日，“早起。送入场”。初五日，“陈老师带硃卷来，付钱二百。报第二场案之”。初六日，“为弟买卷”。初七日，“早起。送入场”。初八日，“天明，弟出场”。十一日，“送弟等入场。”十五日，“送弟等入场，接弟出场。”十七日，“案发，予弟第二”。(以上引自《乙酉日记》，《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这两场考试，从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七日，整个考试过程中，得新除了参加考试，其他事宜均由兄长操劳。考试地点是县城所在地丹城，汉章先生始终未离开。这次考试像童子试，当年汉章先生童子试也在县城，是十一月十三日起至十二月初四。从时间上看差不多，一个花二十三天，一个花二十二天。但得新那场考试发榜两次，第一次为第一名，第二次又发榜为第二名。这使人怀疑，第一次得新是否童子试，而第二次是府试，是由中央派人到府州的学院进行，故不像秀才考试。惜不明得新府试在哪年，他的乡试入学考试(资格考试)也不明哪年。

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岁)汉章先生赴杭参加乡试，得新陪同。汉章先生戌子乡试有《光绪戊子五月至杭日记》(《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详细记载他第二次入杭州诂经精舍、东城讲舍和参加乡试考试情况，以及他弟弟的情况。如七月十六日，“弟得心病，辍业”，一直至十九日，“二十日，代弟考宁波遗才场”，“二十一日，在寓侍弟病”，“二十二日，遗才案发，弟名列第十七”，直至八月，“初五，弟病痊”。得新此次到杭州，也可看作是此后参加乡试的“热身”。

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岁)正月，汉章先生赴京会试，得新送至宁波。当时象山至宁波交通十分不便，要坐船、乘轿，需花三天时间。汉章先生在《北辕日记》中写道:“始下轮船时，余弟得心、得森，族兄得煊，族子庆家俱来话别。胡笳三发，诸人挥手返，不觉凄然。”(《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317页)当时汉章先生去北京是宁波坐船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坐船至天津，再从天津坐车至北京，前后二十一天。不过，回来只花十四天。

同年秋，九月十七日四更，提塘报至陈家，二十二岁得新成为恩科第十三名举人。于是汉章先生陪弟弟到杭看朱墨，写有《己丑武林日记》，记载此次拜客谒师的情况。他们从九月廿五日起程，至十月十二日离杭，十七日到家，前后共二十二天。

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岁)正月，27岁的汉章先生第二次上京参加会试。这次同去的有得新。在《北上日记》中有两处提到，一是二月二十一日，“……夜复试，报条至，心弟二等一百十八名”；二是四月十二日，返家，“与定海陈怀兹丈，同邑王补廷兄及心弟四人同舟”。(《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391、399页)后来，汉章先生在《先妣事略》中也提到他们第二次赴京会试之事，此时母亲生病，“惟日望汉章兄弟归”。看来这次兄弟俩也同时参加会试。

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岁)，三十七岁的得新，会试第五十五名贡士，殿试三甲第一百二十四名进士。这次汉章先生是否作伴，不清楚。汉章先生本人自从二十六岁、二十七岁两次会试不中，特别第二次会试荐而不售之后，失去应试的决心。不像弟弟三十七岁还参加应试，且能中的成功，实在不易。

再说“有侮同御，有声相应，同气相求”，试举两例:

一次是光绪十年(1884)台匪入室，劫持汉章先生父亲而去。“汉章于是时被刀伤首，弟畬哭求各家，冀集资一千，于旦门赎还。各家又沾沾惧落空，出数元若数十元以塞责。无人心者且创一急事缓处之说……村人出银钱百番者，唯从伯父与胡国梁先生。辗转称贷，凑成千金，连夜往松岙，买船出洋，匪船早不知何往矣。”(《台州行记》，《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136—137页)十二天后，先生父亲安全回家。

另一件事是编纂《象山县志》引发的冲突。民国十年(1921)县令李洣创议修县志，最初聘汉章先生弟弟得新为总纂，因为有关列传问题得新辞职，“有议员遍发传单，攻击余弟，驱逐出局”。(陈汉章:《与樊荩臣》，《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649—650页)继而聘奉化孙玉仙为总纂，孙以他故不到，最后聘汉章先生为总纂。结果和他弟弟一样，遭到攻击，先生称之“内讧外侮”。举其例为采访误事，资料难求，总纂变独纂，体例之争，立传之争……故先生愤而写了《辞志局修书》，又写了《阅报有不信任志局协纂议感咏绝句》十二首。这里引与兄弟有关的诗三首:

其一:草成《纲目说明书》，受任刚周一岁余；［辛酉岁将聘奉化孙君玉仙修志，壬戌春改请余，余三却聘书，至秋(七月十三日)草《纲目说明书》，依次撰述。］诸稿粗完将写定，(今岁自舆图爽约外，表、考、传，属草北京，粗有条理。)何期横议及陈畬。(余弟本分纂列传者，以他事与议会抗，遂遭攻击。)

其二:芝焚蕙叹尚关情，同气连枝况兄弟；一网何妨都打尽，二苏党案并除名。

其三:纂文不著人名姓，手笔如何不许登；岂有雍巫生此世，自夸饮水识淄渑。(其义末有云:俟将付印之时，陈畬手笔概不许登。不知志中何人手笔，从何识别，可笑更甚。)

有关详情，见拙作《国学大师陈汉章》一书。最后有一点需要澄清，陈得新的小儿子陈白在2000年回忆说:“我在幼时，看到父亲所藏民国《象山县志》20多部。我四兄弟怀玉、怀京、务去分款时，我分到四部，县志上面落款是‘陈畬总纂’字样。”当时采访者“林志龙先生疑问地问:‘为什么后人都说总纂是陈汉章?’陈白先生说:大概旧社会修志，总纂头衔一定要进士身挂名。而伯父是举人嘛!也可能是后来才改为陈汉章吧!这其中原委，都一无所知了。”(林志龙:《与陈白先生对话记录》，收于《东陈村志外编》)此文后有编者按，援引绳祖先生的话加以辩证，指出陈白所说与事实不符，其实要证明这一点，除了我们此前把事情已说清楚外，还可用以下两点可以说明:

其一是藏于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三十多册手稿，除象纬、职官、选举三表，风俗、教育二考外，均由汉章先生一手完成。所以他戏称自己总纂变成独纂。

其次是当时校订民国《象山县志》的汉章先生妹夫樊家桢，曾写有一篇《民国〈象山县志〉)编修始末》的文章，文称:“民国十年辛酉邑令李洣创议修志……聘陈君内兄宇襄先生为总纂，寻以列传关系辞职。又聘奉化孙锵玉仙先生，以他故迟延不到。又聘陈君内兄伯弢先生，陈君以身在北大不能兼顾，再三力辞。继央城绅商劝，方得承认。因急欲北上，只得将各区采访稿随带北行，除象纬、职官、选举三表，教育、风俗二考外，余皆一手独纂。志尚未成，而李令已去任矣。至十五年丙寅稿成，丁卯印成。”这就把事实真相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第三，说说“有奇同赏，有疑同析”，“有诗同作，有文同撰”，试举凡与文有关的几个例子。

其一，1896年汉章先生代弟弟写了一封信给当时县大夫史侯。此时汉章先生已三十三岁，陈畬已三十岁，都早已是举人了。史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来象山，第二年“奉省札调任”。“公于是将与得心别，赠书数千言，勤勤以古人三不朽为勖”，故由大哥代作回信。(此信收于《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550页)

其二，向吏部唐尚书推荐汉章先生注《唐书》。

陈畬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殿试进士，初任工部主事，旋调吏部任职，当时吏部侍郎唐景崇尚书撰注《唐书》，汉章先生说:“舍弟畬为部属官，尚书命畬助注《唐书》，畬招章代之。章代注傅弈、吕才、陈子昂、刘仁轨、裴行俭、娄师德、崔义玄、杨再思、窦怀贞、宗楚客、祝钦明、王玙及诸夷蕃将等传词，又代拟《进呈德宗皇帝讲义》两篇，内说《元史》郭宝玉、速不台事。尚书以为有张石洲、何愿船之风，命先注《唐书·北狄、东夷、西域、南蛮传》及《地理志》入四夷之路七条，并说此注若成，即当先付石印，以供当世之需。章合《元奘西域记》、《满洲源流考》等书，疏通证明，爬罗剔抉，成注稿五巨册，以俟尚书笔削。尚书又命注《艺文志》及《地理志》羁縻州。章以《艺文志》较旧志多收开元《四库书目》未著录之书，知用《汉志》增入《七略》之例，而考得《隋书·经籍志注》所云……注之说未成，而尚书旋逝世，章所成之稿本，不知在何人手矣!”(《上长沙王益吾先生》，《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561页)信中提及“光绪季年”，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提及“德宗皇帝”，此即光绪，估计汉章先生注《唐书》在1908年前后。汉章先生后来发表在1916年《中国学报》上的《上灌阳唐尚书论注新唐书书》中提及，“奉到手札，命注《新唐书》列传”。五巨册《新唐书注》为唐尚书家属秘藏，拒不奉还。唐景崇在袁世凯责任内阁成立时(1911年)为学务大臣。后徐世昌当总统时“付新城王爰卿树旃采之，爰卿谓其注不善，遂饱蠹鱼矣”。现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尚有部分列传稿子，计六人，名之《唐书注偶存》，现已收于《陈汉章全集》第十八册。

其三，陈畬为哥哥刻印《议院古明堂说》。

这篇文章所要说的，正如题目所示，今之议院，即古之明堂。文章认为“明堂非始于五帝也，三皇时有之”。这就是说中国的议院在三皇时已有了。那时的明堂已用来“养民以公”。“以公”，“即指公议言之”而“治天下”，目的是“在养民”。“养民在议，公议何在?在明堂。”然后论证古之明堂，即今议院。有议院，必有议员。先生引用《尚书·皋陶谟》，说明古时已有荐举议员之措施。“禹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这段话意思是:“禹说:‘帝君，您的光辉普照天下，以至于海角的民众，各国的众贤人，都是您的臣民，您要选用他们，广泛地听取他们的言论。’”其实接下来还有:“明庶有功，车服以庸。谁敢不让，敢不敬应?帝不时敷，同日奏，罔功。”意思是说，明智考察他们的功绩，又用车马衣服奖励功臣。这样，谁敢不让贤，谁敢不恭敬地应承您的命令?帝君若不善于分别，好坏混用，即使日日选用人才，也不会有功绩。这段话，无非是说明招贤纳士的措施，用来说明推荐议员的办法，有点勉强。文章还详尽考证了古代两种不同的明堂。

汉章先生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这在陈畬的《附志》中有说明。他说:“预备立宪之岁，余兄呈请都宪代奏一折，曾刊入各报中。撰此说成，藏于家。去年，为增中丞特保经科，慈湖侍郎暨乡先，又保荐资政议员。今春来都，行箧中携有旧稿，余先取说付刊，以质当世之研究宪政者。宣统二年二月，同怀弟畬附志。”经推断，笔者在《国学大师陈汉章》一书中认为此文似乎写于1907年，而写此文目的是“以质当世之研究宪政者”。看来陈先生当时不同意立宪派搬运外国那一套西方议院制，认为我们老祖先早已有之。此时立宪派正鼓噪一时，而陈畬显然同意长兄的观点，所以加以刻印，以广流传。当然，他们的观点相当保守。

其四，兄弟两人同编《东陈陈氏家谱》，此谱前有汉章先生《陈氏源流》长文。

其五，汉章先生多次为其弟修改文章，如《癸未(1883)日记》五月十九日，“申酉，改柽弟律赋”。

最后说说“兄弟相亲相爱，互相谦让。”

其一，1886年四月十二日(5月15日)，汉章先生从杭州诂经精舍返家。逢二十岁的得新于四月十八结婚，从婚前陪客到婚后诸事，汉章先生一直忙了十二天。

其二，兄弟分析家产时，彼此谦让。陈白回忆说:“他们两兄弟分家时，把遗留下来的木刻《二十四史》线装书都给伯父，自得铅印。”(林志龙:《与陈白先生谈话录》)，这就是兄友则弟恭的结果。

其三，曾经在汉章先生创办的东陈小学读过书的顾圣仪，亲眼目睹兄弟告别情景。他说:“我还曾看到先生送别胞弟陈宇襄(陈畬)先生时，两人均毕恭毕敬，如对大宾相互礼别。”(顾圣仪:《伯弢先生》)这里说的“如对大宾相互礼别”，似乎不是我们平常所说“拜礼”(分跪拜、揖拜)、“揖拜”、“跪拜”、“九拜”，而是古代五礼之一的“宾礼”，那是诸侯朝见天子以及诸侯相互访问时的礼仪，后来官员之间、士庶人等之间相见礼，也用宾礼。其礼不是一拱手后了事，而是很繁杂的。如清《士庶相见礼》中规定:“宾及门，从者通名，主人出迎大门外，揖入；及门、及阶，揖如初；登堂各北面再拜，兴(平身)，主宾互正坐；即席，宾东主西；饮茶，语毕，宾退，揖，及阶、及门，揖辞，主人皆答揖，送大门外。”相见礼，即“五礼”中的“宾礼”。汉章先生和弟弟之间行宾礼告别，足见兄弟间情谊之深。

总之，从以上几方面简单叙述可看出，汉章先生在祭文中所说，句句属实。

现再引一封1929年汉章先生给他二姐儿子的一封信，其信云:

昨见怀京信，有“家破狗钻”语，岂不闻吾之弟比以安，尨也可使无吠乎?正月有信来压迫我，以族长出名。三月回里问族长，族长言我并无信，且不知信所云云。此信谁为之乎?怀京兄弟前承汝舅(按:指得新)之训，汝舅以坍塘田，弃其天显之亲，欲与我公庭相见。今县人传为笑谈，千百世留为话柄。前为塘田缠讼，死一从弟，今复缠讼不休，我老死不足惜，即为汝舅声名计，恐亦有所不值也。其人虽无似，必不甘轻弃祖业，以已坍之塘，年年为纳粮米，族众无力修筑。修筑而无督工之人，即家从祖母在世，亦必出卖与就近之人，何所为私?而以为盗卖?汝舅不敬其兄，故怀玉兄弟不敬其伯父。怀玉且与维邦要纠众算我账，进城告我利用。利用抑至此极。眷爱者为之痛惜，仇视者为之乐观，斯亦何苦而为之，及迷途之未远，回余车于大路，亲者无失其为亲。盖汝之从旁规劝，亦已久矣!(陈汉章:《与谢甥》，《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611—612页)

从信中可以看出，此次是为族产塘田引起的官司。1931年3月14日汉章先生写信给妹夫樊荩臣说:“此讼本由励氏与陈郑氏买塘田而起，今反谓为弟所累，何其谬耶!”此信最后谈道:“舍侄怀京夫妇已于二十五日(3月13日)相率返杭，主持此事者独一怀玉耳。”(陈汉章:《与樊荩臣》，载《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637—638页。)1932年，汉章先生又给樊荩臣一信，说:“至于厉港塘田之讼，兄弟若易地以处，则弟自信，必不至于控人盗卖缠讼，至数年而不肯放手。一念及于天理人情也。其初不顾天理人情，处心积虑要夺人产。刻成《祠堂章程》一本，突发于家。从祖母丧中争祠产，争杭州试馆之产。试馆之争失败，祠产则得步进步，提出百亩之田未餍所欲，更觊觎塘田，缠讼至讼者，一病而亡。弟为中间人，安能不分曲直是非，而坐视孤寡?力为议和，以为亲者不失其为亲，自此可言归于好，有以对祖宗矣!”(陈汉章:《与樊荩臣》，《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649—650页)

从上述信中可以看出，此讼事，不光和塘田有关，还和祠产、杭州试馆之产有关。祠产和试馆之产是昌朴之妻孔粹卿所创建。昌朴无子，由昌棫第三子得森入继。得森生于1870年，故汉章先生称之从弟。得森元配是半河郑秀文次女，故称陈郑氏。而励氏不明谁之妻。先生作为中人，樊荩臣作为证人。此讼达数年之久，“始讼一从弟，继讼一胞兄，终讼一伯父”(1931年3月14日《与樊荩臣》)。从弟，显然指得森，而胞兄、伯父也不明为何人。这场官司以陈郑氏取胜而告终。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得新返乡为民，但仍以前清遗老自居，头上那根长辫子留了十九年之久。1926年，得新曾到东陈开办米厂，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晚年景况不佳。陈畬遗稿土改时皆散失。现仅留以下几种:

1918年至1920年，得新曾主纂《新昌县志》，全书20卷，共十二册。此县志请许多名人作序，其中有蔡元培写的序。序中有“又吾友象山陈君宇襄之所草也，其中如地图之本，于测绘山川之特列纲目，教堂之附入寺院，灾异祥瑞之别为轶闻而附诸杂志，皆甄取析义，可以正旧志之失者。”这段话点明此志与旧志不同之处，得到蔡元培的首肯。

除此还有神武坊庙联:

戏台联

善恶最无私，看到下场不如罢手。

览观其勿远，做将上等全在存心。

正殿联

世事等浮云，过眼片时已万变。

臣心终向日，到头一节各千秋。

此两联，均是有感而发，不是泛泛而论。

得新另一佛联留在象山等慈寺(俗称西寺)，联云:

循蓬岛而环，作平等观，说甚三山，到眼即众生相。际桑田以后，县慈悲念，恁般万变，回头总实工夫。

这是得新五十七岁之作，上联说佛教的众生平等观，下联抒个人之情怀。

得新善诗词，自号沧浪词人，这方面作品应该特别多，可惜目前仅有诗两首:

上巳

上巳喜逢巳日辰，古来今日此辰真。

祓除无复观《周礼》，禊饮何曾昉魏臣。

节届阳和应转甲，岁忧灾害更祈辛。

嘉平腊后干支换，回想前尘话后因。

曲水多闻在洛滨，宋明宴会亦相循。

尘谈元著群思汉，剑捧金人恐帝秦。

天朗气清犹旧日，城芜园破又春深。

穷居自把流光惜，辜负韶华意未申。

五迭许甥剑华次七十生日诗

忆自呱呱堕地来，熙怡祝萌乐春台。

庭趋四岁红描字，乡饮三章笙吹陔。

京国浪游因负债，暮年缠讼妒储财。

平生孺暮嗟何及，老子儽兮如未孩。

倚语支策事如毛，梦里胡床步步高。

可笑分粮偶鸡鹜，岂能御气跨鹏鳌。

写书屡秃郎寄笔，窥牖谁分曼倩桃，

幸有才甥成宅相，勿扰珠玉翳萧蒿。

从内容看，此两首诗写于晚年，抒发个人情怀，志衰意消，情意真切。

此外尚存1901年会试硃卷义、策、论三篇。即义:《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从《易·系辞》取题，议论“善变通者，通《周易》以行周礼”。策:“工艺、商贾、轮船、铁路，辅以兵力，各国遂以富强。其所以富强者，果专恃此数者欤?抑更有立国之本欤?观国者无徒震其外，宜探其深微。”此文一开头论证“今日之天下，一商战之天下”。但工艺、商贾、轮船、铁路等非其本，得出“圣天子欲法，法以法古，亦有如《周礼》欤?”这篇文章令人称奇的是作者对西方文化的熟悉程度。试看下文:

《管子·小匡》篇曰:“农商群萃而州处，料多小计贵贱，买贱鬻贵，珍异物聚。”此其因商，而以农战也。于是连挪士有开植物学矣。《轻重》篇曰:“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此其因商而以财战也。于是亚丹斯密有理财学矣。计然之言曰:“知斗修备，时用知物，二者相形，得观万物之性情。”此其因商而以格致战也。于是有奈端之重学，皮里士利之化学，达尔文之进化论矣。白圭之言曰:“吾治生产，犹伊吕之谋国，孙吴之用兵。”此其因商而并以政策战也。于是有边沁之功利主义，喀谟德之人群主义，伯伦知理之国家学矣。

通过这样的比较，指出西方这一切，“其鼻祖在于希腊罗马”，“而希腊之兴，适当战国时，仅得诸子之肤末，又乌足语《周礼》之深微哉?且其术在周季，我中国亦用之”。于是得出“圣天子欲法，法以法古，亦孰有如《周礼》欤”的结论。陈畬的思想与汉章先生如出一辙，都认为西方的种种现代科学，如植物学、理财学、重学、化学、进化论等中国早有之，且比他们要早，所以“圣天子欲法，法以法古”，不必舍近求远。

第三文是《管子·内政寄军令·论》。此文是论述管子变法，行的古法，能使国富强。此文本房荐批:“能追摄《管子》深微处，借以喷醒时流，有关世道之作。”看来这位批卷考官，与陈畬有共鸣之处，与当时主张学习西方变法者相违背也。

陈畬会试时的文章仅见到此三篇，其他文均不见，只留下会试三场本房荐批，现转录如下:

第一场

以渊博之才，运简贵之笔；清言见骨，奧旨通神；五艺一律，良工心苦。

第二场

五策以东西法制之善者，皆暗合《周礼》；复推论其弊，以折衷至当统中外古今，确有心得。《周礼》本治世之书，自新莽荆公取其皮毛，至于败坏遂多。不言政体，亦不甚仿效，而外人反因之以制胜；今又弃古而转师外人，所变之陈迹，故策者详言之。

第三场

首作以尊王立意；次以法祖立意；三以《周礼》读《易》，皆曲折赴题宣其义，蕴惨淡经营之作。

聚奎堂厚批:

有书卷气，无尘俗韵。

得新著作肯定不止这些，希望有心人进一步搜集整理。笔者得知有人已搜集到其遗著，可惜未能见到。

汉章先生与兄弟得新一家的是是非非，正如汉章先生所说，不足论成败，“门内之事，恩掩义”，“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第一》)当年的是是非非，已烟消云散，兄弟毕竟是兄弟，得新死后，汉章先生带领子女，沉痛奠祭这位弟弟，不足以说明一切吗?又1936年9月1日，汉章先生带领庆麒、庆粹外，还有“从子庆廷、庆延、庆建、庆迴”等兄弟后人，一起奠祭堂兄陈得善及亡嫂，庆廷即怀玉、庆延即怀京、庆建即玒、庆迴即白，均是得新之子，还有孙辈，这不也足以说明一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