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概述

二、研究方法概述

欧洲科技文化研究应当注意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发生学方法。

应当说，具备上述特点的严格意义上的“科技文化”的形成是欧美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欧洲科技文化有一个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熟的发生发展过程。独立、完整、成熟的科技文化只能在一定的先行基础和文化背景上产生出来。应以上述四个特点为标准和参照系，去追寻和发掘在成熟的科技文化形成之前人类文化所包含的科技文化的萌芽、胚种或因素。正是后者构成了科技文化的前身或来源。我们称存在于人类早期文化之中并作为科技文化之前身或来源的其他文化因素的总和为“古代科技文化”或者“前科技文化”。所谓古代科技文化，本质上属于一种共同文化或混合文化。构成这种混合文化的是在礼仪传统、工艺传统、图腾崇拜、神话、巫术、宗教、神学、哲学乃至常识中所蕴涵的与后来科技文化的形成有关的因素。只是古代科技文化的不同阶段所包含的各种文化因素的组合及标志有所区别、主体有所不同而已。比如，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前科技文化，以经验传统与幻想知识为标志，主体首先是巫师和祭司，其次是工匠。而古希腊的前科技文化，以理性的自然哲学为标志，主体是古代哲人。在欧洲中世纪，前科技文化以宗教神学为标志，主体是当时唯一受教育的僧侣。一句话，如果在古代和中世纪存在科技文化，那么它们或者从属于经验性传统或幻想性知识，或者从属于哲学、神学，且与其他文化因素浑然一体，作为共同文化而存在。当然，前科技文化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形态各异，延续时间不等，但有着基本的共同点，即以农业、畜牧业和相对较弱的手工业为其物质基础，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则以血缘、宗族为基础。在这个漫长时代，人对自然的征服欲望和崇仰心理尚未分化，人类崇拜大自然，将自然的结构、功能和属性当做自己行为的准则。这是以大自然为载体的文化，可以称为自然文化。

以思想启蒙为宗旨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重大的事件。它导致了人类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文化变革能够与之相比。从此，严格意义上的科技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中相对独立的亚文化体系——才得以形成。不妨把由此而至19世纪末的科技文化称为“近代科技文化”。由哥白尼开始至牛顿结束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和随之而来的蒸汽机革命，及以电磁理论等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和紧随其后的电力与内燃机革命，不仅推动了世界范围的产业革命，而且带来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但是绝不能错误地认为近代科技文化仅仅表现为器物层次上的进步。首先，近代科技文化初步完成了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制过程。16世纪中叶西欧创办的科学社团标志着科学社会建制已初见端倪。17世纪中叶以后，以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柏林学院、彼得堡学院为代表的一批官方科学组织的建立，标志着科学活动的初步体制化。此后科学与工业、科学与大学的结合，为科学活动的专门化、职业化创造了必备条件。其次，在近代科学传统中逐渐确立了由逻辑理性、数学理性和实验理性所构成的科学理性精神，从而为科学知识的条理性、精确性和可靠性提供了保证。同时，在科学知识生产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保证了人类科技活动自身的健康发展。

其次，是系统论方法。

从方法论上讲，研究世界科技文化史，除了上述的逻辑前提外，还要特别注意科技文化系统本身层次的完备性。这并不等于说科技文化的影响现在已经渗透至人类文化的所有层次。实际上，恰恰是因为目前科技文化还没有全面地影响人类文化的各个层次，我们才有必要强调它的完备性问题。在整个近代乃至现代初期，科技文化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主要和大量地表现于器物层次；与此相比，它在制度层次、行为规范层次和价值观层次上，对一般文化的影响还相当薄弱。由于过分注重器物层面的科技文化对迅速改善人类物质生活的功效而忽视它的其他层面的一般文化价值，势必导致技术理性的畸形膨胀和价值理性的萎缩，反过来又影响了科技文化自身的健康发展。历史表明：近代科技文化不是最理想的文化形态。它本身蕴涵着深刻的矛盾。近代两次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但是，人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因此，早在18世纪卢梭就批评科技发展泯灭了人的本性，使人性受到压制，只是这种思潮当时不可能引起什么反响。而后来的马克思尽管不是笼统地批判科学技术，而是把科学技术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的力量，但是他在《资本论》中对于技术异化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与我们现在讨论的科技文化的完备性问题有关，只是对这个问题的彻底揭示是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可以说，今天哲学界的不同流派以及各种人文主义代表人物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这种努力的继续。

现代物理学革命波及整个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引发了现代科技领域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全面革命，它一方面在基础研究中逐步揭开了自然界的奥秘，另一方面在技术领域中硕果累累。现代科技呼唤出的巨大自然力，深刻而迅速地改变着现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从而成为现代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然而，近代科技文化中潜伏的矛盾如今虽在表层上得到某种缓解，在深层却有所加剧。20世纪中叶以来，与科技成果应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环境与生态破坏、人口爆炸、能源与资源危机以及核战争危险等全球性问题的总爆发，使人们意识到：为人类创造了丰裕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现代科技文化，并未完善到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给人类带来全面的自由和解放，却潜伏着造就单面人和单面社会的危险。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弗洛姆惊呼：“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¹⁰⁾技术悲观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思潮的有些观点尽管较为极端，但世人对这些警示却不可等闲视之。造成西方文化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种危机并非现代科技发展的逻辑必然，更不是弘扬科学精神的结果，而是由于现代科技文化中的人文取向尚未渗入人类文化的制度层次和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层次，以及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协调所致。解决当代文化危机的途径绝不能是费耶阿本德所主张的“告别理性”⁽¹¹⁾，或某些生态主义者所主张的“回到人类原始状态”，甚至从根本上取消科学并且否定人的价值，而必须在人本主义框架下重建科学理性和人类生存法则，努力面对（而不是回避）两种文化的冲突，人类的精神家园才不致因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而丧失。

再次，是历境主义方法。

对于欧洲科技文化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属于历史研究的领域，具体地说，是属于科学社会史研究的领域。这里涉及科学编史学的某些方法。对于科学史界有争议的事件、人物、问题，比如，如何评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天主教文化对于近代科学发生的作用问题，还比如是否存在所谓“哥白尼革命”的问题，要运用历境主义（Contextualism）史学的方法，而不是当下主义的方法，从而准确地提出我们的见解。

国际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曾经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产生于文艺复兴后不久的西欧，而未能产生在曾有过科学技术高度繁荣历史的中国？这就是令学者们争论不休的“李约瑟难题”。这个问题一经提出，便成为科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撩拨着当代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神经，也成为科学史家思考的经久不衰的兴奋点。国内有些科学史家曾经武断地提出“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才是科学发展的更重要的动力”，“近代科学产生在欧洲并得到迅速发展是由当时当地的条件决定的，不必到1400多年以前的希腊去找原因”⁽¹²⁾等观点。这里所谓“当时当地”，仅仅是指近代科学产生的那个时间和地点——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然而,科学作为认识的“现实的整体不只是结果，而是结果连同其生产过程”⁽¹³⁾。科学作为人类认识形式，不仅包括作为这种活动结果的知识体系，而且包括产生该体系的全部活动过程。如前所述，欧洲近代科学文化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从纯粹的虚无中产生的，它是人类认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作为人类认识进化链条的一个环节出现的。换句话说，欧洲科学文化只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前科学时期的准备和孕育阶段之后，才最终在近代以“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¹⁴⁾ 的形式被建立起来。

由于长期意识形态判别的禁锢和影响，人们往往片面理解经典作家的论述，甚至认为近代科学就是从批判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开始的。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辉格式倾向，只看到近代科学对古希腊科学的革命与断裂，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继承与连续关系。辉格科学史的重要失误就在于，它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这种方式很容易把历史上的人物分成“英雄”与“恶魔”、推进进步的人和阻碍进步的人。不少科学史家只注意描述构成他那个时代主题的各种因素的形成过程，而很少考虑被现代科学视为错误的理论，比如以太学说、炼金术、巫术以及伽伦的生理学理论，等等。

从思想史的角度讲，近代科学对于古希腊科学是否只有批判关系而没有继承关系？历史发展是否只有阶段性，而没有连续性？其实，希腊文化的很多前科学因素，特别是其理性精神，在中世纪都以某种蕴涵的形式或者是歪曲的形式保留了下来，而在科学方法论方面甚至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发展。如仅从科学知识成果的角度看问题，就会无视这些促进近代科学产生的因素，而对近代科学发生动因的解释就会成为一种非历史的解释。还有些学者认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方法和近代科学毫无共同之点”⁽¹⁵⁾。然而，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沃尔夫说，“近代科学的开创者们满脑子都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精神”⁽¹⁶⁾。哥白尼和开普勒十分强调太阳中心说数学上的和谐性和简单性，认为这是太阳中心说所以是真理的最好证据。

某些学者采取当下主义的立场，强调从所谓“现实的需要和提供的条件”来说明近代科学产生的动因，其实主要是指科学产生所需的适宜的外部环境。这里不外包括：一是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不断高涨。但是，仅从科学外史即社会史的角度，用所谓“当时当地”的社会背景来解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生是不充分的，也是对历史唯物论的片面理解。因为，第一，科学发生的动因不仅包括生产力发展对科学的迫切需要，还包括人类非生产性活动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特别是科学内史因素的孕育与推动。第二，外史的动因必须通过内史的动因才能发挥作用。一些人固守恩格斯在未完成著作《自然辩证法》中关于中世纪“黑夜”说的观点。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近代科学怎样从一种所谓“茫茫黑夜”状态下突然地产生出来？因此，要回答近代科学发生的动因问题，必须根据社会史和思想史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努力挖掘近代科学植根其中的古希腊科学思想和理性传统如何经过中世纪的漫长演化而为近代科学提供了精神准备。其实，在恩格斯正式发表的著作里谈到中世纪在科技史上的地位问题时曾经正确地指出：“中世纪被看做是由于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下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伟大民族，以及14—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的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¹⁷⁾遗憾的是，人们对于这样精辟的论述却置若罔闻。

总之，研究科学史必须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历史发展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科学发生与发展的思想史（内史）动因与社会史（外史）动因的统一。否则，难免陷于置“伟大的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于不顾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