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研究方法论概述

一、目录学研究方法论概述

(一)研究方法论定义

方法论是有关方法的理论与学说，它是一种概括性的知识，或者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也是人造的思想体系，属于主观辩证法的范畴，同时也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若离开认识主体也就没有方法论可言。由于任何劳动都有方法论，那么，从事科学劳动，在精神产品生产中的方法论，就称为科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是有关科学知识的精神生产理论，不涉及精神生产过程中的其他条件，只是研究精神生产过程本身的规律性，研究科学创造方法的问题。人类的创造性精神生产过程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创造的心理学问题，如科学创造中的想象、直觉、灵感等，这个方面同人的天赋、才能关系较大;二是科学认识的逻辑方法论问题，包括从获得关于对象的信息到加工这些信息，形成概念和理论的一系列问题，这方面主要取决于后天的教育、培训和培养。至于科学中敏锐的洞察力和鉴赏力，则是以上两个方面结合的产物。在实际的科学研究中，这两个方面是互相交叉、互相补充的。可以说，人类有科学劳动之日，就是方法论建立之时，迄今为止，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然哲学时代、分析方法论时代和综合方法论时代。

科学方法论能正确地指导我们运用和寻求适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它是有关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学说。一般来讲，科学研究方法不等同于工作方法，也不是对具体科学研究方法的分门别类的介绍，而主要是进行科学研究的理论、原则、方法和手段，必须能够进一步对各类方法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分析、综合与评价，并且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同时，科学研究方法作为主体对研究对象的一种思维活动，研究对象也直接制约着科学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对象的层次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层次性;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规定性。^[17]研究一门科学，肯定要采用一些方法，包括本学科的方法与借鉴的其他学科方法，这些方法是学科研究与学科发展的润滑剂。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其科学研究方法也是不同的。

(二)研究方法论是目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一种方法论基础之上的许多理论、概念彼此密切相连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一门学科有它的方法论，其方法论离不开其理论体系，是其理论体系的一个极重要组成部分。目录学的研究方法论也是目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30年代，姚名达先生在《目录学》中首创了“理论－历史－方法”的目录学结构体系。1982年，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合编的《目录学概论》也采用“论、史、法”体系，并第一次将书目方法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把它作为目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来研究，在吸收古代目录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改进和完善目录学研究方法对于提高目录学科学水平的重要作用，并介绍了国外将社会学方法、数学方法、系统方法等用于目录学实践的情况。朱天俊也认为“目录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由目录学理论、目录学历史和目录学方法组成的。”^[18]1986年，彭斐章等编写的《目录学》根据书目情报服务、现代化技术和组织管理的发展以及时代的需要创立了“基础理论－方法技术－组织管理”这一新的目录学结构体系。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目录学方法在目录学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目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得到了大家的共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论史法”体系中的“法”，还是其他体系中的“法”，多指的是书目编制法，所研究的是对原始文献进行情报加工的方法，而不是目录学的方法，不是从事目录学学科研究的方法研究。对目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具体的方法，而且要在研究个体方法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归纳目录学的方法、内容、体系及其结构，最终达到建立、架构目录学方法论体系的目的，从而指导目录学研究与实践逐步向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迈进。

(三)目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

对目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多见于少量的著作中。1980年，彭斐章、谢灼华发表的《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强调“开展目录学方法研究，使之真正建立在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并提出应注意比较目录学、书目计量学、书目控制论等目录学新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动向。1982年，乔好勤在《现代科学技术与目录学的发展》一文中提出目录学要“吸收其他学科领域里的知识，移植科学史上出现的各种方法，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并在1988年的《我国近十年目录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进一步认识到“目录学方法是一个整体”。1984年，彭斐章、谢灼华发表《对当前目录学研究的思考》一文，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目录学知识数学化，目录学运用新的科学方法、调研方法、统计方法的改进提高，传统方法改进与深化，建立书目计量、书目控制和比较目录学等。1986年，彭斐章等在《目录学》教材中提出“目录学应拥有现代研究方法，以提高学科水平”，并在1991年的《论当代目录学的发展趋势》一文中进一步提出要“促进目录学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应从目录学这块沃土中寻找各种方法的生长点，使目录学方法的应用更加科学化、多样化，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方法论体系”。1990年，柯平在《当代中国目录学研究的评论》中提出:“我国目录学的研究模式正向多种方法的整体发展，进而形成目录学的方法论体系”，“目录学方法论体系必然由哲学、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研究方法3个层次组成”，并于1991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目录学的核心方法首先是系统方法。1994年，马芝蓓的《当代目录学方法论体系探讨》一文对目录学方法论体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认为目录学研究方法根据普遍性程度差异，从高到低分为3个层次，即哲学方法、目录学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这些对目录学方法论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目录学的研究方法体系。

我国对目录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经历了从自发运用到逐渐开始自觉运用，从定性方法向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的历程:1949—1976年，定性研究方法占有明显优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目录学领域的指导地位;1977—1979年，研究方法与前一时期无大的变化;1980—1983年，定性方法仍占优势，新方法尚处于引进与认识阶段，运用较少，是新旧交替时期;1984—1994年，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目录学各分支学科的较为系统的介绍与一定程度的运用，初步形成了目录学的专门方法的核心。^[19]随后，人们对目录学研究方法的认识逐渐深化，运用也逐渐灵活。目录学研究方法最终实现了经验描述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结合、本学科方法与其他学科方法的结合和具体方法与方法论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