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古典目录学研究述评

2005—2009年古典目录学研究述评

司马朝军　童子希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　要】本文总结了近五年古典目录学在基本理论、目录类别、目录学史等方面的成败得失。今后的发展趋势主要包括古典目录数字化研究、古典目录与出土文献研究、古典目录的比较研究、古典目录的计量研究及文化哲学的探讨。

【关键词】古典目录学　研究述评

Overview of Classical Bibliography Research：2005—2009

Sima Chaojun Tong Zixi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The papermakes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classical bibliography from 2005 to 2009 and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of classical bibliography about basic theory，bibliographic types，Bibliographic history and speculation and so on.The trends of classical bibliography research includes digitalization of ancientbibliographies，ancient bibliographies and unearthed documents，comparison on ancient bibliographies，classical bibliography research based on bibliometric analysis，the cultural and philosophical study of classical bibliography.

【Keywords】Classical Bibliography overview

1　引言

如果说以目录学的文化研究为代表的深层次目录学研究是20世纪目录学发展的主要特征，那么数字化就是新世纪目录学的发展特征。2005年，柯平教授率先提出了“数字目录学”的新概念，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9年11月，国家图书馆举办“数字化时代古籍目录学的发展”研讨会，对古籍编目、书志撰写、古籍资源库与知识库建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毫无疑问，数字化将成为目录学变革的新方向。

本文首先由司马朝军确定写作大纲，然后再由童子希搜集资料，撰写初稿，最后由司马朝军补充资料，加强评论，三易其稿，始告完成。由于时间关系，加之水平有限，难免存在谬误，敬请行家教正。文中批评不留情面，直言不讳，童言无忌，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但论是非，不计利害，一切以学术标准为出发点，不惟上，不惟虚，只惟实。知我罪我，悉听尊便。

2　研究状况

2.1　论文

以“目录学”、“古典目录学”、“传统目录学”、“古代目录学”、“古典目录”等为关键词检索中国期刊网，时间限定为2005年至2009年，经过选择，得到有关古典目录学研究论文467篇。为了多角度反映此期古典目录学研究状况，我们从年度分布、著者分布、主题分布三个角度进行了统计，见表1至表3。

表1　年度分布表

表2　作者分布表

表3　论文主题分布表

从表1可以看出，每年的发文量大致在100篇左右波动，2008年达到最高的119篇，5年内的论文数基本呈波浪性发展趋势，这表明古典目录学研究在21世纪初期呈现平稳态势。

表2列出了在古典目录学领域发文量较多的作者，这些研究者可以作为目前古典目录学领域的核心作者。古典目录学领域的著者分布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核心作者在地域上较为分散，来自我国的不同地方，如湖北、黑龙江、四川、宁夏、安徽、吉林、江苏等;第二，核心作者主要集中在高校，尤其相对集中在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这说明高校仍然是该领域的主力军。

从表3可以看出，目录学史方面的论文计375篇，占总数的80.2%。目录学史的研究一直是古典目录学研究的重点，两汉、宋代较多，尤其集中在清代。与目录学史研究相比，古典目录学理论则显得较为冷清，仅35篇论文发表，不及目录学史论文数的十分之一。

2.2　著作

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出版的古典目录学研究著作共有34部，下面择要述之。

其中关于古代目录学研究的著作有8部：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5)、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合肥：黄山书社，2007)、唐明元《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徐有富《目录学与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与《〈四库全书总目〉精华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张传峰《〈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陈晓华的《“四库总目学”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与《〈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李裕民先生的《四库提要订误》对原作做了较大的修改，纠正了若干错误，新增176条，共收450条，其说多可信从;他用力甚殷，精益求精，体现了可贵的史家风范。张传峰的《〈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较其博士论文虽有所增益，但仍然不具备批评价值。其他各种，我们将在相应地方再作点评。

关于版本目录研究的学术刊物有沈乃文主编的《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一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作者阵容强大，名流文章甚多，颇有可观。

关于小说书目研究的著作有：潘建国《中国古代小说书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古代小说书目简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有关目录学的论文集有5部：王绍曾《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王国强《古代文献学的文化阐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王新才《中国目录学：理论、传统与发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柯平《从文献目录学到数字目录学》(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倪晓建《目录学与文献利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王绍曾先生是20世纪后期比较重要的目录学家之一，由其嫡传弟子王承略教授编次的这部论文集，可以说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其他几种是当今目录学界的几位佼佼者的论文结集。王国强教授的《古代文献学的文化阐释》一书颇多非常可怪之论，他对古典目录学传统持激烈的否定态度，不免惊世骇俗。而王新才教授认为，传统不是被驳倒的，而是被继承或取代的⁽¹⁾，故作持平之论，态度较为可取。肆意否定传统，故作惊人之论，哗众取宠，华而不实，此种浅薄学风，破坏甚烈，危害甚大。动辄反传统，蚍蜉撼树，自不量力!章学诚有句名言：“心不平不可以论古。”旨哉斯言!陈寅恪主张持同情之理解，良有以也!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治学法宝，也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治学箴言。

关于目录学家研究的著作有8部：徐光无撰《刘向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郝润华、武秀成撰《晁公武陈振孙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傅璇琮、施孝峰主编《王应麟学术讨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王嘉川撰《布衣与学术：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鲍永军撰《史学大师：章学诚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陈仕华主编《章学诚研究论丛》(台北：学生书局，2005)，张晶萍撰《叶德辉生平及学术思想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3　学位论文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的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与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得到关于古典目录学的博士论文9篇，见表4。关于古典目录学的硕士论文有58篇，见表5。

表4　博士论文一览表

表5　硕士论文一览表

续表

续表

从以上二表可见，研究形式多样化，或以专书为研究对象，或以专人为研究对象，或以专题为研究对象，或进行综合研究，选题覆盖面越来越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我们也注意到，目前研究中还存在一些弊端，特别是学术规范方面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3　古典目录学基本理论

3.1　目录与目录学

目录与目录学的概念是古典目录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尹海江认为，无论是从目录学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是从目录学这一术语的历史沿革来考察，都应该将这一学科取名为目录学。⁽²⁾傅荣贤根据近百余年来出土的简帛文献，提出了五点关于中国古代目录的新认识：第一，刘向之前已有作为二次文献的一书目录，它只有“目”而没有“录”;第二，刘向之前已有置诸书前的一书目录，“古书目录，往往置于末”之说并不准确;第三，目录之“录”不是指刻木为书，其意应训为“次第”;第四，《易传·序卦》并不是“莫古于斯”的最早一书目录;第五，汉代已出现法律专科目录。⁽³⁾

3.2　目录学的起源

张开选认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开创于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时期(从远古到秦朝)、发展时期(西汉至宋朝时期)、鼎盛时期(元明清时期)、失去“显学”地位的退守时期。古典目录学的核心思想仍然是现在目录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目录学研究要以目录工作实践为基础，加强同其他学科的横向联系与合作。⁽⁴⁾我们认为，把元、明划为古典目录学鼎盛时期似有不妥，因为元代的目录著作除了《文献通考·经籍考》外乏善可陈，《宋史·艺文志》为人诟病，私家目录也寥寥无几，明代《文渊阁书目》和《国史经籍志》亦受人指责。林霞提出了真正的目录学是在南宋郑樵的《通志·校雠略》之后才形成的新观点。⁽⁵⁾看似新颖，不过仅以出现第一部目录学专著(即《通志·校雠略》)作为支撑，似乎证据比较薄弱。

3.3　目录学的方法

目录学的方法主要包括解题、互著与别裁、分类三种方法，其中提要、互著与别裁属于文献揭示方法，分类属于文献组织方法。

3.3.1　解题

高长青认为刘向首先创制叙录体，开目录学之先河。《别录》由此成为中国古典目录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我国第一部书目提要。叙录体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①叙录为后世的编目工作树立了典范;②揭示原书学术思想，评论得失，从而指导读书治学;③刘向、刘歆开创的为每一部书撰写叙录的方式已成为我国目录学方法的优良传统。⁽⁶⁾钟向群指出，辑录体的特点是广泛辑录与某书相关的资料来揭示这部书籍的内容，并进行评论;辑录体的意义主要有：①利于学者研究;②拓展读者眼界;③扩充研究领域;④校勘和辑佚部分文献。⁽⁷⁾

3.3.2　互著与别裁

互著与别裁是我国目录学中重要的辅助著录方法，是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章学诚对互著与别裁的理论进行了总结。互著别裁起源于何时，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

张冲认为《七略》已经含有了互著别裁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的应用不是有意识的，而是由当时书籍的具体条件所造成的，互著别裁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包括：①基于古人写作的特点;②基于中国古代分类体系的特点;③基于目录学要求实现“整体性”的特点。⁽⁸⁾张守卫认为最先发明“互著”和“别裁”法的书目应当是南宋末年陈振孙编著的《直斋书录解题》。陈振孙已在其《解题》中多处使用了“互著”和“别裁”这两种辅助性的文献著录方法，不仅在使用“互著”的时间上要早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而且在使用“互著”的范围和意识方面也大大超过了马端临及其《文献通考·经籍考》。⁽⁹⁾李丹提出，率先采用互著法并发明别裁法的应该是编于嘉靖十九年的《百川书志》，其后，嘉靖中期的《宝文堂书目》，万历三十年的《红雨楼书目》以及万历后期的《澹生堂书目》，有的采用了互著法或别裁法，也有两法并用者。⁽¹⁰⁾

以上观点不无可取之处，但我们以为，《七略》最早使用了互著与别裁法。《汉书·艺文志》：“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¹¹⁾章学诚《校雠通义》：“刘歆《七略》亡矣，其义例之可见者，班固《艺文志》注而已。《七略》于兵书权谋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九家之书，而儒家复有《荀卿子》、《陆贾》二家之书，道家复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四家之书，纵横家复有《苏子》、《蒯通》二家之书，杂家复有《淮南王》一家之书，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子复有《墨子》之书。惜此外之重复互见者，不尽见于著录，容有散逸失传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书两载，则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¹²⁾班固称“省”说明他认为十家之书相同因而省去，十家之书当为《七略》所载，也就是说《七略》使用了互著法。《七略》分别著录了《弟子职》与《管子》、《三朝记》与《记》、《孙卿赋》与《孙卿子》，其中《弟子职》、《三朝记》、《孙卿赋》可能原为单行本，可以裁出单独著录，因而《七略》也使用别裁法。但《七略》使用的互著别裁局限于某些类目中，还不成熟。

3.3.3　分类

四部分类法是古代目录的主流，应用最广，因而对它的研究最多。四部分类法的起源问题尤其受人关注，到底起源于郑默《中经》还是荀勖《中经新簿》，学者争论不已。

唐明元把学术界对四部分类法起源的观点分为三类：一是以余嘉锡、王重民、王欣夫为代表，认为四部分类法起源于荀勖之《中经新簿》。二是以汪辟疆、来新夏、谢德雄为代表，认为四部分类法起源于郑默之魏《中经》。第三种观点为姚名达所独有，认为四部分类法既不是源于魏《中经》，也不是源于荀勖《中经新簿》，而李充之《晋元帝四部书目》。同时他认为荀勖《中经新簿》为四部分类法之祖，主要理由：(1)《新簿》系“因”《中经》而作，但同时也都先言《新簿》，后言四部;(2)“更”应理解为“改”、“改变”之义，“更著《新簿》”则应为“改著《新簿》”，方符作者之本意;(3)谢德雄认为“朱紫别矣”乃郑默《中经》采用四部分类法之重要证据，不能让人信服;(4)至于《隋志》为何不著录《中经》，很可能此时《中经》已亡佚。⁽¹³⁾张固也从《晋太康起居注》、《晋起居注》、《晋书》等文献中挖掘出新的史料，并据此提出，晋武帝分秘书图籍为甲乙丙丁四部的记载，与《七录序》、《隋志》完全相符，则可以作为荀勖创立四部分类法的新证据。四部分类法的产生与魏晋职官制度变革有关，图书分为四部与秘书郎定为四员，可能是一种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魏末司马师当权，《晋书·景帝纪》载：“或有请改易制度者，帝曰：‘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军事，不得妄有改革。’”因而魏时虞松、郑默就不太可能创立四分法。⁽¹⁴⁾董恩林认为郑默《中经》首创四部分类法，主要理由为：一是郑默出身经学世家，曾任校书郎，具备首创分类法的条件;二是郑默所处时代书籍散佚严重，编次不完整，不得不简化《七略》的分类法;三是《北堂书抄》卷五十七“秘书郎”条、《太平御览》卷二三三“秘书郎”条均引用了一段材料：“《晋太康起居注》曰秘书丞桓石绥启，校定四部之书。诏遣郎中四人，各掌一部。”这段材料是重要的证据;四是现存所有古籍著录荀勖《新簿》，均名为《中经》、《晋中经》、《晋中经簿》、《荀勖中经簿》，尚未见名之为《新簿》或《中经新簿》的，因而“新簿”不是荀勖所编目录的名称。⁽¹⁵⁾

3.4　目录学的作用

目录学对读书、治学有重要的作用，与文化、学术史有密切的联系。近年来对目录学作用的研究主要围绕学术文化史展开。徐有富先生认为，目录是记录精神财富的数据库，目录学与中国学术史关系非常密切：书目的分类能够反应学术的发展状况;书目的著录情况也清楚地反映了某个时期学术发展的状况与某类学术的发展变化;书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还能通过书目的序来实现，书目的序包括全目之序，大类之序、小类之序，皆有学术批评的作用。⁽¹⁶⁾徐有富先生的《目录学与学术史》一书，择取《汉书·艺文志》、《七录》、《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元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目录学名著，从文献聚散、类别分离、序跋评说等方面入手，辨析古代学术各门类的兴衰分合，从中觇见中国学术思想的起伏变迁与学术发展的大趋势。⁽¹⁷⁾但书中没有一条脚注，似乎有点不合规范。余训培认为目录学能够承担学术史研究职能是有约束条件的，约束条件是文献生产和交流的相对封闭性。当特定的约束条件被改变了以后，目录学的学术史职能也就不复存在了。⁽¹⁸⁾付先华探讨了文化与目录学的相互关系：文化传统的演绎影响和推动着目录学的发展;目录学又以其特有的方式积累、整理、传承、引导和开发着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文化。⁽¹⁹⁾

4　目录类别

学者对目录类别的探讨集中在史志目录、佛经目录、戏曲目录等方面。相比以前，对佛经目录和戏曲目录的目录学研究更加深入。

4.1　史志目录

史志目录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周旖从史志目录的著录格式、内部结构、著录项目的设置和著录方法三个方面揭示了史志目录书目著录的沿革情况。⁽²⁰⁾叶树声认为清儒修补正史艺文志的不足在于：删去《明志》所附宋末、辽、金、元人著述的做法欠妥;补志收书重复较多;补志收书有的不可靠;补志收书有的断代不严。⁽²¹⁾张艳丽、范红霞对清代金门诏、黄虞稷与卢文弨、钱大昕三家补元史艺文志进行了比较。⁽²²⁾伍媛媛对清代以来出现的补史艺文志著作进行全面梳理研究，分析了补史艺文志在目录分类体系和具体类目设置两方面的基本情况。⁽²³⁾朱新林力图对曾朴《补后汉艺文志并考》的学术贡献和缺点作出合理的评价，揭示曾朴的史学和目录学思想。⁽²⁴⁾

4.2　宗教目录

4.2.1　佛经目录

党燕妮认为，佛经目录于目录学方面最大的成就和影响在于其十分严谨完备的分类体系，道安《综理众经目录》最早建立了佛经分类体系，隋唐佛教大盛，佛经目录的分类体系亦发展成熟以至确立。⁽²⁵⁾郑朝彬考证了佛经目录《众经别录》的撰著时间及体例，并着重论述了《众经别录》在目录学以及佛教文献分类学上的贡献：①《众经别录》是现存最早的佛经目录;②《众经别录》于每经后皆有小注，注明宗旨或主要内容，多数经典还注明译者及译时;③《众经别录》以“五时判教”思想作为分类原则，首次以大小乘判别佛经;④注明佛经的翻译风格及水平，利于指导读者。⁽²⁶⁾曾友和总结了道安《综理众经录》在佛典目录学上的贡献：①总集名目，标列译人，诠品新旧，奠定佛典目录学之基础;②编目态度严谨，考辨务实有据，开创佛典目录编制之典范;③穷源至委，竞其流别，彰显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精髓。⁽²⁷⁾杨之峰论述了智旭《阅藏知津》对历代佛经目录所进行的改革：打破《开元释教录》以来的分类结构，建立完备的分类体系;改变《开元释教录》单译本、重译本各自排列的编排方式，合单本、重本于一处;改变以往解题目录单部解题的做法，对重译本分组做题解。⁽²⁸⁾

4.2.2　道教目录

胡遂生、付鹏从修道经历、修道主张、整理道教经典、整顿道教组织和道教著述五个方面叙述了陆修静的生平，认为《三洞经书目录》首次提出了按照经书来源分类的“三洞”分类法，奠定了后来《道藏》的分类方法基础，也成为此后编辑经书目录的指导思想。⁽²⁹⁾杨光文也对陆修静的道教目录学贡献与历史地位进行了介绍，认为陆修静是三洞说的集大成者和以三洞说用于道经分类的创始者。⁽³⁰⁾

4.3　专科目录

4.3.1　经解目录

朱彝尊《经义考》是清初最重要的经学目录著作，它从目录学角度，对清初以前的经学著述之目及其分类、存亡、阙佚等情况详加考述，可称是一部具有示范意义的经学专科目录，《经义考》所建立的经学目录的新体系，在经学史上也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张宗友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审视《经义考》的问世原因，指出该书既是中国经学与目录学发展的结果，也是清初征实学风影响下的产物，同时还是朱彝尊生平经历与治学旨趣相互作用下的学术结晶。⁽³¹⁾张宗友的《〈经义考〉研究》一书是研究《经义考》的最新成果，该书前述七章，分析了经学目录的形成与流变，讨论了《经义考》得以产生的学术动因;然后分别从条目、分类、提要、按语四个方面，详细考察了《经义考》本身的结构与内容;最后探讨了《经义考》与前代文献的关系及对后代著述的学术影响。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经义考》本身存在许多致命弱点，学术界对它的基础研究还很不够，这势必影响研究的深入。我们正着手对《经义考》进行疏通证明，探明史料来源，以期为《经义考》的研究搭建更为坚实的平台。

4.3.2　历史目录

乔治忠对《史籍考》编纂中的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周震荣才是《史籍考》的首倡者。⁽³²⁾林存阳把《史籍考》编纂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在毕沅主持下的酝酿和初纂，其中章学诚是关键人物;第二阶段为谢启昆主持下的续纂，胡虔、钱大昭等人用力颇勤;第三阶段为潘锡恩主持下的再度续纂，发凡起例，尤以许瀚为最。⁽³³⁾

4.3.3　语言文字目录

陈然的硕士论文《〈小学考〉研究》从成书情况、体例内容、提要、按语、书目及提要文字的史料来源、价值与不足六个大的方面对《小学考》进行了研究，结构清晰，内容完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小学考》的学术价值。该文若能在深度与广度上有所提高，则对研究《小学考》意义更大。当然，《小学考》也需要疏通证明，探明史源，甚至扩编。

4.3.4　戏曲目录

周汝英总结了《录鬼簿》在目录学史上的主要贡献：按作者进行分类;只收录有元一代剧作家的戏曲剧目;打破了古代目录不收戏曲文献的传统。⁽³⁴⁾王瑜瑜回溯了20世纪至21世纪初100多年时间里数部重要的古代戏曲专科目录文献的整理研究历程;回顾了与戏曲著录关系密切的中国古代私人藏书目录的整理研究状况;客观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戏曲目录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为今后相关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³⁵⁾杜海军认为戏曲目录在我国目录学史上是产生较晚的分支，在著录方式、分类方法、著录重点方面与综合性目录皆有极大的不同，对目录学多具补充和发展之处。⁽³⁶⁾倪莉了分析各时代戏曲目录提要的体例结构、内容及其客观性，以及戏曲目录提要与普通目录提要的区别。⁽³⁷⁾

4.4　特种目录

4.4.1　禁书目录

刘孝平把明朝禁书分为七类：禁天文图谶、邪教异说，禁“奸党”文字，禁亵渎帝王圣贤的词曲、小说、纪闻，禁民间私刻历书，禁冒犯程朱理学，禁八股文选本，禁官颁教材违制改制。⁽³⁸⁾

4.4.2　版本目录

曹之先生认为，《出三藏记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版本目录。《出三藏记集》的“总经序”和“述列传”相当于书目提要，“总经序”实开辑录体目录的先河，“述列传”与王俭《七志》实开传录体目录的先河，《出三藏记集》著录了多种佛经版本，考证了版本派流，并找出了善本，鉴定了佛经的伪本，《出三藏记集》还从译者、执笔者、传抄者、注解者四个方面分析了产生同书异本的原因。⁽³⁹⁾曹之先生还认为，《隋志》既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经史子集命名的史志目录，又是一部版本目录，其《总序》部分是一部写本目录，而正文部分则著录了大量的同书异本。作为版本目录，《隋志》产生的背景在于唐代古籍版本学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更大发展。⁽⁴⁰⁾业界一般将“版本目录”从狭义加以界定，而曹之先生往往从广义着眼，故多有石破天惊之论。

4.4.3　善本目录

近几年出版的善本目录有：翁连溪编《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北京：线装书局，2005)，沈津著《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山东大学图书馆编《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济南：齐鲁书社，2007)，山西省图书馆编《山西省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济南：齐鲁书社，2007)，严绍璗编《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天津图书馆编《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梁戴光主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提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等。这些目录也有不少是解题目录。

4.4.4　敦煌吐鲁番目录

许建平的《敦煌经籍叙录》是近年敦煌经部典籍整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改变了此前经部文献整理和研究成果零散分布于《诗经》、《论语》、《尚书》、《左传》等少数几经的状况。该书对于敦煌经籍文献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是迄今著录敦煌经籍文献最为全面和准确的叙录。⁽⁴¹⁾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吐鲁番文书总目》由于著录规范、收录完备、学术价值高而受到学界的好评，代表了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最新水平。该书分为中国收藏卷、日本收藏卷和欧洲收藏卷。日本收藏卷对流散到日本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形成了日本收藏吐鲁番文书的总目。对于日本一些收藏颇丰，已有过全面拟题的编目，在充分尊重日本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加以登录和补充，对于一些没有编目的馆藏，则依据每件图版做了新的订题编目。⁽⁴²⁾欧洲收藏卷则提供了德国、英国、俄罗斯、土耳其、美国5个国家以及6个收藏单位的吐鲁番文书目录。每件文书都包含现在的馆藏编号、最早的原始编号、文书定名、语言种类、长宽尺寸、存字行数等重要的信息，并以缩略语的形式提供有关此文书此前刊布或研究的参考文献。⁽⁴³⁾

4.4.5　辨伪目录

司马朝军的《文献辨伪学研究》一书对重要的辨伪目录进行了深入研究。如第二章分析了宋濂《诸子辨》的特点，总结了胡应麟《四部正讹》的辨伪学贡献，第三章挖掘了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的学术价值，第四章从文本、作者、著录、比勘、佚文、编例、名物制度、情理及其他八个方面归纳了《四库全书总目》的辨伪方法，第十一章将《伪书通考》与《总目》详加比勘，指出《伪书通考》大量抄袭《总目》。⁽⁴⁴⁾

李鹏的《〈四部正讹〉研究》对《四部正讹》的成因、内容特征、伪书类型、辨伪思想、辨伪方法等进行了分析。⁽⁴⁵⁾李鹏还认为《四部正讹》的辨伪指导思想是“求真”，“求真”就是追求图书真实的面目，“求真”辨伪思想实现的保障在于胡应麟严谨审慎，实事求是，无成见，不讥评，在辨伪实践上胡应麟“辨伪”与“辨真”并重。⁽⁴⁶⁾

4.4.6　解题目录

傅璇琮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主要包括传统集部中的别集类与诗文评类，对其中有学术价值、有代表性的著作，分别加以介绍和评议，每一提要大致包括著者生平、内容要旨、学术评议与版本介绍。该书内容充实，收录量大，对促进古典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⁴⁷⁾由江庆柏先生主持整理的《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整理校勘，比较异同，弥补了《四库全书荟要》无独立提要的不足。⁽⁴⁸⁾此外，还有孙琴安的《唐诗选本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张林川、周春健的《中国学术史著作提要》(武汉：崇文书局，2005)，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等，都是此期比较重要的收获。傅璇琮先生主编的《中国古籍总目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在编纂之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问世。

5　古典目录学史

5.1　孔子与目录学

关于孔子与目录学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马海松《孔子在目录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认为孔子的目录学思想萌芽于“六经”编纂的最初实践，孔子所采用的校雠、编排、创建大小序、类目等方法，都属于目录工作的范畴，开辟了许多目录方法的先河。⁽⁴⁹⁾赵永幸提出孔子和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他从传世文献《周易·序卦》、《尚书序》、《毛诗序》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出土文献《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两方面进行了论证。⁽⁵⁰⁾以上两种观点都肯定了孔子与目录学的关系，但我们认为孔子的工作主要是整理文献，并不属于目录工作的范畴，孔子也没有编过真正意义上的目录，因而孔子之时目录学并没有形成，但孔子的文献整理工作为目录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5.2　两汉目录学

两汉古典目录学史是古典目录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研究论文依然集中在《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几部目录书上，研究《别录》、《七略》的论文有9篇，研究《汉书·艺文志》的论文有52篇，但缺乏从整体上对两汉目录学史进行总结的论文。此外，《史记》的目录学贡献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5.2.1《史记》与目录学

张晓光从《史记》著录大量书籍与条辨学术源流两方面讨论了《史记》在目录学上的开创性贡献。⁽⁵¹⁾崇明宇认为《史记》的目录学贡献在于创立发凡起例、条辨学术源流、开创互著法与开创目录学之叙录体。⁽⁵²⁾司马迁的《史记》具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古文献的大量保存。二是对古文献的考信态度。三是以文献为基础的目录学成就，表现为创立发凡，方便检索以及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⁵³⁾

5.2.2　刘向《别录》与刘歆《七略》

傅荣贤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对《七略》进行了阐释，分析了《七略》作为文化哲学的三种前提：①社会历史前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重心从诸子百学到儒家经学转移;②认识论前提：秦汉之际“哲学的突破”——孟喜、京房的“卦气说”;③学科逻辑前提：《七略》的文化观逼近了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具备文化哲学方法。⁽⁵⁴⁾张新民提示了《七略》的时代特征：①《七略》把儒家经典置于首位，体现了儒家思想成为上层建筑的主导思想;②《七略》以《易》为群经之首，反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章六经”的思想文化政策，亦反映了汉初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说及天人感应说的汇合;③《七略》的目录体系体现了汉代经学的主导地位。⁽⁵⁵⁾郭伟宏从《别录》、《七略》出现的历史背景着手，分析了两部书对汉代学术中古文经学的兴起、今古文之争和学术道统的影响。⁽⁵⁶⁾邹贺认为《七略》是刘歆一己之力所创，《七略》之所以采用“六分法”，是为了弘扬《周礼》经义，故比类《周礼》“六典”而六分群书，即治典：六艺略;教典：诸子略;礼典：诗赋略;政典：兵书略;刑典：术数略;事典：方技略。⁽⁵⁷⁾这种观点有助于加深对《七略》的认识。

5.2.3　《汉书·艺文志》

有关《汉志》的研究论文有52篇，反映了《汉志》在古典目录学中的特殊地位。近年来研究《汉志》的专著有傅荣贤的《〈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合肥：黄山书社，2007)。该书对历代《汉志》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了系统探讨，对《汉志》研究史进行了梳理，分为史书注解派、目录本体派、学术考辨派和专题派四派。

尹海江认为《汉书·艺文志》的编次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六艺》是当时的优势学科，《诸子》为《六艺》的支裔，不能与《六艺》比肩而立，但《诸子》地位高于《诗赋》，《数术略》、《方技略》为形而下之器，不能同《六艺》、《诸子》相比。⁽⁵⁸⁾邵磊、蒋晓春利用出土文献对《汉书·艺文志》中保存的相关文献进行重新解释，可见“二重证据法”已经成为研究《汉志》不可或缺的方法。⁽⁵⁹⁾郭洪涛提出《汉志》不立史目的主要原因是现代意义上的史学观念尚未成熟，比如《汉志》中史籍虽多，但辞分散于各目之中;门类不具，史学体系尚未建立。⁽⁶⁰⁾李江峰认为这“东方朔二十篇”不是东方朔“陈农战强国之计”的上书，而是东方朔的作品集，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东方朔作品的选集。⁽⁶¹⁾何小平从学术史的角度，围绕总百家之绪、溯学术之源、明簿录之体三个层面，论述了《汉书·艺文艺》的学术史意义。⁽⁶²⁾陈锦春对历代《汉书·艺文志》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评述，对有关代表性研究论著作出了评价，这对于了解历代《汉书·艺文志》的研究概况有较大的参考价值。⁽⁶³⁾

5.3　魏晋南北朝目录学

5.3.1　郑默《中经》与荀勖《中经新簿》

朱红、唐明元通过对相关史料进行仔细分析，认为郑默《中经》成书于虞松任中书令之后、魏伐蜀之前，即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十月至景元四年(公元263年)五月之间。⁽⁶⁴⁾唐明元、王德平在分析有关《中经新簿》四部之小类的不同观点及其形成原因之基础上，通过研究相关史料，认为《中经新簿》四部之下还有小类。⁽⁶⁵⁾

5.3.2　王俭《七志》与阮孝绪《七录》

廖铭德对王俭《七志》与阮孝绪《七录》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了它们的目录学贡献。⁽⁶⁶⁾许刚从《七志》“经典志”之《孝经》居前、王俭与阮孝绪对史书(部)的态度和王俭“先道而后佛”与阮孝绪“先佛而后道”三个方面对王俭《七志》与阮孝绪《七录》学术成就进行了新的研究。⁽⁶⁷⁾张固也讨论了《七录序》涉及的两个早期目录学史上的重要问题：《晋中经簿》在四部之外，又分为14卷，具有一定的二级分类意义;《古今书最》记载的图书存佚数字，是王俭而不是阮孝绪本人的统计结果。⁽⁶⁸⁾朱红、唐明元通过对相关史料进行分析，认为王俭《七志》有两个附录：一个是“所阙之书”，另一个是佛经、道经。⁽⁶⁹⁾

5.3.3　整体研究

曹之先生列举了魏晋南北朝的各类官私目录62种，把这一时期书目编撰繁荣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①重视图书的典藏工作;②版本学的发展为书目编撰提供了可能;③单书目录的编制为群书目录的编撰作了准备。⁽⁷⁰⁾唐明元的《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研究》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的著作，该书采用问题研究法，对现存史料进行了钩沉辨析，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考辨，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⁷¹⁾

5.4　隋唐五代目录学

隋唐五代目录学研究的重点在《隋书·经籍志》，有关《隋志》的研究论文有14篇，与《汉志》相比数量并不多。《汉志》、《隋志》一直是古典目录学研究的重点，两者的比较研究受到学者的重视。此外，有学者对隋唐时期的目录学家如牛弘、毋煚和刘知几等进行了研究。

5.4.1　《隋书·经籍志》

张文敏从四部分类法、辨章学术、著录亡佚、调整类目等方面总结了《隋志》的目录学贡献。⁽⁷²⁾朱文涛把《隋书·经籍志》在古代图书分类研究中的贡献概括为三点：突出了经学在图书中的地位，反映了封建统治者重视经学在治国安邦、巩固封建统治中的作用;把史学列为四部中的第二部，从而提高了史学的地位;总结了汉唐间的图书发展史，记录了当时图书的存佚和流传情况，是研究中古时期学术史的一部重要典籍。⁽⁷³⁾杜延鑫从“六经”的角度比较《汉志》与《隋志》在分类方法、“小序”、“总序”的不同以及关于“六经”的记载的差异。⁽⁷⁴⁾薛璞、景浩认为《隋志》在继承《汉志》的学术源流上又有所发展，比《汉志》的分类更加科学化，学术源流更加系统化，收编书目则变被动为主动。⁽⁷⁵⁾

5.4.2　《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与《旧唐书·经籍志》

桂罗敏借助毋煚的《古今书录序》，运用考证、辨伪等方法对《群书目录》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评价。⁽⁷⁶⁾牛继清针对“《旧唐书·经籍志》为《古今书录》之节本”这一学界定说，提出了“《旧唐志》对《古今书录》有所增补”的新说，主要理由是《旧唐志》各类目“小序”所载才是它实际著录图书的部、卷数，其合计数与“总序”、“类序”标明的数目有较大差异，《旧唐志》在著录图书时并非原封不动地照录《古今书录》，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对《古今书录》作了适当的补充，比《古今书录》多著录了二十九部著作。⁽⁷⁷⁾武秀成对牛继清提出的“《旧唐志》对《古今书录》有所增补”的新说进行了驳正。⁽⁷⁸⁾

5.4.3　目录学家研究

陈林根据《古今书录序》探讨了毋煚的目录学思想：非常重视书目功用，第一次对书目的功用作了系统的分析与总结;分类要注意学科体系，强调图书分类必须熟悉图书内容;不但要著录亡书，还要著录当代新书，且以现存图书为主。⁽⁷⁹⁾张晓颖对牛弘“前五厄”与胡应麟“后五厄”进行了分析，分别探讨了“十厄”产生的原因，提出封建专制统治在文化上的腐朽和愚昧是阻碍我国古代文化向前发展的直接原因，书厄的实质和根源在于腐朽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专制制度。⁽⁸⁰⁾杜涛通过《史通》对刘知几有关史书分类、小说分类进行逐一剖析，论述了刘知几在目录学领域中的贡献。⁽⁸¹⁾

5.5　宋代目录学

宋朝的官修目录以《崇文总目》最为著名，有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宋朝私家目录的兴盛是这一时期目录学的显著特点，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最为学者所推重，对它们的研究是古典目录学中的热点。郑樵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地位很高，其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通志·二十略》中的《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四略上。

5.5.1　《崇文总目》

李彩霞通过与《旧唐书·经籍志》的比较，探讨了《崇文总目》的分类成就与影响。⁽⁸²⁾李建军认为《崇文总目》现存的30篇类序，有12篇或可补前《志》(《汉志》、《隋志》)遗阙，或已经突破前《志》成说，展示出了申补前《志》的学术功用。另有13篇或详叙社会功用，或概述门类源流，凸现出了扬弃前《志》的学术智慧。还有4篇或厘清新类始末，或总结学术规律，更彰显出了超越前《志》的学术价值。⁽⁸³⁾

5.5.2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晁公武陈振孙评传》将晁公武评传和陈振孙评传合为一书，前一评传对晁公武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学术渊源及目录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尤其对《郡斋读书志》的特点、结构、内容、流传、版本及缺点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其目录学价值;后一评传对陈振孙的籍贯、仕履及藏书著述活动进行了钩稽，对《直斋书录解题》的成书、流传、特点、文献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⁸⁴⁾

张素霞对《郡斋读书志》的作者、版本流传、编制体例等进行了全面的考析，肯定了该书在目录学、分类学、版本学及文献典籍的保存上的重大贡献。⁽⁸⁵⁾郝润华认为《郡斋读书志》的分类是在充分吸收和参考《隋书·经籍志》、《古今书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及私家书目的基础上进行的，并非如前人所说只依据了《崇文总目》。⁽⁸⁶⁾杨大忠认为，在《郡斋读书志》某些有小序的类目中，还存在着与其小序体例完全相同的更小的类目，具体为经部易类中的谶纬类诸书、子部五行类中的五星类与遁甲类诸书、子部释书类中的禅学类，这种类中类体例是图书分类由二级类目向三级类目过渡的标志，经过这种过渡，《通志·艺文略》采用了三级类目。⁽⁸⁷⁾孙猛认为，《郡斋读书志》并非成书于自序所说的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其书成于宋孝宗淳熙七年至十四年(1180至1187)。衢本和袁本的优劣不能仅仅据现存抄本或刻本的时代来评判，而要对他们的内容作全面考察，二本须参照使用。⁽⁸⁸⁾李明杰从著录版本、比较版本异同、鉴定版本、考订辨版本源流、评价版本优劣等五个方面对《直斋书录解题》的版本学价值进行了分析。⁽⁸⁹⁾

5.5.3　郑樵目录学成就

戴建业从郑樵对文献学价值目标的设定、对各种知识类型的价值重估、对文献学功能的扩展等层面，分析了郑樵文献学知识论取向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意义。⁽⁹⁰⁾张新民认为郑樵的目录学思想包含求书、校书、分编三个前后相续的不同阶段，并分别与辑佚学、校勘学和目录学紧密相关，由此反映出其目录学思想的系统性与广义性。《校雠略》中的求书理论成为辑佚学的理论依据，校书思想进一步规范了传统校雠学的范畴，发展成为独立的校勘学，分编则是目录学的理论基础。⁽⁹¹⁾赵宣对郑樵目录学研究中的“部伍之法”和“核实之法”进行了条分缕析，并指出了其现实意义。⁽⁹²⁾王嘉川认为郑樵《艺文略》实践了他的“泛释无义”主张，同时指出《艺文略》存在着很大的失误。其中关键，不在无解题，而在其不实。⁽⁹³⁾张玲总结了郑樵的图书分类原则：图书分类须按内容归类，不能单凭书名归类，同类书必须归入一类，总论性类书必须归入总论，专论性类书必须归入专类，分类之后必须审校。⁽⁹⁴⁾

5.5.4　其他研究

方建新考证了李淑的生平著述和《邯郸图书志》的体例，提出了《邯郸图书志》开宋代私家藏书提要目录之先河。⁽⁹⁵⁾杜涛通过对欧阳修主编《新唐书·艺文志》和参与撰写《崇文总目》的介绍，探讨了欧阳修的目录学思想。⁽⁹⁶⁾赵宣研究了王应麟《玉海·艺文》中编题目录的基本特点：即在每一个子目下各设若干编题，分别而有联系地加以叙录，而不是以每一部图书为著录和叙录单位。⁽⁹⁷⁾

5.6　元明目录学

元明目录学的成就较之宋代、清代大为逊色。元代目录学研究集中在《文献通考·经籍考》，明代目录学研究则相对分散，有对《明史·艺文志》和《国史经籍志》的论述，也有对一些目录学家的思想进行的探讨。

5.6.1　《文献通考·经籍考》

赵宣在厘定“互见”概念和源流的基础上，对《文献通考·经籍考》和《玉海·艺文》两书的“互见”法做了剖析和比较。⁽⁹⁸⁾李峰介绍了《文献通考·经籍考》作者的生平与全书的编制体例及内容，并对《文献通考·经籍考》进行了评价。⁽⁹⁹⁾杨寄林、董文武对《文献通考·经籍考》“诸评具载”的独特方式进行了深入剖析，并论述了这个方式的意义。⁽¹⁰⁰⁾

5.6.2　明代目录学家

崔文印先生对《古今书刻》的著录情况进行了分析，评价了《古今书刻》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¹⁰¹⁾刘开军对明清以来关于《国史经籍志》的两种看法进行了述评，并从体例、分类、《纠缪》之作与小序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国史经籍志》的成就。⁽¹⁰²⁾吴金敦从分类思想和著录方法两个方面探讨了祁承的目录学思想。⁽¹⁰³⁾

王嘉川的《布衣与学术》以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为背景，总结了胡应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第二章论述胡应麟对古典目录学史研究的贡献及目录学思想，第三章讨论胡应麟与图书事业的关系，后四章总结了胡应麟在辨伪学、史学与考证学上的成就。⁽¹⁰⁴⁾

5.7　清代目录学

清代是古典目录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取得超越前代的成就。这一时期目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章学诚等目录学家研究、《经义考》研究及《书目答问》研究等。

5.7.1　《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论文有140篇，其中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补正的占了相当的比例。总体来看，对《总目》的研究呈现多元化的特征，研究角度多种多样，如从目录、版本、分类、考据、纂修、文学等方面对《总目》进行研究。其中较为重要的论文有崔富章的《〈四库全书总目〉传播史上的一段公案》，王菡的《国家图书馆所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述略》，罗炳良的《〈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理论价值》，张宗友的《〈四库全书总目〉误引〈经义考〉订正》，李舜臣、欧阳江琳的《〈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诗僧别集批评》等。司马朝军发表了《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陆锡熊对四库学的贡献》、《戴震与〈四库全书总目〉》、《最新发现的张羲年纂四库提要稿》等系列论文。

有关《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专著已有好几本。《四库存目标注》一书，费时甚久，用力甚勤，但弋获无多。平心而论，披沙拣金，偶尔见宝;武断之处，随处可见。《“四库总目学”史研究》本属于学术史研究的范畴，但《四库全书总目》既不能与《四库全书》的“连体”切割开来，也无法脱离古典目录学的“母体”，因此，“四库总目学”与“四库总目学史”的所谓“新概念”均难以成立。此书对资料掌握不全面，评论欠公允，不足以言著述。胸无成竹，且无点墨，尚未入门，就要胡乱充当裁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善者贬之，劣者褒之，率尔操觚，信口雌黄，乱评一气，足以气死史家矣。至于《〈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也不过是玩弄新名词而已，学术含量亦甚低。功力不到，切莫著书!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虽欲竭泽而渔，犹有漏网之鱼，需要进一步补充资料，纠正失误(如张升等先生所指即是)。书中所提出的“四库馆派”新概念，引起了学界有识之士的关注，但也需要进一步挖掘史料，疏通证明，以自圆其说，尽快写成专著。书囊无底，学海无涯，信乎考证之难、著述之艰也!

5.7.2　章学诚的目录学成就

张文珍围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及“互著别裁”之说，对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进行了分析与评价。⁽¹⁰⁵⁾李新英分别论述了章学诚关于目录学思想、分类方法、著录方法及索引理论的创新求变，指出其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¹⁰⁶⁾韩胜认为，章学诚对目录学上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看法有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转变过程，尤其是对集部态度的前后变化，与章学诚的以史为本的文学观密切相关。⁽¹⁰⁷⁾郑天一认为，章学诚对目录学传统的研究是在历史观指导下展开的，从历史积淀的角度，将目录学作为古代社会文化历史中的一部分来研究，着眼于古代历史文化对目录学传统形成的决定作用。⁽¹⁰⁸⁾郭剑珩从目录学的任务、文献分类、著录方法、叙录以及目录与索引的关系等方面探讨了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¹⁰⁹⁾孙振田对姚振宗与章学诚的学术继承关系进行了讨论，指出姚振宗对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论身体力行、大力实践，又对之作了修正与发展;对章学诚“互著”与“别裁”说的态度富有辩证色彩;对《校雠通义》中疏失未周之处也多所考论。⁽¹¹⁰⁾

5.7.3　其他目录学家

倪梁鸣通过对《日本访书志》的分析，探讨了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杨守敬不同于传统学者的目录学思想与成就⁽¹¹¹⁾;又以《医籍考》为视角，探讨了其作者丹波氏父子的目录学思想与成就⁽¹¹²⁾。赵伟达、李文学介绍了姚振宗及其在目录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对其治学背景加以分析。⁽¹¹³⁾刘慧霞对叶德辉有关其目录学的主要著作、版本目录学及校勘学思想逐一剖析，指出其创新目录学的思想与实践对今天目录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¹¹⁴⁾黄光结合叶德辉藏书、辑佚、刻书的实践，从目录、版本、考据、辑佚方面论及了其文献学的主要理论与方法。⁽¹¹⁵⁾

5.7.4　《书目答问》

程立中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探讨《书目答问》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以及对后世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影响。⁽¹¹⁶⁾常虹以国家图书馆所藏《书目答问》各种版本为叙述对象，从版本学角度对其逐一介绍，有利于揭示《书目答问》的版本源流和学术价值。⁽¹¹⁷⁾吕幼樵对《书目答问》王秉恩刻本的价值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王秉恩校勘的贵阳刻本是一个很好的重刻本，王秉恩对该书进行了大量的“补”和“正”，纠正了原书的许多错误，补充了大量的材料，惜其流传不广。⁽¹¹⁸⁾

令人欣喜的是，来新夏先生的《书目答问汇补》即将出版，该书部近百万字，可以说是有关笺补《书目答问》一书的集成之作，具有重要研究和实用价值⁽¹¹⁹⁾。我们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将推动《书目答问》的研究。

6　古典目录学的反思

近年学界继续对古典目录学进行思辨，质疑目录学的传统观点，反思目录学的研究方法，探讨目录学的复兴之路。

傅荣贤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语源本意是辨章学术和揭示源流;在对书目学术价值的认识上，中国古代目录学把通过类例辨章学术放在第一位，揭示源流放在第二位;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真谛在于强调揭示源流，重视序言和解题在辨考中的作用，运用互著别裁进行变通。⁽¹²⁰⁾他还反省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基本旨趣的中国古代目录在具体学术考辨中的缺陷。⁽¹²¹⁾徐跃权从当代科学的新视角，对我国古代目录学的特点与地位进行了分析，对我国近现代目录学的成就与问题进行了总结，提出当代目录学复兴战略的措施为：重视和发展目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完善书目信息的存储、检索与服务的体系;加强目录学的科学研究及成果转化;发展和加强目录学技术化、数字化、标准化;引进理论与技术特别是IT技术的协同发展;产业联合。⁽¹²²⁾林霞认为，古典目录学不应该满于传统，而要有所突破：改变各自为战，发挥群体力量;由点成线，编织思路之网;正视“亚理论”流弊，走出理论困境;溯本求源，展开多学科追踪研究;革新研究方法，从“自在”走向“自为”;跨越学术鸿沟，创造新的生机;展望未来，发挥当代研究者的优势。⁽¹²³⁾

7　古典目录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7.1　存在的问题

从2005年到2009年，古典目录学研究主要在古典目录学史与古典目录学反思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除了《汉志》、《隋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等重要目录与刘向、刘歆、郑樵、章学诚等目录学家受到关注外，《史记》的目录学成就、《玉海·艺文》、《郑堂读书记》、姚振宗等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对古典目录学的反思不断深入，一些学者还提出了新观点，但从总体来讲，古典目录学研究还不足，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选题重复。此点在学位论文方面比较突出。论文选题重复，内容缺乏新意。炒冷饭的现象在学界还普遍存在。初学者炒冷饭，是不懂规范，需要教育引导;而专家炒冷饭，则是缺少学术良知与学术责任的表现。低水平的重复，本身就是违反学术规范的。这与学术制度密切相关。当前重视数量，大搞量化，势必导致“学术大跃进”，最终导致学问大滑坡。

(2)理论研究薄弱。古典目录学理论的研究论文有25篇，与目录学史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古典目录学的学科名称还没有统一，关于古典目录学研究对象还没有学者进行专门研究。究其原因，客观上由于古典目录学具有致用性的学科特点，古典目录学源于书目实践，以及中国自古重实践轻理论，主观上由于古典目录学研究大多停留在对挖掘材料、罗列现象、提供背景、溯源寻根的阶段，对古典目录学理论比较忽视。古典目录学理论的困境严重影响了古典目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

(3)研究程式单一。目录学史的研究仍然没有摆脱那种“目录学家与目录著作”的研究程式，缺乏对目录学发展规律的探讨。目录学固然离不开目录学家与目录著作，但在今天对目录学发展规律的研究更具启发性。目录学史研究需要从历史的高度，透过各时代的目录学家和目录著作，勾勒目录学思想的发展轨迹，揭示目录学的发展规律。

(4)研究方法陈旧。古典目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在当今没有过时，应该进一步发挥它们的作用，但仅固守传统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为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文献计量法、系统方法以及其他适用于古典目录学的新方法都应该引入该学科中，以促进古典目录学研究的变革。

7.2　发展趋势

数字时代的到来催生了数字目录学，数字目录学成为目录学发展的新方向，这无疑对古典目录学产生深远影响。数字目录学涉及古代目录的数字化问题，古典目录学应当是数字目录学的一部分。古典目录学研究不仅要在已有的研究方向上深入，而且探讨数字时代下的新的研究课题。我们认为，古典目录学研究的趋势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古典目录数字化研究。古典目录的数字化就是把古典目录从纸质形态转化为数字形态，形成古典目录数据库，具备检索、分析等相关功能。古典目录数字化是古籍数字化的一部分，也是数字目录学的研究内容之一。古典目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相关学科的研究工具，但由于检索困难，古典目录的使用受到了限制。古典目录数字化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使古典目录在现代更容易被人们利用，促进古典目录学的普及。我们相信，基于本体的书目文献数据库建设将是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它必将成为引人注目的知识库。

(2)古典目录与出土文献研究。20世纪以来，出土文献相继问世，引人注目，出土文献成为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出土文献千百年来一直深埋地下，能保持古文献的原貌，相对于传世文献更加真实可靠。《汉志》、《隋志》等著录的图书大多数都亡佚了，没有新材料是很难研究下去的，而借助这些出土文献可以把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因而，古典目录与出土文献研究成为古典目录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如程章灿教授据唐代墓志辑考隋唐经籍，即为成功案例。不过，也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到目前为止，这些发现相对于先秦、两汉的学术整体来说，只是在局部有所补充，尚不足以改变我们依据传统史料所形成的完整知识。新发现的简帛史料，基本上可以列在《汉书·艺文志》的学术系统之内，因此说由《汉志》所奠定的基本学术史体制还不能推倒重建。”⁽¹²⁴⁾

(3)古典目录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已经对《汉志》、《隋志》、《通志·校雠略》、《四库全书总目》等重要目录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目录学家比较、中西古代目录学比较、各朝代目录学比较等方面的研究显得有些不足。

(4)古典目录的计量研究。文献计量法是从数量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与归纳，提示文献中的变化规律、发展趋势的一种科学方法。文献计量法在情报学与图书馆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利用文献计量法研究古典目录学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可以更好揭示著者与论文之间的分布关系，发现古典目录学研究中的重点、不足，预测该学科的发现趋势。

(5)多维视阈中的古典目录学研究。如从文化、哲学等角度对古典目录学进行探讨。目录学与文化的关系是相互的，文化为目录学提供土壤，目录学则起着传承、记录文化的作用。对目录学与文化的深层次探讨关系到对目录学存在价值与本质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从哲学角度研究古典目录学能够从本质上探讨古典目录学，增加其研究深度。

【作者简介】

司马朝军，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童子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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