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目录学研究进展

近五年目录学研究进展

彭斐章　吴　钢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摘　要】从目录学基础理论、数字时代目录学的发展、目录学应用研究、目录学史等方面对近五年来目录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概述，总结了本阶段目录学研究的特点。

【关键词】目录学　数字目录学　目录学史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Bibliography in the Past Five Years

Peng Feizhang Wu Ga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From the aspects of basic theory of bibliography，the development of bibliography in the digital age，application research of bibliography and the bibliography history，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bibliography in the past five years.It also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bliography research at this stage.

【Keywords】bibliography digital bibliography bibliography history

2004年10月，以“网络信息文化——新世纪书目工作与目录学的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市南开大学召开。这是我国目录学界继1994年“太原会议”之后，再次举行全国性目录学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国内外书目工作与目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我国书目信息标准化与数字图书馆的书目标准、网络信息资源的书目控制与网络资源导航、基于网络的书目情报需求与书目情报服务新模式等问题展开探讨⁽¹⁾。2007年5月，以“数字时代目录学的发展”为主题的第五届全国目录学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市西南大学举行。柯平教授和王新才教授所作的主题报告分别从目录学的数字化与大众化两个方面探讨了目录学的发展方向，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

学术会议的重要功能在于交流学术研究成果，引领学术研究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看，这两届目录学学术会议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两届目录学研讨会为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指明了重要的方向，目录学研究在近五年来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征。

1　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

近五年来，我国目录学基础理论研究在目录学的研究体系、目录学的功能、目录学的本质特征、目录学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领域进行了深入探索，理论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二辑”以目录学、文献学研究为选题。文库中的目录学研究著作包括：倪晓健的《目录学与文献利用》、柯平的《从文献目录学到数字目录学》、王新才的《中国目录学：理论、传统与发展》、王国强的《古代文献学的文化阐释》。倪晓建通过提出精萃信息理论而深化了目录学研究;柯平以数字化目录学研究创新了现代目录学理论;王新才着力于目录学发展，对目录学演进规律进行了独到阐释;王国强致力于古典目录学研究，尤其是汉代与明代，是其着墨重点⁽²⁾。这种以文库的形式集中展示当代中青年目录学家的研究成果，既起到了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功能，也扩大了目录学的影响力。

王新才等从书目的目的与方法的角度出发，认为目录学可以定义为依据一定的目的，创设相应的方法编制相关目录的学问，提出目录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包括：探讨书目目的，规划书目工作;研究书目方法，促进书目工作;借鉴国外经验，理论联系实际⁽³⁾。

在目录学的研究体系构建方面，韩松涛认为当前目录学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目录学概念混用;目录学实践相互层级关系不明确;传统目录学理论没有做好包容网络环境下新目录学的实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韩松涛建立了一个以“书目学”和“学科目录学”为双核心内容的目录学新体系，把所有的目录学实践分门别类地归入该体系中。“书目学”的内容包括资源揭示报道、资源有序化和书目情报理论3个方面;“学科目录学”的内容包括文献目录学和专科目录学两个方面⁽⁴⁾。

王新才在目录学的传统和现代关系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体现的是目录学在学术评价、文献推荐、指导阅读等方面的功能。现代技术难以做到这一点，它需要高深的学术造诣。如果紧抱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放，那就会忽视现代技术的作用，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但如果只强调技术，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现代书目实践每前进一步，都是科技前进一步的结果。如果跟在现代科技后亦步亦趋，目录学就只会利用科技来控制文献，而难以实现其推荐、评价文献的功能。只强调其中的一面，必然会遇到问题。因此需要强调一种整合的发展观。而在目录学的整合中，文化的整合是首要的。现代目录学的发展必须置于文化的背景之下，以现代科技为工具，以文化为舞台。只有这样，目录学才能发挥优点，避免缺点，具有发展的活力⁽⁵⁾。

孙凤玲从目录学角度探究中国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提出图书馆目录的发展由最初的书本式目录到卡片式目录、从机读目录到网络目录，其功能的发展经历了从典藏清单到查询聚集再到辨识指引。这一发展历程与中国图书馆学思想的发展走向是一脉相承的，折射出了图书馆学思想从以藏为本、以用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发展历程⁽⁶⁾。

在目录学的功能方面，付先华以目录学的发展规律为核心，认为目录学的功能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到推荐文献、传播学术思想，再到知识记忆与学科导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目录学的功能朝纵深拓展方向发展⁽⁷⁾。陈传夫等提出在数字时代目录学实践基础变化的情况下，目录学功能应进行相应延伸。信息需求的变化是目录学变革的驱动力，其主要体现为4个方面：网络信息需求的增加、信息资源选择功能的提升、信息需求主体意识的增强和信息需求时空观更为开放。在信息需求变化的推动下，目录学功能的延伸主要体现在：目录学的辨章学术传统延伸为注重信息选择;目录学文献揭示的传统延伸为注重信息发现;目录学注重馆藏资源的传统延伸为注重远程资源的本地使用;目录学揭示文献基本特征的传统延伸为深度揭示信息内容;目录学的学术性与大众化相统一⁽⁸⁾。

龚蛟腾认为书目情报的实质是元知识，即关于知识的知识。书目情报工作实际上就是元知识管理，亦即对元知识的生产、组织与服务。从历史发展来看，书目工作经历了3个阶段：20世纪中叶以前的“文献揭示与报道”，20世纪中后期的“书目情报控制”，21世纪初的“元知识管理”。随着“元知识管理”范式的确立，目录学必然从传统目录学发展为元知识管理学⁽⁹⁾。这种思想的提出是与龚蛟腾构建“公共知识管理学”研究体系的目标紧密相关的。

刘晓英等人提出目录学向知识地图学转变的方向，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目录学发展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化(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和知识化(精确化、个性化、综合化、多样化)是新时期目录学发展过程中两大最明显的特征。目录的本质是知识地图，目录工作的使命是绘制和构建知识地图，目录学是研究知识地图绘制、构建和利用理论与方法的一门学科。用知识地图学来替代目录学，是传统目录学的新生⁽¹⁰⁾。虽然知识地图与目录学存在内在联系，但是目录学的许多研究内容并非知识地图所能包含，以“知识地图学”来替代目录学并非易事。

程结晶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网络信息资源经济与目录学创新研究》以及系列研究论文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待网络信息资源经济问题——科学地了解、认识网络信息资源以及正确地把握、评价、利用网络信息资源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针对网络信息资源经济的发展方向，运用网络信息计量学、信息经济学理论，提出了“网络信息资源经济目录学”的战略措施来加快网络信息资源高效、快速应用，有效揭示和报道，满足用户的特定信息需求;提出加强开发利用网络信息资源的战略体系——网络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认为网络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应以网络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经济效益作为价值标准⁽¹¹⁾。

李贺等提出目录学必须找回自己的定位，认为应坦然承认目录学是其他社会科学治学的辅助学科。在当前形势下，它的功能应是指引获取信息的途径。因此它必须与其他学科相互联系，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以专科目录、网络分类法、网络信息资源的整序为研究的主要阵地，来昭示“学中之学”的魅力，占据“学中第一紧要事”的制高点⁽¹²⁾。

徐跃权提出实现中国目录学复兴的主攻方向和重点包括：完善目录学学科群，形成集团优势，以利于学科各分支职能的充分发挥;构建数字目录学;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积极与IT界合作，参与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普及目录学知识，融入信息素质教育⁽¹³⁾。

2　数字环境下目录学的发展

2.1　数字环境下目录学发展方向

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为科学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每个学科都在思考自身在数字环境下的发展趋势，目录学也不例外。近五年来，目录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产生了一系列思考数字环境下目录学发展方向的成果。

2009年，以彭斐章领衔的研究团队出版了《数字时代目录学的理论变革与发展研究》一书⁽¹⁴⁾。该书是彭斐章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时代目录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研究”的最终成果，它系统而全面地探讨了数字时代目录学发展的方向。书中分析了目录学变革的实践基础和文化理论，目录学学科的新环境与变革路向，详细阐述了目录学理论的大众化趋势、整体化路径和实用化路径，强调了目录学理论的国际交流与借鉴。

彭斐章等认为传统上目录学是与校雠、版本等学科共同发展起来的，在治学术史和文化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时代，目录学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信息数量、类型、传输方式以及用户行为的变化对目录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录学变革可以采取的路径包括：与具体学科的结合促进目录学学科化;书目工作职业化使目录学理论更加贴近大众;注重发展通用书目技术，促进目录学向应用化方向发展;建立现代目录学逻辑体系⁽¹⁵⁾。

彭斐章等提出目录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要为开放的信息环境服务，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调整开放策略。目录学不仅要推进用户书目情报的存取，也要通过自身的强化拓展数字信息的存取。在网络环境下，目录及书目情报工作实践的发展不断为目录学理论的充实和创新扩展了空间。在数字环境下，为了促进目录学理论的发展和书目工作的创新，需要研究书目数据的开放存取、开放存取资源目录、书目数据通用开放标准、网络书目情报服务、目录强化与信息存取、开放源代码、书目软件等问题⁽¹⁶⁾。

龚蛟腾等认为文化决定了目录学的产生与发展，目录学随着文化变迁而曲折前进。文化的多元化孕育了目录学的众多流派，文化的交流融合促进了目录学的发展。在网络文化时代，数字信息的无序剧增与人们特定信息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网络信息揭示、组织与检索的实践活动蓬勃兴起，目录学进入了研究网络信息书目控制的新阶段⁽¹⁷⁾。

刘青提出数字时代我国目录学研究仍以书目情报为基点，学科整体化、科学化是主要的发展方向。同时在学科研究领域不仅要注意本学科研究成果的吸收、引进与借鉴，尤其要注意本学科所输出的研究信息对社会、对其他学科、对经济建设等有何贡献。只有关注学科的辐射作用，研究其辐射力，才能真正把握目录学的学科地位及社会存在价值，才能不断推动目录学向前发展⁽¹⁸⁾。曾明也认为网络时代的目录学研究应以书目情报为基点，以应用研究为重点，研究的主要任务是网络信息资源的揭示与报道⁽¹⁹⁾。

2.2　“数字目录学”的构建

在讨论数字时代目录学发展方向的过程中，“数字目录学”的概念被提出，其研究体系得到初步构建，成为近五年来我国目录学研究领域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之一。

柯平是数字目录学研究的倡导者和积极推进者。2005年，柯平提出了数字目录学的3个主要研究领域：数字资源系统的目录学研究、数字参考咨询的目录学研究和数字化学习指导的目录学研究，认为数字目录学担负着两种功能：一是知识记忆与导航功能，知识资源库和知识导航系统是数字资源系统的精华;二是科学报道与评价功能，利用各种数字评价系统，通过科技成果评价、科学竞争力评价等，支持科学研究和创新⁽²⁰⁾。

在《试论面向数字书目控制和数字资源控制的数字目录学》一文中，柯平等对数字目录学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提纲挈领的阐述，为数字目录学研究体系构建提出了研究方向。在柯平构建的数字目录学体系中，从研究对象上大体分为数字书目控制和数字资源控制两部分内容。面向数字书目控制的数字目录学以数字资源编目为基础，以数字书目情报服务为新方向，需要开发数字书目控制技术，开展网络化分类控制、智能化检索控制、自动化文摘控制，实现数字化国家书目控制和国际书目控制，发展数字化书目信息产业。数字目录学不仅要控制书目情报，更重要的是数字资源。因此，数字资源成为数字目录学的重要对象，数字资源控制成为数字目录学的另一重要分支。文章从资源类型、业务领域、控制层次、知识资源等不同视角分析了实现数字资源控制的不同方式。数字目录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是：数字书目控制与数字资源控制的有机整合;将知识管理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数字目录学;运用知识技术进行数字资源系统研究;建立数字专科目录学;内容产业和搜索引擎产业的国际化研究;人类虚拟知识长久保存和数字文化记忆问题的研究⁽²¹⁾。

在柯平的研究倡议和研究纲领的基础上，有关数字目录学的研究成果增长很快。如王云洪认为数字目录学是研究数字环境下的数字资源与网络书目情报工作，解决数字资源的组织与开发利用等问题，为发展信息资源管理和信息服务提供支持的一门新兴学科⁽²²⁾。刘波等认为数字目录学是传统目录学在网络环境下的新发展，网络赋予了目录学新的内容。基于柯平提出的数字目录学研究内容，探讨了数字目录学的发展方向：数字资源系统的目录学研究——FRBR与开放目录;数字参考咨询的目录学研究——知识地图与参考馆员;数字化学习指导的目录学研究——网络阅读与个性化推送⁽²³⁾。

王洋在其硕士学位论文《21世纪我国数字目录学发展研究》中提出，数字目录学是目录学在信息时代的一个新的研究分支，它以数字书目与数字资源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数字书目的产生、发展及应用规律，研究数字资源的揭示、组织、存储等资源控制理论与技术。具体来说，对数字书目和数字资源的研究大体包括：①关于数字书目的研究：数字书目的概念和范围，数字书目的研究内容和意义，数字书目研究的技术方法，数字索引、数字文摘的概念、类型及其编撰方法研究，数字资源编目的研究，数字书目情报需求特点及数字书目情报服务的研究，数字书目控制的研究等。②关于数字资源的研究：网络数字资源和非网络数字资源的类型、特点、揭示、组织方法研究，数字资源管理的内容、方式方法研究，数字参考咨询特点、类型、服务创新的研究，数字化学科导航的作用、意义、方法研究，数字化知识加工方式的研究，智能化知识组织的研究等⁽²⁴⁾。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数字目录学的研究体系，如图1所示⁽²⁵⁾：

图1　王洋构建的数字目录学学科体系

有研究者指出，虽然数字目录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成就，网络目录工作实践也已经比较活跃，但是要在短时期内形成网络目录学或网络目录学理论、数字目录学等，恐怕还存在一定的困难，设想中的数字目录学研究框架还有待艰苦的实施与实践的检验⁽²⁶⁾。

3　目录学应用研究

目录学是一门致用之学，其重要价值体现在对实践的指导和推动方面。近五年来，对数字环境下目录学应用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书目控制、书目情报服务、书目指导等方面。

3.1　书目控制研究

2006年11月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LC)设立了“书目控制未来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the Future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其工作目标是通过审视21世纪的书目控制，探索在发展的信息与技术环境中，书目控制和描述性实践如何有效地支持对图书馆资料的管理和获取;推荐图书馆社区如何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该使命。2008年1月，该工作组发布了研究报告，对数字时代书目控制的发展提出了预见。报告中提出：未来的书目控制将是合作式的、去中心化的、国际性的、基于网络的。为了实现这种目标，需要与私营机构和图书馆用户积极开展合作。数据将从多种来源获取，变化会迅速发生，书目控制将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²⁷⁾。

在书目控制规则方面，国际图联(IFLA)发布的“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Bibliographic Records，FRBR)成为开展实施书目控制的新方式。FRBR研究的主要目标是：①建立一种能囊括书目记录中实体、属性、实体间关系、实体及其属性与用户任务之间映射关系的概念模型;②推荐基于FRBR模型的国家书目记录的基本级功能⁽²⁸⁾。在研究理论模型之外，国外有学者分析了FRBR在实际系统中的应用问题。如Pisanski等探讨了理论上的FRBR模型如何在实际中应用，评估了两个基于FRBR模型的原型系统——OCLC的FictionFinder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LibraryLabs。通过评估认为FRBR促进了更好的目录显示，增强了用户体验，但由于现有的编目实践和模型本身的原因，原型系统还没有完全遵循FRBR模型，在实体识别方面还存在问题⁽²⁹⁾。

Byrum认为今天的信息检索者习惯于通过网络搜索引擎立即获得检索结果，而传统的图书馆OPAC难以提供同样轻松的信息获取。在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图书馆需要积极采取措施丰富其数据库和书目产品，提供更多的信息内容;创造新一代的OPAC，借鉴网络搜索引擎和在线书店的特征与功能，增强信息服务能力⁽³⁰⁾。Dinkins等提出在普通的题名、作者和主题词之外向书目记录中增加注释内容可以增强记录的可获取性。他们在一个小型艺术图书馆进行了为期22个月的研究，为2 500条书目记录中增加了内容注释。通过跟踪流通数据，发现图书的流通量得到增加⁽³¹⁾。

书目控制更加强调合作的开展。如Knutsen认为北欧国家的图书馆界有很多共享系统，不仅使编目更加有效率，而且提升了标准化与开展合作的意识。从外部公司获得的数据在书目数据的标准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书目控制的趋势是尽可能避免重复劳动，对已经完成的书目资源进行再利用;另一个趋势是将网络上的目录链接在一起，形成地区性目录⁽³²⁾。

网络环境下规范控制的实现出现了新方式，OCLC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联合发布了虚拟国际规范文档(Virtual International Authority File，VIAF)，提供全世界的规范文档名称，主要关注于个人名称，也包含了地理名称。VIAF的目标是降低图书馆界规范控制的成本，支持跨语言和跨脚本的检索和展示。现已有13个国家图书馆参与规范文档的维护，有超过1000万条的名称记录⁽³³⁾。萨雷提出可以将Web2.0的理念植入规范控制工作，吸收分众分类法以补充主题规范库，借鉴W iki的形式以补充名称规范库等做法弥补了规范控制工作的缺点，使规范数据能够为用户提供精确的导航，从而满足用户对网络信息资源的需求⁽³⁴⁾。

数字时代书目控制的原理与方法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如美国图书馆协会前主席M ichael Gorman认为，类似Google的搜索引擎并没有能够有效地促进因特网上的文献检索，传统的编目规则和标准可以成功地应用于数字环境。Gorman讨论了元数据是否可以作为最简易的、成本最低的方式以提升搜索引擎的检索能力，基于传统的编目规则是否可以开发对电子文献进行编目的系统等问题⁽³⁵⁾。韩松涛认为网上学科导航与目录学有着本质的联系，通过两者的结合，可望让目录学找到新的发展方向，运用目录学理论可以让网上学科导航构建起独特的理论体系⁽³⁶⁾。

谭必勇认为目录控制思想在数字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主要表现在政府信息资源采集机制创新、政府信息公开渠道拓展、政府信息资源开发路径突破、政府信息资源服务体系集成、政府信息资源规划等环节。政府信息资源目录控制对象的扩大化、政府信息资源目录控制方法的标准化、政府信息资源目录控制方式的合作化、政府信息资源目录控制技术的智能化等是当前及未来政府信息资源目录控制的发展方向⁽³⁷⁾。

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为目录学知识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过程中的应用创造了条件。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并指定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具体职责是：……(三)组织编制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行政机关应当编制、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并及时更新。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应当包括政府信息的分类、编排体系、获取方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等内容。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应当包括政府信息的索引、名称、内容概述、生成日期等内容。”⁽³⁸⁾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规定对各级政府机关的信息发布提出了要求，而在信息发布过程中，需要利用书目控制知识对政府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组织。因此目录学知识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中的应用成为理论与实践界的研究热点。如张新民阐述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目录体系及其分类系统的有关问题，包括目录与目录体系、目录体系与分类系统、信息分类的标准规范、信息分类的维度、主题分类等;探讨了在目录建设和信息分类时需要考虑和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信息分类与集成检索的关系问题⁽³⁹⁾。《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一书在总结分析北京市政务部门信息资源管理工作的基础上，围绕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问题，系统阐述了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和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的相关理论，重点介绍了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目录体系建设和应用以及编目软件工具的开发和使用⁽⁴⁰⁾。

3.2　书目情报服务研究

书目情报服务是目录学应用领域的重要内容，是目录学理论研究指导实践活动开展的表现方式。付先华等人认为在数字环境下，书目情报服务面临着新的机会和挑战。与传统书目情报服务相比，数字环境下书目情报服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研究重点向网络资源的整理和揭示转移。未来书目情报服务将在服务的主动化、个性化、形式多样化、服务体制联合协作化以及书目情报产业化等方面有所突破⁽⁴¹⁾。

丛石以我国多元文化结构为基础，探讨了书目情报服务的文化功能，提出了制定以文化底蕴为内涵、以优质服务为目的的书目情报服务战略是书目情报服务产业化运作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同时也能够为提升信息资源管理的竞争力、更有效地传播知识奠定坚实基础⁽⁴²⁾。

王洋等认为书目情报服务是知识服务在书目情报领域的应用和体现，其借鉴了知识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来探索书目情报服务，运用知识仓库、知识挖掘、知识地图技术构建基于知识管理的书目情报服务理论框架，给书目情报服务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念，提高书目情报服务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为数字目录学的发展找到新的突破点⁽⁴³⁾。

书目情报服务在开展过程中要适应信息环境的变化，积极采用新技术。Sato分析了网络环境下信息检索与利用的现状，认为绝大多数的检索行为并不通过图书馆网站而是通过在线搜索引擎完成。一些商业性的信息获取网站，如亚马逊网站，会根据用户的在线检索或购买行为提供有针对性的推荐服务⁽⁴⁴⁾。图书馆的书目情报服务要积极借鉴这种方式，提供个性化服务。图书馆可以应用Web2.0技术创新书目情报服务。如Ashton认为许多图书馆应用RSS向用户提供其馆藏的集成信息，如新馆藏列表。但是现有的实践中RSS还没有很好地实现负载丰富的书目元数据信息的功能，因此通过RSS开发元数据应用还有很大的潜力。作者提出应用MODS元数据格式可以将整个书目记录无缝地添加到RSS种子中⁽⁴⁵⁾。Cavaleri认为通过在书目数据库中应用重要的Web 2.0技术——A jax技术，可以提升书目数据库的用户接口，更加灵活地更新和格式化信息，实现更加简便地管理检索历史和保存修改后的数据。可用性测试显示用户喜欢这种新的界面形式，但在可获取性还需要进一步改进⁽⁴⁶⁾。

近五年来我国图书馆界出现了许多对网络环境下书目情报服务开展状况的调研成果。通过实际调研和对策分析，为改进书目情报服务提供对策建议。如张卫群对广东省25所本科院校图书馆的网络书目情报服务状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⁴⁷⁾。张秋慧通过对河南省本科高校图书馆网络环境下书目情报服务现状的调查，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网络书目情报服务的发展策略⁽⁴⁸⁾。董丽娟对江苏省76所高职院校图书馆的书目情报服务现状和问题进行了调查，针对问题提出了改进和创新书目情报服务的举措⁽⁴⁹⁾。研究者提出的改进书目情报服务的对策大体上包括：提高书目情报服务人员的素质，增强服务意识，将用户需求作为书目情报服务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加强书目情报的主动服务和个性化服务;改进馆藏书目数据的质量，加强数字资源开发整合与共享;积极开展书目情报服务的用户培训、教育;大力开展网络信息资源的导航服务;开展特色信息服务，提高知识与信息的组织加工水平，实现网络信息增值;建立联合协作的书目情报服务体系，充分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实现书目情报资源共建共享等。

一些研究成果对某个专业领域的书目情报服务进行了详细探索。如王芳认为，由于从事医学专业领域活动的多样性，专业读者与非专业读者、本单位读者与外单位读者、本地读者与远程用户在医学书目情报需求目的、需求类型、需求层次及需求行为均存在差异。为满足读者个性化书目情报需求，医学图书馆要提升本地资源与远程资源相结合的文献保障能力、Web 2.0支持下的书目情报技术服务能力、具有医学与信息管理背景的专家服务能力、医学书目情报深度知识服务能力。个性化医学书目情报服务策略包括：知识提供与知识获取技能相结合的策略、多渠道书目情报交流相结合的策略、需求驱动书目情报配置的策略、专家服务推动公共服务的策略⁽⁵⁰⁾。

3.3　国家书目研究

国家书目研究是国外目录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在我国相关研究成果还比较少。如在印度，图书馆、出版商和学者等对印度国家书目(Indian National Bibliography，INB)的利用在增加。因为国家书目被视为权威的书目记录，可以使用户了解一个国家的文献产出情况，也是图书选择的一个重要工具。作者建议印度国家书目每半年发行一次，每卷的纸版和光盘版的细节以及价格列表都应该在网站上经常更新。作者还提出需要对国家书目数据库开展营销，使任何图书馆都可以以一个较低的、能够支付得起的价格购买获得，使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等都能感受到国家书目的价值⁽⁵¹⁾。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家中心图书馆(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of Florence，BNCF)担负着编制意大利国家书目的职责。意大利国家书目来源于国家图书馆联合目录服务(National Library Service Union Catalogue)，这是一个供3 200多家政府、公共和高校图书馆利用的在线书目数据库。意大利国家书目的发展动向包括：新修订的法定呈缴法对国家书目服务产生了直接影响;开展了相关研究计划以促进国家书目的有效覆盖和及时性;新近采用的编目和索引工具可以通过集成与合作式的图书馆系统实现资源共享;意大利国家书目部门与机构或私人书目数据生产者合作以提高国家书目的标准化⁽⁵²⁾。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档案馆(Library and A rchives Canada，LAC)重新定义了国家书目的范围和性质，寻找机会与其他机构合作创设国家书目⁽⁵³⁾。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图书馆在努力实现对出版物的书目控制，但因为出版商没有很好地遵守呈缴法，实现国家书目控制还存在很多障碍⁽⁵⁴⁾。

为了探索数字时代国家书目的发展方向，IFLA的国家书目指南工作组于2009年发布了《数字时代的国家书目：指南和新方向》研究报告。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制定指导方针以帮助国家书目机构启动或改善书目服务，以电子形式出版书目，使国家书目覆盖电子资源。研究报告从使用和用户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国家书目的价值，国家书目的选择原则，编目范围、标准和等级，国家书目系统的功能和界面，国家书目的组织和管理，与出版商合作实现元数据的整合与共享等内容⁽⁵⁵⁾。

3.4　书目指导研究

有效的书目指导可以在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彭斐章等从普及目录学知识角度出发，剖析了数字时代目录学具有的三大主要作用：信息资源导读、科学研究的指南、信息素养的教育功能，倡导人们都来学点目录学⁽⁵⁶⁾。书目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使目录学成为最通俗的、人人都可以用的知识⁽⁵⁷⁾。沈固朝将目录学与竞争情报联系在一起，认为任何情报活动既离不开目录学成果的利用，也与目录学理论指导相关。沈固朝教授从情报咨询项目案例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目录学的情报价值和教育价值，并就普及目录学知识提出了建议⁽⁵⁸⁾。王新才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必然促进书目实践的发展，促使目录学日益科学化，但现代信息环境更需要对大众阅读进行指导。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及其他各种方法对大众阅读进行指导是必然的。目录学需要变革与创新，继承与发展，而关注大众阅读指导会使目录学进一步普及⁽⁵⁹⁾。

国外的目录学研究成果中注重通过注释性书目(Annotated Bibliography)的方式，精选某一学科或主题领域的相关文献，起到信息评价与推荐功能。可以作为研究指导工具，为学术性信息的检索、获取提供便利。如Strudwick选择国际上有关图书馆灾难规划与恢复的文献编制成书目⁽⁶⁰⁾，Sulzbach选编了法学领域有关DNA证据证明文献的书目资料⁽⁶¹⁾，Walden对图书馆学文献中应用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焦点小组访谈法(Focus group inter-viewing)的文献编制了书目⁽⁶²⁾，Freund等人对有关元搜索和元搜索工具的期刊论文和电子资源编制了书目，作为指导工具帮助图书馆员和信息专家实施或增强其元搜索项目的水平⁽⁶³⁾。有的注释性书目还发挥着图书馆馆藏发展指导的功能，如Delatte编制了有关服装研究的书目，包括服装款式设计、服饰史、纺织科学、服装业、服饰社会心理学、纺织经济等，可以指导对服饰文献收藏感兴趣、提供纺织研究文献服务的图书馆进行馆藏建设活动⁽⁶⁴⁾。

书目指导在数字环境下朝着信息素养的方向发展。如程结晶等阐述了数字时代目录学发展的新途径——网络资源导读服务，分析了网络资源导读服务系统的构思和定位，讨论了数字化时代网络资源导读服务与信息素质教育的新功能⁽⁶⁵⁾。在数字环境下，信息素养教育开展的模式也更加多样化，Cary等人认为可以采取的方式包括面授、注释性书目、门户(Pathfinders)、图书馆拾荒式搜索(Scavenger hunts)、研究论文、在线指导、聊天、实时通信等⁽⁶⁶⁾。

在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下，Goldenstein认为书目指导工作不仅需要解决信息发现机制问题，而且要帮助解决如何评价和利用任何载体的信息的问题，这就是信息素养所描述的能力。向电子资源的过渡为图书馆书目指导创造了机遇和挑战，用户在没有咨询图书馆馆员的情况下接触到了大量的信息，图书馆馆员应在这种教育过程中发挥更为主导的职能⁽⁶⁷⁾。提供信息评价指导的功能可以体现在日常的信息搜寻利用过程中。如Barrett提出因特网成为公众越来越重要、有影响的健康信息来源，老年人正在成为网络用户中增长最快的群体。图书馆馆员可以在帮助老年人查找因特网上的健康信息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职责。作者分析了老年人在网络上检索健康信息的方式，认为图书馆可以提供网络上高质量健康信息网站的注释性书目，为老年人在有关保健决策制定过程中提供帮助⁽⁶⁸⁾。

4　目录学史研究

目录学史研究是我国目录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五年来研究者积极从目录学史中吸取营养，深化目录学史的研究内容，为现代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指导。

4.1　目录与学术、文化的研究

徐有富认为目录是记录精神财富的数据库，历代目录实际上就是中国学术史的缩影。从目录的分类、著录项目以及序与提要等方面可以分析目录学与中国学术史的密切关系⁽⁶⁹⁾。徐有富认为目录学的任务与价值之一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但现有的研究成果语焉不详。他在《目录学与学术史》一书明确阐述了目录学与学术史之间的密切关系，选取《汉书·艺文志》、《七录》、《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元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书目作为代表，具体分析了书目是怎样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详细剖析了书目的学术史价值⁽⁷⁰⁾。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成熟的书目分类系统，在目录学和传统学术文化上具有重要地位。傅荣贤撰写的《〈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一书对两千年来的《汉书·艺文志》研究史进行了全面疏理⁽⁷¹⁾。书中将古今对于《汉书·艺文志》的研究细分为4派，归纳、总结了每一派的学术特征：一是在对《汉书》的注解中涉及《汉书·艺文志》所形成的史书注解派;二是专注于《汉书·艺文志》目录学特征的目录本体派;三是立足于《汉书·艺文志》文化价值的学术考辨派;四是对《汉书·艺文志》本身进行专题研究而形成的专题派。这4派各有特色，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历代《汉书·艺文志》研究的全部内容⁽⁷²⁾。

一些研究者对我国古代目录学的思想有了深刻的思考总结。蒋正扬认为古代目录学不是一套形式主义和符号主义的工具系统，而是力求成为一套价值系统和意义系统，即章学诚总结的“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古代目录学系统正是在这种超越旨向上表述、组织和认识文献，反映在古代目录学上的文献之“序”，其实也是天地人伦之序。目录学以人伦价值为思考本位，时刻追问整套目录学系统以形成的精神基础，因而更能通达人性之最深层面，这一点正是和以“贤”为取向的中国古代文献相通约的。古代文献的意义论特征适应并支持了中国古代图书目录学的相应性的意义论特征⁽⁷³⁾。

现阶段不少学者将目录作为研究学术史的工具，通过目录的演变窥测学术史的发展流程。潘晟在《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目录学考察》系列论文中，通过对《汉书·艺文志》⁽⁷⁴⁾、汉唐时期目录⁽⁷⁵⁾、两宋公私书目⁽⁷⁶⁾中的地理类目的演变，全面剖析了我国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官修史志目录著作中的三座里程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的学术流变。刘红红通过考察三部目录学著作对道家文献尤其是《庄子》相关文献的收录情况，分析了《庄子》在古代较为复杂的传播与接受历程⁽⁷⁷⁾。刘文英等通过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了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了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⁷⁸⁾。

对于目录和学术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傅荣贤反省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基本旨趣的中国古代目录在具体学术考辨中的缺陷，认为古代书目囿于“著录一批文献”的刻板形式，与它所反映的学术之间并不存在严谨的并列关系，两者之间只是点与面的对应，目录在考辨学术时的错位甚至无能随处可见。此外，古代目录通过文献整序实现对学术的反思，作为反思结果的目录系统又会反过来影响学术的接受和认识，目录对于学术的这种反作用尚未引起足够关注⁽⁷⁹⁾。余训培认为目录学承担学术史研究职能是中国目录学传统之一，这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才成立的。约束条件中主要的一点是文献生产和交流的相对封闭性。约束条件的改变导致了这一功能的弱化甚至消解⁽⁸⁰⁾。

在目录学史研究和目录著作的关系上，傅荣贤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研究就是通过对一批经典书目的确定和诠释而实现对目录学史诸现象之分析、归纳与描述。对什么是“经典”的重新认定可以获得不同的目录学史叙述对象;而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可以获得不同的叙述结果。两者彼此促进，对目录学史的面貌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呈现出迥别于往昔的目录学史样式⁽⁸¹⁾。因此，在目录学史研究过程中，不同的研究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结论。中国目录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非常重要，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直接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要想取得创新的研究结论，首先应考虑如何在研究方法上突破前人。傅荣贤在分析权威方法利与弊的基础上，从个性化研究方法的使用、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比较方法的介入等具体层面讨论了目录学史研究方法的更新问题⁽⁸²⁾。

4.2　断代目录学研究

近五年出现了一些断代目录学史的研究成果，如段莹的硕士学位论文《宋代目录学研究》对宋代目录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探讨了宋代目录学繁荣发展的历史背景，概述了宋代书目编撰事业的辉煌成就，从官修目录、私藏目录、史志目录及专科目录等4种类型，分析了宋代各类书目的编撰情况;介绍了宋代书目在体例上的发展情况，认为宋代书目在类例和著录上继承了前人书目的优良传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革和完善，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创新，体现了宋代书目编撰的独有特色;提出目录学理论发展到宋代，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宋代的目录学家们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目录实践，总结了关于目录学功用、书目类例及书目著录等方面的目录学理论。以郑樵为代表，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理论专著——《通志·校雠略》。宋代目录学思想的发展把我国古典目录学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⁸³⁾。

唐明元的《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研究》一书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校书和官修目录、私撰目录、文学目录、宗教目录等方面对该时期的目录学进行了全面剖析⁽⁸⁴⁾。吴猛等探讨了魏晋时期史学的发展对目录学的影响，认为魏晋时期史学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统治者的重视、私人修史风气的盛行、史著体例的丰富等是重要原因。这些因素不仅促使了目录学著作相继问世，目录学的著录和分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汉代刘歆编定《七略》时采用的“六分法”，到魏晋时由于史学的发展，逐渐向荀勖所编《中经新簿》的“四分法”演变，并最终定型为目录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分类方法⁽⁸⁵⁾。

4.3　目录著录研究

一些研究成果从著录的角度对我国古代目录学进行了分析。周旖从史志目录的著录格式、内部结构、著录项目的设置和著录方法3个方面系统地揭示了史志目录书目著录的沿革情况，通过实例论证了史志目录在著录方面的发展脉络是：由汉代发轫之作的体例不精、著录简单到隋朝的体例精细、著录详细，然后又走向了唐、宋、明、清的体例不纯、著录简省⁽⁸⁶⁾。孙玉枝认为研究《汉书·艺文志》的文章很多，但多数是研究分类、序和注释。作者以现代著录规范格式《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为标准，分析了《汉书·艺文志》对书名及责任说明项、版本项、载体形态项、丛编项、获得方式项等的著录方式，以大量实例论证了《汉书·艺文志》著录项目的全面性，同时说明了《中国文献编目规则》是文献著录格式不断发展的结果⁽⁸⁷⁾。

高红等认为编目思想是目录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宋代之前虽然涌现出了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荀勖、王俭、阮孝绪、魏征等杰出的目录学家，但缺乏对古典编目思想进行系统的理论梳理，而开风气之先者是宋代的郑樵。宋代之前的编目实践家虽然迸发出灿烂的编目思想火花，但相应地缺乏理论上的总结和提升。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学者仅将目录学作为求学探知的工具，而不是将其作为有所专攻的“术业”。而宋代以后，郑樵、章学诚等著名的目录学家虽然有精湛的目录学理论，却很少有机会参与到编目实践中⁽⁸⁸⁾。

4.4　目录学家研究

目录学的发展离不开目录学家作用的发挥，目录学家研究在目录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近五年的研究成果中对一些以往关注较多的目录学家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如张新民认为郑樵目录学思想由求书、校书及分编三个前后相衔接的阶段组成，形成一个完整的开放性体系;这三个阶段又分别与辑佚学、校勘学和目录学紧密相关，其求书理论成为辑佚学的理论依据，校书思想进一步规范传统校雠学的范畴，分类编目则是目录学的理论基础，充分体现郑氏目录学思想的广义性特征⁽⁸⁹⁾。张勇探讨了章学诚目录学思想在其方志编纂中的体现：通过目录学辨明“志乃史体”，在此基础上提倡方志“艺文”应为著录之书，并立“文征”以折中著录与存献;又以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指导方志的纂修，赋予了方志保存文献的功能和学术研究的价值⁽⁹⁰⁾。顾广圻被誉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其古典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不校校之”原则、校勘方法、重考据与宋本、版本目录及“唯无自欺，亦无书欺，存其真面，以传来兹”的态度⁽⁹¹⁾。

近五年的研究成果中对以往被忽略的目录学家也有所关注，如南宋目录学家高似孙在我国传统目录体例创新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对其研究还比较薄弱。蒋鹏翔认为高似孙的《史略》、《子略》、《纬略》和《骚略》等著作集中体现了其目录学思想，是其学术代表作。通过应用追溯史源、对比同类著作等方法对高似孙其人其说进行了研究，将高似孙的著作分别与同时代的3部目录学名著对比，指出《史略》的类例周全超过了《郡斋读书志》，《子略》的家国情怀与直斋书录解题相通，在学术精神上高似孙与郑樵是最接近的⁽⁹²⁾。

丁延峰分析了海源阁杨氏的目录学思想，认为杨氏海源阁不仅以收藏宏富精善著称于世，而且对藏书勤于整理研究、编目著录，尤其是在目录学方面，颇有创获。杨氏在编目时于各环节上突出版本特点;通过类目设置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强调编年目录的重要性。杨氏在目录学上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贡献⁽⁹³⁾。

王化平在介绍刘咸炘先生目录学著作内容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刘咸炘先生的目录学思想，指出他源自章学诚，又超越章学诚;对《七略》和“四部”之精义的贯通以及对四部分类体系的革新;试图以中国古典目录学为基础，创立能够包纳古今中外一切图书的分类体系⁽⁹⁴⁾。

比较研究方法的应用有助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获得新的发现。在目录学家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比较研究的成果，如王化平等比较了刘咸炘和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认为刘咸炘的目录学研究深受章学诚的影响，甚至他在此领域内的重要著作都是直承《校雠通议》而成。虽然尊奉章学诚，但刘咸炘仍罗列出了章学诚研究中的瑕疵，且持之有据。另一方面，以章学诚的目录学成绩为基础，刘咸炘积极探索，在很多方面都有超越章学诚的地方，尤其是他重视《隋书·经籍志》，提出分类标准，并执之如一地改革四部⁽⁹⁵⁾。平保兴对鲁迅和周作人在目录收藏、目录编写、书目考证和书目推荐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他们的学术活动与目录工作有着密切关系，二人虽有不同，但作为学者对目录的重视却是共同的⁽⁹⁶⁾。

4.5　专科目录学研究

近五年来在专科目录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戏曲目录学领域。戏曲目录在学术史上发挥着特殊的功能：在历史上，戏曲从产生起其地位都不能与正统学术相抗衡，作者一般是正史无传，野史不传，作品也遭到冷遇，多遗失殆尽。许多戏曲目录中有关戏曲作者和作品的记载成为如今研究古代戏曲的唯一根据⁽⁹⁷⁾。因此研究戏曲目录对于掌握历代戏曲文献的状况，了解戏曲创作的盛衰，考究戏曲研究的学问源流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具有极大的帮助，具体体现在：有助于掌握历代戏曲文献的基本状况，有助于了解戏曲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戏曲研究和戏曲文学遗产的整理⁽⁹⁸⁾。杜海军认为戏曲目录在我国目录学史上是产生较晚的分支，它在著录方式、分类方法、著录重点方面与综合性目录皆有极大的不同，对目录学多具补充和发展之处，更体现了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⁹⁹⁾。袁红军针对戏剧作品的搜集与整理，分析了戏剧目录的编撰特色，包括目录体例、著者、专门目录等，指出戏剧目录的构建对目录学具有补充和发展的作用⁽¹⁰⁰⁾。

在宗教目录学领域，党燕妮认为佛经目录在我国目录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古代专科目录中最完善的一种。《开元释教录》则代表了佛教文献学和佛经目录学的最高水平，作者对《开元释教录》所表现出的目录学意义作了分析和探讨⁽¹⁰¹⁾。曾友和从佛典目录的分类、勘同和辨伪三方面分析了吕澂编写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在中国佛教目录学上取得的新成就，认为其推动了我国佛教目录学研究的发展⁽¹⁰²⁾。道教目录学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重要分支。南朝刘宋著名道士陆修静所著《三洞经书目录》是中国道教目录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道教目录学著作，其开创的道教典籍以“三洞”分类的分类法，既具划时代意义，又对后世道教目录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杨光文认为陆修静对中国道教目录学的贡献及其历史地位完全可与中国古典目录学史上的刘向、刘歆父子和佛教目录学史上的道安相提并论⁽¹⁰³⁾。

5　结　语

从以上对目录学研究进展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近五年来我国目录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也在从深度上挖掘，从广度上拓展，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研究者重视目录学的文化史、学术史功能的发挥，大力探讨目录学对文化与学术发展的作用与意义。为了适应数字时代和网络环境下学科的发展需要，目录学的研究内容向数字目录学拓展，形成了新的学科增长点。数字目录学逐渐成为目录学研究体系中的主流话语，这也是研究者勇于承担学科发展责任、推动学科进步的体现。

目录学知识的应用扩展到了更广泛的领域，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信息素养培训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知识应用的扩张能够有效增强学科的影响力，使学科更富有生命力。

【作者简介】

彭斐章，见《文华图书科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文作者介绍。

吴钢，男，汉族，1983年4月出生，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发表论文20余篇。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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