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目录学思想的再审视

五、古典目录学思想的再审视、再商榷

关于古典目录学思想研究的论文带有明显的学术争鸣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目录学史研究界的学术氛围。以傅荣贤为代表，对一些根深蒂固的古典目录学思想提出了质疑。傅荣贤在2002年第10期的《图书馆杂志》的头篇，发表了《中国古典目录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吗?》一文。他认为，由于学科领域不明、研究方法不能提供意义创造，导致古代中国目录学尚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并指出应重新确立古代目录学的研究本体。并积极寻求面向当代文化的共通的表达形式。除了此篇，傅荣贤的思辨性论文还有:《对传统目录学的全新理解》，在对西方形式主义目录学和乾嘉学派思维模式全面反省的基础上，认为学术之宗和明道之要构成了传统目录学的深层意义内涵，并将研究导向人文、历史和现实的深刻主题;《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之我见》，指出了有关古代目录学阶段史和方法论研究匮乏的现实，并加以科学的探讨;《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学科自省》，则是从学科名称、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诸方面讨论了作为一门科学的古代目录学的一般特征。除此之外，商榷类论文中值得一提的还有王京山的《中国传统目录学“辨考”与“致用”的辩证思考》、李冰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批评》等。^[37]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乔好勤的《中国目录学史》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水平。在中国目录学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是将中国目录学史与传统文化背景和哲学思考相结合，如李国新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国传统目录结构体系进行了哲学思考。王国强的《明代目录学新论》、宋宜的《20世纪目录学史的研究》，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将中国目录学史与社会发展史、学术文化史紧密相连，历史地总结某一时代目录学的成就和特征。柯平则从理论上探讨了目录学文化研究的有关问题。另外，目录学史的研究方法也有所改进，系统论和计量分析法开始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