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的环境利益思想

（一）杰文斯的环境利益思想

杰文斯在1865年出版的《煤炭问题：关于国家进步和国内煤矿可能耗竭问题的研究》中指出：“不管是钢铁还是蒸汽动力机，只有煤炭能十足的掌控它们；因此，可以称这个煤炭支配的世界叫做‘煤炭的世纪’。”杰文斯生活的时代是英国工业化正在推进的时期，资源消耗不断增加。他指出，迅猛的工业化一直在吞噬着富集和易开采的煤炭储备，英国最有价值的煤层在急速消耗，煤炭储备将被耗尽。“我必须指出这一痛苦的实情：增长的状态因此将长期依赖于总供给相当的煤炭消费。随着深度和开采困难的增加，我们将遭遇模糊不定但又无法避免的限度，而这将使我们脱离进步的道路。”^[37]虽然杰文斯写此文的目的是说明英国工业化的发展将使资源耗竭，但是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煤炭这种自然资源对工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自然资源能转化为收益，即资源所产生的环境利益转化为了经济利益，因此对环境利益的过度攫取将导致资源枯竭。

（二）马歇尔的环境利益思想

马歇尔在萨伊的生产三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了“组织”是第四生产要素的观点。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论述了自然资源的重要作用。马歇尔认为：“土地的基本属性是广袤性……使用地球表面的一定面积，是人能做任何事情的基本条件；这种使用使人有了自己活动的空间，享受大自然赐予此地的热和光、空气和雨水，并决定了人与其他东西和其他人的距离，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与其他东西和其他人的关系。”“地球表面某些地方有助于生产，这主要是对航海者提供的服务；而某些地方却主要对开矿者具有价值；还有一些地方——虽然这种选择是人类而不是大自然做出的——主要对建筑者有价值。”^[38]由于土地等生产要素具有边际报酬递减倾向律，因此马歇尔认为人类可以改变这种倾向，他指出：“依靠充分的劳动，人类几乎能使任何土地都生长大量农作物。人类能从机械上和化学上使土壤适合下一次要种植的任何作物，人类也能使作物适应土壤的性质，并使作物相互适应。”“人类甚至采用排水的方法，或者混合两种土壤以补充成分不足的方法，就能改变土壤的性质。”^[39]

在涉及环境污染、噪音和人口稠密等非常广泛的层次上，马歇尔首次尝试通过引入外部性的概念开展经济分析。尽管马歇尔只是为了通过普通的工业发展增加经济部门的利益的盘算，但是外部性概念中包含了环境问题经济学分析的关键钥匙，马歇尔谈到了商人们没有支付市场外部的成本而分享的那种收益。^[40]

马歇尔的土地所包括的范围很广，实际上指的就是自然环境。自然环境赐予了人类大量的环境利益，这些利益是多样的并且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价值。虽然土地具有规模报酬递减的性质，但是人类通过各种方法改良土地能改变这一倾向，也即通过人类劳动能创造更多的环境利益。马歇尔的环境利益思想对当代环境问题的解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环境利益协调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土地肥力下降、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可以通过人为的方法提高土地的质量，减慢资源衰竭的速度，通过环境治理提高环境的质量，这样不仅能提高环境提供环境利益的能力，而且能缓解人与人之间的环境利益纠纷。因此，马歇尔所提出的外部性概念为环境问题的缓解与环境利益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思路。

（三）庇古的环境利益思想

庇古是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代表作《福利经济学》也是西方福利经济学的第一部代表作。庇古认为，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但是严格地说，货币和福利是借助愿望和满足才联系起来的。国民净产品由能带来经济满足的最终产品和最终服务组成，它亦能用货币来衡量，并构成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因此，对经济福利的测量可以转化为对国民净产品的测量。国民净产品形成与使用的因素很多，最关键的因素是一国生产资源在不同部门中的使用配置。在何种状态下能使国民净产品达到最大值呢？假设只有一种资源，而且不计资源转移成本，则可以证明该资源与各种使用用途中的配置使每一种用途的边际社会净产值均相等时，这必定是一种使国民净产品达到最大值的配置。然而，现实中存在使国民净产品不能达到最大值的障碍，一个严重的障碍就是私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发生背离，进而导致外部性产生。庇古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急功近利与目光短浅会造成人们对资源实施破坏性利用的倾向，对优质煤层的胡乱开采将使仍有价值的煤层变得永远无法开采，竭泽而渔导致鱼类绝种，等等。在此情况下，为了维护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种程度的国家干预措施就必不可少。^[41]

任何企业在私利引导下都会引起投资配置与最大国民净产品的需要之间的差异，因此存在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对于私人净产品和社会净产品存在背离的情况，国家有可能会通过特殊鼓励与特殊限制一类的手段对之加以矫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津贴与税收。边际私人净产品超过边际社会净产品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生产与销售烈性酒精饮料，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这类行业征收特殊的高额税收；反之，对于边际私人净产品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品的农业生产，各国一般都是给予直接的补贴或者扶持。有时，当各经济主体受影响的相互关系比较复杂时，政府除了采取津贴与税收外，还会实施行政控制措施。所以，几乎每一个城市的市政府都拥有限制管辖区内建筑物密度和建筑物高度的权利，以防过高过密的建筑布局产生居住拥挤、交通不便、空气污染、环境恶化等不良反应。^[42]

为了限制垄断带来的不良后果，政府实施间接与直接两种控制方法。其中，间接方法包括保护“现实竞争”法、保护“潜在竞争”法。如果间接控制法效果不力，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法，也就是对垄断产量与定价直接进行干预和对销售价格直接加以干预。

有关可耗竭资源的理性使用、环境质量的保护、限制过度消费、推进节约、高于一切防止有害的急功近利等，庇古从根本出发，提出了三条政策，即国家补贴、税收、立法。这些策略被广泛地用于森林生产，在英国与爱尔兰已经有些时日了。就制止环境污染来说，庇古税可以针对那些是污染源的工业活动的生产水平来核算，或者直接按照污染本身核算。^[43]

庇古解决外部性的方法为我们解决现在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思路，以矫正不平衡的环境利益配置，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环境利益的公平分享。事实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在解决环境问题时都采取过补贴、税收以及各种环境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