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福利思想

亚当·斯密将福利狭义的理解为通过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和交换所获得的，由于整个社会福利是全社会所有个体福利的加总，因此个人福利总量的最大化能够使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斯密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的自动化调节下，每个人都关注获得最大的利益，在社会认可的秩序条件下，个人福利总量的最大化通过个人不受限制的追求经济利益得以实现。“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2]。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经济最大化的实现形式，政府的干预和管理未必比无为的形式更加有效。由于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个人能够通过价值规律的引导实现其福利最大化，这不仅会满足其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会对公共利益作出贡献，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虽然在市场中的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而从长期来看却实现了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市场不仅能够满足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时还将利己的欲望导向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

斯密反对国家提供一般化的社会福利。他认为，国家的干预作用应该体现在保卫领土不受侵犯、维护法律公正以及兴建市场不能提供的公共工程方面。由于斯密认为接受他人的施舍是一种不体面的生存方式，处于贫困状态下的人群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政府没有责任和义务为穷人提供经济援助。只有在维护法律公正的条件下，社会才有责任为穷人提供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来摆脱贫困的困境，而社会上的慈善对于贫困的救济是建立在双方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的。斯密认识到税收对不同阶层的收入的调节作用，通过对华丽马车进行较高的征税进而向贫困人群进行收入转移。但是斯密认为，公民没有权利要求国家为全体公民提供普遍性的福利，这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其他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理念。边沁将福利等同于功利，追求福利是人类的根本动机。从社会利益出发，将最大多数人的快乐作为评判政策好坏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只能从整体的利益中获得个体的福利，当二者间出现矛盾时，需要对矛盾进行协调和化解。约翰·穆勒认为，幸福的标准是全体人的幸福，而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幸福。国家应通过实施某些干预政策，促进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进行调和，在资产阶级利益的前提下，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为基础，增加对全民的救济。纳索·西尼尔以及托马斯·马尔萨斯论述了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经济福利的重要性，并对社会福利的供给进行批判。由于从市场经济的长期功能来看，社会福利的供给会使劳动者不愿在市场中供给劳动力，造成市场经济的低效率。在政府承认社会福利并对社会福利的供给提供保护的条件下，就无法激励工人从市场中获得经济福利，“工人就可能在闲暇的生活中放荡他们自己”^[3]，进而对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造成损害。因此，古典经济学家提倡福利应当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中获取的工资收入作为福利的主要来源，反对政府对福利供给的过多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