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化”

这里所说的“主流经济学”，指的是多数经济学家采取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并构成政府决策的依据；它可以并不仅由某一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构成，而是也可由几个派别共同构成（政策也会体现几派的观点）。正因如此，它不仅会因某一学派理论观点的演变而演变，也会因构成这主流的各“亚流”的相互关系和相对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在西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凯恩斯时代”，其主流自然指的就是由托宾、萨缪尔森、莫迪利亚尼、索洛等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也称“新古典综合派”）。70年代中，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从而“主流”便由后凯恩斯主流派和货币主义共同构成；到了80年代，以卢卡斯、萨金特、巴罗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亦称“新古典派”）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命题和政策观点占据了理论界争论的重点和研究院的很大一部分讲坛，政策制定中也加进了他们的观点，因此这时，“主流经济学”便可以说是由后凯恩斯主流派、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三家共同构成。^[13]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化”，主要是指在宏观理论和动态增长理论方面的新古典主义逐步抬头的趋势。就微观理论方面而言，“凯恩斯革命”并没有对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有多大的触动；相反，凯恩斯理论的很多命题，都是以微观市场的自发运动为前提的，因此与新古典主义的微观理论没有多大的冲突。宏观、动态理论方面则不同，这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新古典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首先，希克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IS-LM模型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础。在此模型中，凯恩斯理论并不是完全不存在，但由于投资仅表现为投资成本即利率的函数，与收入和消费、储蓄之间有着确定的函数关系，因此凯恩斯的由资本家不确定的“预期利润”，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不见了，投资再次变成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一个“内生变量”。其次，便是在50—60年代出现的所谓“新古典综合”。这一理论的倡导者认为，只要政府的干预政策能使社会总需求保持在不断增长的资本生产能力和人口增长所要求的潜在的就业水平，经济便仍可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模式运行。“萨伊定律”自然不再存在了，但是代替它的是“假定精心制定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使投资保持在能吸收充分就业时所能产生的一切储蓄”（J.Robinson，1971：10），从而仍然是储蓄决定投资和消费偏好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宏观经济学要研究的便仅仅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在短期内，如何制定凯恩斯主义政策使经济保持在充分就业水平；在长期内，经济如何按照新古典的模式增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索洛、斯旺、萨缪尔森等人的一系列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模型，其基本特征就是消费—储蓄决策决定投资或资本积累，它们构成了新古典综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当然不是“古典的”新古典主义理论，而是“新的”新古典主义了（neo-neoclassical），但萨缪尔森当初将其标榜为“新古典综合”，的确道出了其精神实质。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一些凯恩斯主义政策逐渐失去功效，主流派经济学的新古典化倾向更加有了迅速的发展。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货币主义理论日益为主流派经济学家们所接受，并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理论并非完全是新古典的。它的宏观分析理论结构与凯恩斯主义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弗里德曼还“借用了”凯恩斯关于货币的增加，能使原来得不到满足，不能借到贷款的投资者得以实现其投资计划的理论（Patinkin，1969）；这个理论意味着货币量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受资本家的预期利润率所制约和决定的，是“被动的”，而不完全在像新古典主义理论中那样是独立的决定因素。但是，作为货币数量论者，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具有鲜明的新古典主义特征：在理论上，它们将数量方程MV＝PY“从左往右读”，认为货币（M）是决定经济活动水平（Y）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政策主张上，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提倡自由放任。货币主义理论在主流经济理论中被广泛接受^[14]，标志着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理论“卷土重来”的重要一步。^[15]（2）“理性预期学派”或“新古典学派”（new-classical）的兴起。如果说“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主义”还包含着一些非新古典因素，那么理性预期学派则是彻头彻尾的新古典主义。他们的理论有两个特殊内容：一是用个人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决定的“劳动供给量”的变化，来说明就业水平的变动，从而将一切失业都归结为“自愿失业”或“摩擦性失业”（Barro，1984；Barro＆King，1984）。二是用“理性预期”概念，一方面否定政府政策（如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等）的一般有效性（因为人们现在已经能预期到政府政策的效应并采取相应的抵消措施）；另一方面把一切“不确定”的宏观波动，通过“概率”、“随机误差”等概念，都归结为个人或个别企业的合乎理性的确定的行为。根据这种理论，他们否定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主张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们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和分析方法，构成了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热门的研究课题。（3）近20年来，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正逐步向各个学派的宏观分析中渗透；所谓宏观理论的微观化趋势，在许多问题上实际就是宏观理论的“新古典化”趋势，其特点就是把宏观的波动归结为在某些“外部震动”发生时个人所采取的确定的合理行为，把宏观的非均衡归结为微观的均衡。例如对于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工资拒下刚性”，现在有人依据新古典理论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有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模型来加以论证，其内容主要是企业主为了雇到质量高的劳动力，减少技术培训成本，为了刺激工人的积极性和对企业的忠诚，减少管理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有意识地把工资提高到充分就业水平之上，或者在出现失业可以降低工资时也尽量维持现状。对于“价格拒下刚性”，有人则提出了“调价成本”模型加以论证，指出有时尽管降低价格可以因增加销售而提高利润，但若企业调价的费用，如重印价目表和广告的费用，大于调价的收益，价格就会仍保持其刚性。这种理论其实就是把宏观的非均衡归结为新古典的垄断均衡。对于消费—储蓄行为的分析，自从弗里德曼、莫迪利亚尼等提出永久性收入或生命周期收入模型以来，就是相当“新古典”的；现在类似的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分析进一步扩大到了投资和资本市场理论中，较典型的如“消费—资本价格模型”，就是将股票利率和资本价格归结为人们在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时对当前消费和预期未来消费的效用进行比较的结果。

这里还有必要提及的，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套“非均衡理论”。这一理论，将新古典的瓦尔拉斯均衡视为一个特例，而将其他种种现实情况都视为非均衡。单就这点看，这一理论似乎是“反新古典主义”的。但仔细、深入地分析一下，它对各种非均衡的解释，说到底不过都只是对某些市场加进了价格限制（价格或是不能升或是不能降）以及相应的“数量限额”（如果有的话）；其性质，实际相当于在原新古典主义一般均衡体系中加进了一个新的“背景条件”；而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经济运动的最终结果，都仍然取决于个人的确定的合理行为和体系内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的一切原则和方法都仍旧适用。由此可见，非均衡理论实际是新古典理论的一个扩充，本质上是将新古典主义的均衡理论伸展开去，用以概括各种非均衡的现实情况。

鉴于主流宏观理论和增长理论的新古典化，再加上微观经济学近几十年在一般均衡理论等方面的发展，我们可以说，新古典主义理论正在西方逐步地全面恢复其“正统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