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环境利益思想

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一代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恢复经济、缓解环境问题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他们的环境利益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视水利的工作

水是生命之本，是人类必需的环境利益。毛泽东的环境利益思想强调了水利工作与治水的重要性：一是水利工作对农业的重要作用；二是治理水患，维护人民的环境利益。

毛泽东对水利很重视，早在1934年1月23日就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地关注”^[50]，这一观点也是他后来一直坚守的主张。1953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应该在依靠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51]，以此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此后，毛泽东多次指出：“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52]“我们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兴修水利。”^[53]毛泽东始终没有动摇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思想，其将水利建设置于重要的位置，认为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

水利能给人民带来环境利益，但是大江大河治理不好也会给人民带来经济甚至生命财产的损失。对于大江大河的治理，毛泽东采取的是防洪为主、全面开发的措施。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亲自过问淮河、黄河与长江等的治理工作，他反对听其自然的做法，主张一定要积极治理水患。

毛泽东治理的都是水灾频发、危害重大、对人民生命财产构成重大威胁的水患，其中他非常重视淮河的治理，1951年他为淮河治理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54]毛泽东治水的根本目的在于造福人民，在治水的过程中始终考虑着人民的生产生活问题。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在谈到三门峡工程时指出：“这个大水库（三门峡水库）修起来，把几千年以来的黄河水患解决啦”，“还能灌溉农田几千万亩，发电一百万，通行轮船也有了条件，是可以研究的”。^[55]

长江水患频繁，尤其以中游的荆江最为严重，因此毛泽东批准兴建荆江分洪工程，并于1950年10月设计荆江分洪方案，1952年胜利完成。1954年，长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该工程作用巨大，有效减少了这次洪灾造成的损失，保护了江汉平原与武汉的安全，结束了千百年来人们在洪灾面前无能为力的历史，毛泽东也因此坚定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决心。三峡工程是治理长江水患与开发长江的关键性工程，防洪作用显著，能为华中、华东等地区提供电能，并具有航运、灌溉、水产旅游等经济效益。

水灾泛滥则为患，合理开发则为利。毛泽东通过兴建水利与治理水患，合理利用水带来的环境利益，避免了水患造成的环境利益损失，全心全意践行了为人民谋福利的根本宗旨。

（二）发展林业

1.林业是一个大事业

毛泽东很重视林业建设，他一直强调“林业是一个大事业”。1932年，毛泽东把森林资源的培养作为发展农业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国民经济发展，我国对森林资源的需求量增加，而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低，因此毛泽东多次强调消灭荒山荒地，大力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对各方面都有利；1956年3月18日，提出“农业是一个大事业”；1958年11月9日，指出“林业将变成根本问题之一”。^[56]毛泽东一直重视林业建设，他的林业建设思想也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林业建设。如今，我国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高度，林业这个大事业将给全国人民带来长久的环境利益。

2.植树造林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强调要消灭荒山荒地。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中指出：“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57]从1956年开始，“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58]。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对森林、湖泊、河流等造成了破坏，使我国的自然环境受到一次大范围的冲击和破坏。毛泽东也觉察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一切能够植树造林的地方都要努力植树造林，逐步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59]同时，周恩来对林业中“重采伐，轻育林”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于1962年提出：“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60]

（三）环境治理的“32字方针”与“三同时”原则

计划经济时期的两次群众运动，使得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渐凸显，国家领导人对此予以高度关注。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保护环境的全球会议，我国派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针对环境问题，我国政府提出环境保护的“32字方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并且，在当时提出了著名的“三同时”原则，即在计划、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同时安排保护环境、治理“三废”的配套项目。

综上所述，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资源环境给人民带来的环境利益，其所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大量的甚至长期的环境利益。但是，“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环境进行过度开发与利用，并且没有将环境保护置于应有的位置，致使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人民的环境利益遭受巨大损失。虽然中国在1974年设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环境保护机构，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采取了一些改善环境的局部措施，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全面失控，环境保护的进展受到很大的影响。^[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