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怎样研究中国

在美国，我见到一个奇特的钟：通常的钟面上，总是写阿拉伯数字，也有的写罗马数字。然而，钟面上写中文数字“一、二、三、四、五……”，却是“举世无双”。

这个奇特的钟，挂在美国的“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中国研究中心）的墙上，大约是为了显示这里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连钟都“中国化”了！

至于墙上的郑板桥手书“难得糊涂”以及巨大的“忍”字，跟那几位碧睛高鼻的研究员虽然有着强烈的反差，也表明这儿确实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

这个中国研究中心，设在伯克利加州大学里。

从我所住的阿拉米达小岛，乘坐51路公共汽车，由南向北穿过奥克兰市区，前面就是一座不陡也不高的山。那里有个热闹的街区，叫做伯克利（Berkeley），又译为“伯克莱”。

我在伯克利下车，迎面就是色彩斑烂的广告牌和广告圆柱，上面贴满五颜六色的小张彩色广告。这是美国大学的一道风景线：大学生们要出让旧书、旧电脑以及舞会消息、交换宿舍、寻找工作什么的，就在这进进出出的校门口的广告栏里张贴广告。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又译作“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简称伯克利加州大学。

加州大学跟加州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很容易混淆。

其实，加州大学也是州立大学，与加州州立大学一样都是由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主办。但是，加州大学比加州州立大学要高一个档次：加州大学以培养高级教育和人才为主，研究生院颁授博士、硕士学位。通常，加利福尼亚州的高中毕业生，只有10％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进入加州大学。至于加州州立大学则培养普通四年制的大学生，研究生院也只能颁授硕士学位。

加州大学有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

作者在东亚研究所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作者在伯克利大学图书馆内与工作人员一起研究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图书馆的中文报纸

伯克利加州大学是美国的名牌学校，在美国的大学“龙虎榜”上排名第五。在加利福尼亚州，要算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名气最大。

伯克利加州大学创建于1868年，最初的校址在奥克兰，只有学生一百来人，五年后迁往伯克利。如今的伯克利加州大学有十四个学院，一百个系，三万多学生，其中研究生一万多人。

自1993年来，我每一次去美国，都来到这所大学。这所大学建在山坡上，绿树成荫，花草遍地。漫步校园，钟声悦耳。这钟声不是发自那只墙上写着中文的挂钟，而是从校园中心那萨瑟钟塔顶上悠悠传出。这座钟塔高达一百多米，乘电梯上去不仅可以俯视整个伯克利加州大学，而且可以遥望碧蓝的旧金山海湾、那横卧清波的海湾大桥以及对岸旧金山的高楼大厦。

中国研究中心是伯克利加州大学所设的研究机构。旧金山是美国离中国最近的城市之一，旧金山又是华人众多的城市，应当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设立中国研究中心是非常合适的。

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于1957年，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曾经由魏斐德博士（Dr. Frederic Wakeman）担任中国研究中心主席。研究人员有美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更多的是中国人。

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个个小房间，研究人员们在各自忙着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人专门研究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有人专门研究刘少奇，有人研究《红旗飘飘》，有人研究《中国青年》，还有人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甚至还有人专门研究中国与坦桑尼亚的关系……

中国研究中心也接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生以及访问学者从事研究。我的朋友李逊在这里研究“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历史。另一位朋友毛桂荣博士则从日本来此进行中国问题研究。

为了研究中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还制定了“中国学者口述历史计划”，比如对于赵元任教授所作的录音访问《中国语言学家和音韵学家、作曲家和作家》，等等。为了使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拥有更多的研究资料，大学设立了专门的图书馆。

我早就听说这个图书馆的中文藏书非常丰富。1993年，我来到旧金山时，《星岛日报》驻旧金山记者里戈先生在采访我之前，曾经来此查阅我的著作。在馆长戈定瑜女士的帮助之下，一下子查到我的五十多部政治性著作。

这一回，请赵亚静、傅莉敏小姐用电脑检索我的著作。她们告诉我，这里“叶永烈”三字用的不是汉语拼音“Ye Yong Lie”，而是用韦氏音标，写成“Yen Yung Lieh”。一查，果真出现馆藏五十多部我的著作目录。我请傅小姐打印了一份，给我作个“纪念”。

戈定瑜馆长很热情地接待我，带着我在馆内浏览丰富的各类藏书。

她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50年代，中美之间横亘着坚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很难看到中国大陆出版的报纸。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偶然发现，从中国大陆出口香港的水果，往往用中国大陆的旧报纸包裹。于是，领事馆大量收集这些皱巴巴的旧报纸，撸平之后，用照相机翻拍，制成微缩胶卷，运到美国。当时，有什么报纸就拍什么报纸，能够从水果箱里拿到这些报纸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戈馆长给我看了一个微缩胶卷，那些翻拍的报纸，就来自当年中国大陆出口香港的水果箱。其中有的报纸被果汁弄脏，像倒上了酱油一样，看不清字迹，也只好由它去了……

真是今非昔比。随着尼克松总统跟毛泽东主席握手，中美之间的坚冰融化了，大批中国图书、报刊通过正常渠道运到这里，使这里的收藏大为丰富。

她说，这里很重视中国出版的各种文史资料，内容翔实，而且很多是第一手的，即当事人的回忆。作为中国研究中心，在研究工作中很注重第一手资料。

中国的各级政协，是社会名流荟萃之处。政协出版这些社会名流的回忆，名曰“文史资料”。这里不仅收藏了全国政协从1960年以来出版的文史资料，而且收藏中国各省乃至中国各县出版的文史资料！即便在中国，也没有一家图书馆拥有如此多的各县出版的文史资料。

除了中国的政协系统出版的文史资料之外，中共各级党史研究室则出版《中共党史资料》。他们得到中共中央党校的帮助，被赠予全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的《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他们也系统收集中国各省、县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资料，和中国各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还收藏到县一级的出版物。

省志、市志、县志，是研究中国各地情况极为宝贵的资料。戈馆长领我参观了一间藏书室，书架上陈放着一部部比砖头还厚的书——中国各省省志以及四千多部市志、县志。我注意到，我老家的《温州市志》、《平阳县志》、《苍南县志》也在架上。

“历史是过去的事，使过去的事永远也不会过去的是传记文学。”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也很注重中国各种传记文学的收集。诸如《毛泽东前传》、《王若飞传》、《李宗仁回忆录》等等。一套几十册《中共党史人物传》。各种人物画册也一应俱全，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等。

报架上，既放着来自中国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至《中华读书报》，也放着来自中国台湾的《中央日报》、《联合报》，还有中国香港以及在美国出版的中文报纸。戈馆长告诉我，《人民日报》是中国最重要的报纸，他们订的是航空版。中国各省省报、市报，只能靠水运，以节省经费。由于中国报纸实在太多，加利福尼亚州的九所大学的中文图书馆作了分工，各有侧重。他们这里主要收藏中国长江以南各省的省报。有的中国报纸供应微缩胶卷，那就更节省些，而且便于收藏、便于阅读。订一份省报一年的微缩胶卷，大约是五十多美元。

他们很重视收藏各种工具书。从摆满书架的工具书中，我随手摘抄如下书名：《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人名录》、《中国曲学大辞典》、《古文观止辞典》、《海外杰出华人》、《中国文艺研究年鉴》、《元代杂剧全目》、《江南大学五十年》……

各种图书琳琅满目。由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室”编辑、日本苍苍社出版的《毛泽东集》，共十卷，所收毛泽东著作很多是中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没有的文章。《傅斯年文集》、《林希翎自选集》、《西安事变真相》、《记者笔下的抗日战争》、《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中国现代文学》、《当代吴语研究》、《中国地域文化》、《东北文化研究》、《冷眼看台湾》、《辛亥革命回忆录》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我注意到，他们收藏了许多在美华人记述的中国大陆印象的书籍，如《大陆行》、《访中国记》、《母女浪游中国》、《江南游》、《中华万里纪游》、《探亲回来写大陆》、《游华记录》、《无限江山万里情》、《中国游记年选》、《神州漫游记》等等。

有些书在我看来是很平常的，在上海花十几元、二十几元人民币就能买到，而在他们这里，却特地配上硬封面，并在封面、书脊印上烫金的书名，作为十分珍贵的史料加以保存。

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泡”了几天，复印了大批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