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需要怎样的思维范式

导读：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这种范式与方法的局限性是不能依赖自身而超越的，这个时候需要的是超越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哲学思维范式和方法论。只有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和深度审视政治传播研究中遇到的难缠的问题，才能使研究行进做到逻辑自洽、论证清晰。政治学在政治传播中的“使命”绝对不是仅研究内容，而是要同时研究内容和形式。同理，传播学亦然。形式固然对内容有反作用，但是，形式却不能脱离其内容而被随意“创造”。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中，人类政治文明的坐标选择与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需要用超验与经验辩证统一的思维范式来思考、诠释和传播。再抽象的理论逻辑也必须有实证能够证实，再复杂的实验实证数据也必须有理论逻辑的支撑。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在这个方面的难题，不在于我们如何用实验实证的大量案例来描述中国政治传播的经验，而在于我们的经验如何能抽象出超越我们中国文化语境的普遍价值，以使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能为人类的政治文明作出贡献，进而通过传播实现全球共享。

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已经进入深水区，一是因为刚刚起步的中国政治传播实践迫切需要成熟理论的有效指导；二是因为以政治学和传播学为主力军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乃至一些相关的自然科学蜂拥而上，齐刷刷聚焦于当下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所谓深水区之“深”，意味着诸多的深度难题呈现在研究者的面前，比如，在宽泛无边的政治传播领域中具体研究对象的选择等。但是，在笔者看来，目前遇到的难题，是政治传播研究的思维范式和方法论问题。思维范式和方法论的不得体，导致的是诸多的研究或者浮在面上隔靴搔痒，或者卖弄技巧鸡毛一地。从现在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状貌上看，一方面，政治学范式方法与传播学范式方法各领“理论战略”与“策略技巧”之风骚；另一方面，恰恰因为这种范式与方法的壁垒和局限，政治传播研究进入深水区而又陷入深水区。事实上，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这种范式与方法的局限性是不能依赖自身而超越的，这个时候需要的是超越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哲学思维范式和方法论。或者可以换个角度表述为，只有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和深度审视政治传播研究中遇到的难缠的问题，才能使研究行进至少做到逻辑自洽、论证清晰。适应于政治传播研究的哲学范式方法很多，这里就笔者观察到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所急需的三种思维范式简略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