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5]列宁这句话明确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的标准，这一点他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显然一致。在评价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时，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像杜林等代表的社会主义流派那样持完全否定、贬低的观点，而是肯定他们是“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26]。恩格斯高度评价说，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表现出了“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27]。
圣西门（1760—1825）的社会主义思想直接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的理论观点有许多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第一，他主张由科学和工业来领导和统治社会。首先，科学和工业“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是一种必然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其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各种宗教观点的统一”[28]。其次，落实到人的层面，“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活动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29]。即由这些人来承担领导社会的责任。他尤其指出，银行家应该承担“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30]。最后，圣西门之所以产生这个观点，一方面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三等级和特权阶级的对立表现为“‘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31]。“游手好闲者”包括封建贵族在内的一切不参加劳动却有租息收入的人，他认为革命已经证实了这部分人的寄生和无能。而他所定义的“劳动者”，除了雇佣工人，还包括厂主、商人、银行家这部分人，因此他主张这部分人参与领导社会。另一方面，他的主张与当时法国刚产生大工业及出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这样的条件相适应。第二，他特别强调自己“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32]。这是他能提出社会主义主张的重要出发点。第三，他主张“人人应当劳动”[33]。这既是对不劳而获者的反对，也是对劳动本身的重视。第四，他认为“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34]。恩格斯高度评价这一观点“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35]。第五，他提出“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36]。这个观点可以看作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观点的萌芽。第六，他主张“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37]，这是当时对后来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废除国家”思想的另一种表达。第七，他认为“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38]。圣西门这个观点分别提出于1814年和1815年，当时法国的对外战争中，英国和德国是反法联军的成员，并在滑铁卢战役中战胜了法国。恩格斯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就主张法国和对手结盟，表现出圣西门的勇气和历史远见。通过对圣西门以上观点的梳理，恩格斯积极评价圣西门具有“天才的远大眼光”，并指出，“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39]。
傅立叶（1772—1837）的社会主义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深刻的批判。首先，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40]，进而讽刺启蒙学者和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华美的言词许诺和包装的虚伪性。他之所以能如此深刻，是因为他不仅“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预言者和革命后得到利益的奉承者所说的话”[41]，而且还清晰地看到了“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42]。其次，他揭露了当时的法国随着革命低落，在商业中日渐盛行的投机欺诈和小商贩习气。再次，他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两性关系和妇女的地位进行了批判，抨击资产阶级道德的伪善。在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的基础上，傅立叶还提出了一些创见性的观点。第一，提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43]的观点。这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当属首创。第二，在历史观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44]，并对“文明”时代进行了深刻剖析。傅立叶指出，所谓“文明”时代，即从16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社会。文明时代尽管在生产力状况上更加发达，但并不代表理想的社会。一方面，“文明”时代并没有减少罪恶，相反，它使“野蛮时代每一个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45]；另一方面，文明时代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恶性循环”的内在矛盾，“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46]，正如文明时代的“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47]。第三，他辩证地看待历史阶段和人类的未来。他认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48]，因此历史阶段只是暂时的，资本主义阶段并非永恒。人类未来也是如此，终将归于灭亡。恩格斯认为，傅立叶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49]。
欧文（1771—1858）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欧文则受到了资本主义狂飙发展带来的冲击。由于英国最早开始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自然走在欧洲前列。但是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社会弊病的暴露。欧文的思想正是产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相比，他的理论更具有工业革命时代的特征。第一，他“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50]。这个观点成为欧文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理论。由此，他特别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第二，欧文主张通过改造环境来改造人，并进行了多次亲身试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言，工业革命时期被许多人视为大发横财的好机会，然而欧文却认为这个混乱的时期正是做试验的好机会，可以通过试验“把混乱化为秩序”[51]。他最初在领导曼彻斯特一个500人的工厂期间进行了试验，取得了成效。根据同样的精神，1800年到1829年间，他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进行了更大的试验。通过试验，把新拉纳克从一个充满复杂堕落人口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官、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52]欧文成功的方法就在于改造环境，“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53]。欧文的措施主要有：发明并第一次创办了幼儿园，减少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工人工资等。第三，他认为劳动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因为社会财富这种改造社会的力量是由劳动阶级创造的，“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54]。恩格斯指出，他的这种社会主义观点是通过“纯粹商业的方式”、通过“商业计算”得出的，并且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55]。第四，他提出，“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56]。他勇于向这些障碍进攻，由此遭到了资产阶级的排斥，并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第五，他后期转向工人阶级，以30年的时间致力于工人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57]可以说，欧文的功绩不仅在于他提出了积极的理论，而且在于他不懈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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