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财富逻辑的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谁之财富、谁之合理性：马克思资本财富逻辑的批判及其当代意义^[27]

Whose Justice，Whose Reasonbility：A Citique and Significance on Marx’s Capital Wealth Logic

李末子

［内容提要］ 当代的财富文明处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财富本身所具有的温情与幻想逐步隐退，代之以更为普遍化、形式化的货币。货币之所以能够从单纯的交换媒介进而转化为财富存在的最重要或唯一形式，其背后的根据是资本逻辑。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致力于“资本财富是国民经济学的最重要贡献”，资本化的致富欲是推动国民财富能力迅速提升的根本元素。但当财富逻辑一旦集中规整、统一化为“资本化”之后，必然出现财富本身的巨大贫困。显然，马克思已经将对“资本与财富天然链接逻辑”的评判上升为现代财富、乃至现代文明机制的本体论批判——反思财富巨大涌流时代的财富贫困难题，试图探寻并构建新的财富文明路径，是马克思资本财富逻辑批判的最终归宿。

事实上，有关资本文明的合理性问题，马克思已经论证得十分充分，但马克思感兴趣的重点则在于资本文明的批判方面，在于严格确立资本文明存在的界限问题。可以说马克思的学说无论就其起源和性质而言，还是就其对人类思想的伟大贡献而言，都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而有关“历史终结”、“普世价值”之类的争论，其背后的深层依据就在于：资本拥有将一切文明形式一网打尽、全部俘获的巨大威力，我们试问有什么东西能够抵御资本财富逻辑的冲击而岿然不动呢？处于资本全球化、信息共享化的背景之下，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问题背后只隐藏着或归结为唯一一个正确的问题，即我们是否应该认可或同意资本文明的“自然化”，或者当前全球化的资本文明自身是否包含那些足够强大的、将会阻止自身无限制再生产的对抗要素，再进一步，这些因素即使存在，能否在资本文明体系内聚集、累积，最后爆发资本文明的革命。

但马克思绝非致力于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的经济学表达，并非致力于如何促使财富增长——因为这个命题随着资本登上文明历史的舞台中心，随着经济学成为显学而得到解答，而是致力于以“资本”为对象和核心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资本财富的合理性问题。

就当前实际的财富处境而言，“国富论”已经成为“民富论”的代名词和主导逻辑。越来越多的国家致力于国家财富的增长，认同“个体资本等同于国家财富增长”这一逻辑。这里“财富命题”已然成为一种主流的定律和常识，“做大蛋糕”成为经济（学）界、政治学界、官员们的合法判断，^[28]我们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的逻辑”加以批判、回应，并试图加以扭转呢？这是本文立论主要思路。

一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地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29]“发财致富”成为国家的目的，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或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生产的”，^[30]这也成为现代国家合法性的直接根据，而不再依存于宗教、宗法判据，从此以后“生产性国家”替代“消费性国家”成为现代文明世界的主角。这一论证逻辑确实起到了击溃传统财富观、解构传统国家享有、消耗财富、但不生产财富的惯常状态，既具有经济学意义，但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革命的、观念革命的意义。只有立足于这一点，才可以理解马克思所指出的“恩格斯把亚当·斯密叫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是完全正确的”这句话的深刻含义，^[31]也才可能真正理解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而备受推崇的真正的深层含义。这是对马克思批判资本财富观点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诞生促使资本财富参与社会文明进步，并成为文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动力，或者成为文明进化力量的典型力量。马克思在正面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财富观的重要贡献的同时，指出资本参与下财富文明的生成机制。他指出，资本财富与文明已经形成内在的“美丽的恶性循环”，尽管斯密一再宣称“劳动创造财富”，但“资本（从而也就是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只被看作促使生产力和生产发展的当事人”，^[32]乃至资本逻辑下财富的“自行增值”已经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表面上看，“财富的一部分执行资本的职能，另一部分则执行非资本或消费基金的职能”，但实质上两者都隶属于资本逻辑，“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首先是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33]

在这种密不透风的时代境遇下，批判“财富幻象”，必然落实到批判“政治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原富’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的“伪善、矛盾和不道德”。^[34]尽管在市场、货币、资本的经营过程中，商业“不应该是纠纷和敌视的最丰富源泉，而应当成为各民族、个人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的纽带”，但这种人道却是虚伪的，认为“一个民族要是惹起它的供应者和顾客的敌视，那它就实在太愚蠢了。它表现得愈友好，就对它愈有利。……你们减少了战争，为的是在和平时期发更大的横财，为的是使个别人之间的仇恨和可耻的竞争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35]问题的关节点，就在于资本财富使整个人类处于普遍化、形式化的“财富战争”之中，造成强者吞噬弱者的动物化生存结果。“既然在斯密看来，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不是幸福的，——而实际上甚至社会的最富裕的状态都会造成大多数人的这种痛苦，——既然国民经济学（整个私人利益的社会）会导致这种最富裕的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就是社会的不幸。”^[36]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从上文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所作的论述中来探索下述两个问题的答案：（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的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改良主义者或者为了改善劳动者阶级的处境而希望提高工资，或者（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化看作社会革命的目的，——这些人……究竟犯了什么错误？”^[37]对这一问题的问法，正是针对了资本的存在论性质。这一问法既不是问到了资本的当然逻辑上去，也不是问到了资本的伦理属性上去。^[38]

针对“危机”一系列的问题，许多人仅仅归结为“人性”的贪婪，如果这样的话，“贪欲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所开动的仅有的两个飞轮”。^[39]被视为人为蓄意结果，而不是必然的、自然的结果，这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偶然性，也意味着通过某种强有力的机制将其约束在被许可的范围内。马克思说“我们不学国民经济学家的样子”——也许只有到资本成为财富文明的主要动力，甚至唯一动力的时候，资本最大的“文明之花”和“恶之花”才可能双双绽放，人类对于资本文明的执迷与幻想才可能真正终结。

财富是如何生成、被理解、被熟知和被广泛认可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文明接受方式的演化过程。财富的象征意义直接体现为从财富的运动，从运动中获得感性存在，是财富获得文明符号的内在机制。当我们讨论财富对于人类、个人、社会的意义时，当我们讨论如何对待资本财富时，问题自然转化为“该如何处置由资本所带来的直接、自然、巨大的财富效应”，而真正而深刻的财富观、“财富关系”应该与判断整个人类的文明程度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非单纯的物质财富增长。就此而言，真正的财富观应该突破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判断，直接蕴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内含着感性的丰富性，体现不同种程度、不同意义的文明属性——财富的属性应该促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矛盾的解决，而不是导致矛盾升级、深化。

因此，对于当前的财富文明的讨论，如果尚未理解为“劳动与资本”的“能动关系”，就尚未理解当前财富的内在关系，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财富之于现代文明乃至人类历史所具有的意义。尽管在“资本与财富”尚未结成紧密的联姻之前，财富的存在方式及其内在矛盾关系，一直处于权力、自然、宗教的控制之下，财富本身没有独立的逻辑，或者财富仅仅体现为参与文明构建的初步形态，占用、限制、利用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为我所用，而不是让财富独立于政治、宗教、宗法关系之外。

由此我们认为：与财富有关的最大的社会分工，不是历史上所谓的三次大分工，而是“劳动与资本”的分离，正是这种分工促进财富、科学及现代文明的增长。马克思始终认为，“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是属于资本家的”。其中一个理由就在于“资本家的联合是习以为常的并且是有效果的，劳动者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且会给他们招来恶果”。^[40]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必要性。进一步申问：为何资本家的联合更容易，而劳动者的联合则十分困难呢？立足于经济哲学的角度看，是由于资本具有更为普遍性的形式，与普遍化的财富之间的距离更接近，尤其是货币资本、金融资本的介入更加强了这种普遍性；相比之下，无论劳动者的感性生活还是理性生存，一般都会致力于当下的生活需要，都无法超越资本所约定的界限之外，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会变得“日益激烈、反常和更带有强迫性”。^[41]在资本成为财富的现代文明世界中，在劳动与资本之间制度化的斗争和博弈中，胜利究竟属于谁呢？答案显而易见。

二

马克思对资本是如何获得财富，即资本盈利的机制的科学性、技术性进行了严密分析，“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42]“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就在于，它发现财富的源泉不是死的物，而是人的劳动，并且促进了这一点的实现”。^[43]正是具有生产性的“劳动者”，最终导致“货币财富”成为主流的财富形式占有一切，“货币财富”成为资本财富的显性形态，其背后的劳动创造。

在长久以来的财富衍化过程中，“不动产对动产的攻击以及相反的攻击”线索，地产、房产走向财富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社会财富涌动的深刻演化过程。“动产与不动产”之间的争论最终指向一个如何获得财富、以及财富存在的“合适（适合）形式”问题，最终财富的流动性或者流动性的财富成为现代文明的“产儿和嫡子”，致力于充分流动性的财富最终成为文明生成的主流逻辑形式及其内容。“狡猾的骗子，拉人下水的纤手，出卖灵魂的利欲熏心之徒；图谋不轨的、没有心肝和丧尽天良的、离经叛道和肆意出卖社会利益的投机贩子、高利贷者、皮条匠、奴才；花言巧语的马屁鬼；制造、培养和鼓吹竞争、贫困和犯罪的，败坏一切社会纲纪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人格、心灵空虚、冷酷无情的金钱拐骗者”^[44]，这是全世界对一心钻入钱眼里的人的共同鞭挞，本身没有宗族、国界之分。这实际也涉及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思认为，与重农主义关注不动产的财富价值不同，重商主义只承认贵金属是财富的存在，财富的对象、财富的材料立即获得了“自然界范围内”的最高普遍性，因为它们作为自然界仍然是直接对象性的财富。斯密的贡献恰恰在于其远离了温情的财富幻想，走出固定财富、流动财富的二元争执，并通过资本化的财富观加以统合，使财富演变成以资本、货币为主体的财富运动或财富游戏。

当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化的资本财富，成了“被劳动”的财富后，资本和劳动、乃至利润和工资成为通常的财富存在形式。排除了幻想——服从于生产组织、生产个人成为文明时代的主流财富方式。马克思针对财富增长分为两种情况加以讨论。其一，“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那末工人所受的痛苦最大”；其二，“现在且拿财富正在增进的社会来看。这是对工人唯一有利的状态”。马克思进而询问：“社会在什么时候才会处于日益富裕的状态呢？”^[45]那就是一国的资本和收入增长的时候，即致力于财富的增长的状态。在这两种情形下，财富显然具有“国富”而“民穷”的境地。而“国民经济学最欣赏的状态”则是：“资本总额和收入总额之间的比例在什么地方都决定着勤劳和怠惰之间的比例：凡是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必然勤劳之风盛行；凡是固定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必然怠惰之风盛行。”^[46]通过自然化的财富机制促成社会的普遍富裕。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杰出贡献在于提出劳动价值理论，但这仅仅是提出而已，并没有提出劳动财富的真正逻辑。在资本财富逻辑之下的一切财富，包括所谓劳动财富，都是由抽象劳动所创造的，“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47]这里，劳动财富所讲的“价值”不是使用价值，即不是财富的感性存在，而是财富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变成了人类财富的唯一尺度，它的增殖则成了生产的唯一目的。这就同时意味着：只有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才是真正的人类劳动。因此，就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而言，现代经济学世界的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的劳动。”^[48]这样一来，普遍化的劳动财富又与普遍化的资本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抽象劳动本身具有现代哲学的“普遍反思”特点。而马克思既强调这种普遍抽象劳动的客观力量（市场机制），也强调具体劳动、感性劳动赋予人生命体验的“美学力量”。

就此而言，马克思不是要批判和消灭劳动创造财富的二元性，而是消除财富二元化占有之间的对立性。现代文明财富就是在抽象劳动之积累的目标规范下，对具体劳动、感性生存加以控制和铲除，“抽象财富”成为财富的普遍形式。人的感性活动的意义被规定为它对抽象劳动、普遍财富力量之增长的奉献，而感性财富的意义则下降为脱离人的感性的单纯物欲之对象。这就是当今财富文明世界所必定包含着的人的具体劳动普遍异化和人类生命意义的普遍贫困化。

进一步探究可以发现，我们对于资本权力、资本财富的一种最真切的感受可以体现在这样一点上：当我们作为个人力图展开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活动时，倘若不能对抽象劳动、抽象财富积累作出贡献，也就是说不能为资本财富的增值服务，就绝不可能被承认为劳动，也不可能承认它对于社会财富存在有意义。这个意义上，致力于具体劳动的财富越来越让位于普遍化的抽象劳动、抽象财富，个人活动的财富表达只有在它能够成为资本财富“材料”的情况下，才是真正现实的财富元素。这也就是当前人力资本之所以盛行的主要原因。

处于资本文明化的世界里，资本机制的核心命题就是：千方百计的要唤起别人的需要，要人类的各种欲望皆苏醒起来，由此带来新的财富依赖性——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来满足欲望，尽力挖掘“欲壑”，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欲壑难填”，焦虑、不安、压迫、被追逐的感觉——人类拥有的货币越多，欲购买的东西越多，其获得财富就会越多吗？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类的“贫穷随着货币力量的增长而日益增长”。^[49]而现代经济学和现代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则致力于越多的货币，更多的货币已经替代了财富成为文明社会唯一的发展动力，而货币本身作为衡量财富的量尺度，进而转化为一种“过度和无度”的焦虑化生存境遇。

人类生活于有资本、货币逻辑所营造的财富文明处境之下，生命所损失的，通过资本、货币来弥补。“我占有了主人，也就占有了奴仆”。一个人力量不能做到的，通过货币就可以达到。一旦货币成为最普遍的财富形式之后，一切情欲和活动都致力于货币的增长，也就成为资本财富的典型形象。遭遇财富之苦、财富指控的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呼唤单纯的欢乐、简单的幸福，但我们生活中的住所已经被资本财富所浸润、渗透，即使能够获得我们所渴望的属于自己的“财富洞穴”，我们的财富又仅仅具有私人性的特质，最终会被强大的、以文明所强制的资本财富所驱赶。

在经济学意义上的财富效用，成为哲学和人类学财富效应的代名词的情况下，人如何生产出自身的丰富性呢？为了这种丰富性必须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内在的财富”，巨大的财富涌流带来“绝对的财富贫困”（而不仅仅是无产者的绝对贫困），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文明的财富机制出现问题，只有当这种财富文明发展到顶点时，文明与财富之间的联姻才可能破损，走向另一条可能通达财富与文明的道路。

财富的最终归结点应该是使越来越多的人赋予高贵精神的光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明世界里的住所（房子）——而不是家，成为海德格尔反思的哲学命题。我们的生活事实是：只有当我们成为某种资本的俘虏之后，才可能用于居住权。我们是否体验到财富作为异己的客观化的力量存在？把财富作为自己本身的力量？如果有，这就是渴望诗意般栖息地可能性。

三

在资本财富动力机制的驱使下，每一个人都尽可能的成为资本的元素，纳入资本逻辑之内，传统的肉体、物力成为资本的俘虏已经成为当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内在因素，而原来处于资本的知识体系越来越向资本靠近。这时的知识属于谁呢？属于知识化的人力资本，整个“新经济”都是建立在把知识看作为有形资产这种极端的观点之上的，从本质上说，这是资本逻辑对人类生存领域的新一轮“圈占”，也是更为深刻、隐蔽的“圈占”。当代资本文明的最新发展往往以“新经济”的面目出现，其核心和基础则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知识的资本化已经不再属于一个令人鄙夷的词汇、形象与行为，而是具有符合潮流、进入主流的生存模式。

受到资本挟持，人们每天都在寻找获利机会，一天没有收益就有可能惶然不安。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一个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存在着资本机会。华尔街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乃至世界资本文明形式的一个象征，主要是因为这里属于一种“纯粹资本财富空间”，属于一种以资本财富关系取代传统友谊和邻里关系的最佳试验区与示范区，“这是一个现代性的竞技场，人们纷纷加入角斗士的角斗，熊、牛和其他凶猛的野兽相互撕咬”，^[50]要实现现代财富必须要“勇于”践踏前资本时代的各种道德规则和文明秩序，需要最大胆的冒险者、开拓者，在这个以追逐资本财富为主流价值和标志的竞技场上，善于寻找各种机会进行资本投资，实现资本形式的有效转化，是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一项重要形式和内容。

在巨大的资本财富逻辑面前，连致力于神学的主教也不得不屈服。沃勒斯坦曾描述银行家族福格尔和他的侄子闻名四方，甚至在异教徒中也享有盛名，皇帝、国王、诸侯、贵族纷纷遣使逢迎，教皇誉之为“爱子”，红衣主教在他们面前站立。“他是德意志的光荣”。^[51]这种描述类似于美国诸多媒体对于大金融家摩根的描述，“他是那个时代的代表”。^[52]

在“财富主体”趋向于资本转化的过程中，马克思强调“铁人”隐喻，认为“铁人”意味着资本主体对劳动者自然主体的彻底改造，“资本招募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铁人是……恢复工人阶级中间的秩序……的一个创造”。^[53]“铁人”作为真正的、富有资本创造力的“主体”，最终击溃了抽象的自由和抽象的主体性，显现出资本力量对于传统财富主体的绝对改造和支配，“资本（家）雇佣劳动（者）”中的前者是绝对的主体，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工具和被塑造的对象。也就是说，在资本铸就当代文明的生产过程中，抽象化的、人道意义上的人越来越远离人本身，而被资本文明知识、文明技能所装点、装备起来的主体性越来越具体化、特殊化。为什么只有摩根才可能成为美国当代财富文明的集中代表呢？摩根之所以能够被认为是“代表着某种文明，代表着财富的力量”，因为“它就是股票、债券、银行、铁路、托拉斯、欺骗、诡计、利润。他就是成功，他是他时代的影子”。^[54]摩根是资本时代文明主体的重要象征，至今其依然被许多人所敬仰，更成为中国当代资本英雄们的楷模。就此而言，摩根的符号化本身已成为当代资本文明逻辑的一个经典形象。

资本化的财富，即以货币化的普遍形式获得自己的普遍现实性，它“只以外在方式的以收藏和保存的财富被扬弃了”，突破地方性的、民族、宗教、血缘等等规定，从而使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发展起来。所谓外在性的财富、固定化的财富逐渐转化为流动性的财富——财富的流动性带来一种新的文明获得方式，产生一种新的“文明的需要”，而任何阻碍资本流通的东西，就会“减少人民就业和国家增加财富的可能性，最后甚至完全消灭这种可能性，以致引起普遍的衰退”。^[55]

从财富空间的延伸和拓展形式看，铁路的延伸，开发资源，将广阔的原野、城市、山川联系起来，周边的森林、土地、地下的煤炭和铁矿石等各种矿藏得到开发和利用，而通过这些资源获得的货币收益，反过来又激发更为深入的铁路延伸工作，激发资本对时间和空间的更大的占有和利用。资本必须彻底打破“一切地方性”，“必须有大量资本积聚在资本家手中，才能够承担如此规模的并且周转如此缓慢的，即价值增值如此缓慢的工程。因此，大部分是股份资本；在这种形式下资本达到了它的最后形式，在这里资本不仅按它的实体来说自在地存在着，而且在它的形式上也表现为一种社会力量和社会产物”。与“公益事业”结合有助于创造经济稳定的氛围和投资信心，也具有鲜明的拓展资本公共空间的性质。美国本来是一个拥有大量分散的农场和广大疆域的国家，应该比欧洲经历更长的农业发展阶段，但铁路成为美国最大的雇主、最具有创造力的企业和最早的大型公司，也是美国实现垄断的滋味广泛的领域。正是由于美国铁路的迅速发展，带来了“资本革命”，迅速使美国成为世界贸易中心，进而成为世界货币和世界金融资本的中心。

被西方世界称为“文明进程”的美国西进运动，其中的一个关键开发项目就是铁路。西部铁路的延伸将印第安人的身体、精神和物质都被击垮，资本力量强大的力量和文明使得印第安人的原始生计条件彻底根除。“必须记住，在某种意义上，印第安人曾为欧洲的移民开辟的道路。印第安人所走过的小道，标志着白人从最早时期直到铁路时代通向内地的道路。印第安人为它们简陋的农庄所开辟出来的土地，也就是被那些信赖的人最先占领的土地。这些新来的人不仅使用印第安人的土地，而且也采用了他们的耕作方法。此外，印第安人对皮毛商人的诱惑，促进了白种人的向前移植”。^[56]铁路延伸到哪里，哪里就成为资本的领地。印第安人作为美洲土地的最先享有者、占有者，最终被兴起的资本空间所征服、消灭，作为资本拥有者的白人则成为美洲的真正主人。

资本财富具有的无限适应性、创造性和开拓性，善于将一切因素囊括在资本逻辑之下。对于自然条件而言，资本财富的一个最主要成果是促使自然财富类型的终结，或将自然财富转化为资本财富形式，一旦自然界构造的规则被掌握，那么自然有机体则被转变为易于操控的物体。即使在严重的生态灾难或危机情况下，很容易将生态学重新转变为一种投资和竞争的新领域。长久以来，“大自然”^[57]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在之物”，资本文明飞速成长以资本无需承担自然成本与责任的方式进行，所有直接、间接的资本参与者们都陷入竞争、盈利并维持可持续性的资本循环为己任的欲望链条之中。人类不必担心自身的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然而，人们不能确定今人我们是否已经接近这个临界点，因为它只有到了终点之时才能被清楚地意识到。

资本文明合理性的一个关键问题，或者说一个核心的纽结就在于：资本逻辑已经文明化、合法化、普遍化，而其之所以文明化的根基就在于资本财富逻辑根深叶茂，已经成为当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因素，也称为判定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乃至之所以被称为庸俗经济学家的批判的基本立足点，就在于批判“（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58]这一点上，马克思坚决、彻底地同所有捍卫资本永恒合理性的科学及文明知识、信仰划清了界限，试图解构资本财富、建构劳动财富，通过对资本文明生产方式的分析揭示了超越资本文明的客观可能性。

在当代资本处于文明主流地位的世界里，当财富作为资本而普遍存在的时候，但只有“当我们直接享有它，吃它，喝它，穿戴它，住它等等时，总之，当我们消费它时，它才是我们的”。^[59]而当代资本财富的文明逻辑并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尽管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劳动者的技能与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它给资本财富提供了最为充分的理由。如果我们将劳动视为人类必要和基础性的生存方式，视为文明方式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与内容，那么当我们谈论财富的时候必须谈论劳动。当然在当代文明语境下也离不开资本，但归根结底最后不是谈论劳动之外的东西，而是谈论劳动本身；谈论真正的财富或者财富的文明意义，就是谈论如何获得“真正的人”，让更多的人过上“自由、富足、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劳动本身——不仅在它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地说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是有害的、造孽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议论本身得出的结论”。^[60]不得不依附于资本财富的劳动者始终是卑微的，这是现代文明所创造出来的卑微。

最后归结起来，我们认为资本财富逻辑绝非永恒之物，有其历史的形成和界限范围，当代资本财富发展必然造成资本与社会、文化传统、资本与人之间的巨大对抗。而只有当全球社会普遍意识到资本财富已经成为资本生产、商品消费、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决定者之时，压缩资本空间的措施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马克思意义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一革命”之类的论证逻辑不再失效，而应该成为反对资本财富的重要举措。这是当前资本财富的实质，也是我们讨论当前财富的最大处境，更是我们向马克思寻求答案并试图走出资本文明悖论的最大难题。通过资本财富逻辑批判的解析，或许能够提供了一种当代资本文明的内在矛盾及其爆裂可能性的理解逻辑。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