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意义

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决定，对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和创新，应该建立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形成历史、科学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深刻理解上。在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上，对于浅尝辄止者、主观臆断者和庸俗诠释者来说，马克思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只可能是“跳蚤”。

(一)历史的回顾: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向劳动价值论的拥护者、创新者的转变

正像马克思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也不是生来的劳动价值论者。1843年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对劳动价值论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把生产费用作为决定价值的惟一因素来描述时，穆勒——完全和李嘉图学派一样——犯了这样的错误:在表述抽象规律的时候忽视了这种规律的变化或不断扬弃，而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¹⁾当时，马克思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质疑，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方法上，马克思不赞成李嘉图对劳动创造价值研究中运用的抽象方法，特别不赞成将劳动创造价值的研究建立在抽象了资本主义竞争这一基本假定的基础上。马克思接受的是恩格斯在1844年初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观点，即“生产费用”“这个范畴也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如果不把竞争考虑在内，“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²⁾马克思当时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竞争前提下价格的波动问题，还没有从价格这一现象形态中离析出价值这一本质规定性。第二，在理论上，马克思注重的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证性”批判，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显然是更为直接的现实。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揭示资本主义经济本质，抓住的就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些范畴，认为异化劳动既是实际存在的经济事实，也是其他一切范畴的一般的、内在的本质规定。

1844年底以后，马克思才由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转变为劳动价值论的拥护者。现在能够看到这一转变的最早的文献，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底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神圣家族》。这时，马克思已经察觉如果撇开竞争的影响，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价值决定问题“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³⁾马克思开始理解价值在竞争中的现象形态和在生产过程中的本质规定之间的区别，从而在方法论上初步理顺了价格现象和价值本质的关系。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对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原理有了透彻的理解。这样，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承认劳动价值论，肯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过程的科学阐述，就是必然的结果。

大约在1845年秋到1846年5月，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已经明确提出“在竞争的领域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任意决定的”。金属货币的价值，也“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所决定的”。⁽⁴⁾在发表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劳动就是产品价值的源泉，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强调指出:李嘉图犯有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马克思确信，价值、货币这一类经济范畴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一关系只是其他经济关系的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并且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实现了劳动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的统一。

回顾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理解的这一重大转变，是建立在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第一，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实现这一重大转变的哲学基础，如恩格斯后来所评论的那样:“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⁵⁾承认劳动价值论，这是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运用的必然赓续；同时，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也对唯物史观作了进一步的检验和证明。第二，对当时主流经济学得失成败的科学认识，特别是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劳动价值论中蕴藏的科学价值的深刻理解，是马克思实现这一重大转变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古典的劳动价值论被宣布为“过时的”、“失灵的”理论。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优秀理论遗产。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理论的合理的内核，结合经济科学革命的内在要求，使得以劳动价值论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起点的这一“古典”的方法，获得了新的生命，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学的科学革命。

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自称对政治经济学作了“重新研究”。“重新研究”的重要特征就是从肯定劳动价值论这一新的基础开始的。在1850年8月到1853年底的三年中，马克思写下的著名的《伦敦笔记》，对价值理论及货币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不仅阅读了大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几乎所有的有关价值和货币理论的重要文献，而且还密切关注当时经济理论界关于价格、货币理论的论战。特别是当时银行学派和货币学派关于价格和货币理论及政策的争论，成为马克思深入研究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切入点。毫无疑问，马克思是在同主流经济学发展最新趋向的“对话”中、是在对政治经济学最高成就的吸纳中、是在对经济学发展面临新挑战的思考和回应中形成自己的新经济观的。

(二)方法的创新:劳动价值论的总体理解及其从抽象规定到具体规定的转化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入研究，也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方法创新基础上的。方法的创新是马克思从1857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1版出版的10年间，实现劳动价值论科学革命的最坚实的基础和最显著的特点。当前，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些误读，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漠视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认为，不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也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全部意义。在这里，我们着重对劳动价值论研究中的总体观点和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作一些说明。

在写于1857年8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生产是总体”这一重要的命题。他认为，构成总体的各要素既不是彼此分裂的，也不是相互并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的、有序的结构关系。例如，马克思认为，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等构成“生产总体”的基本要素和主要环节，形成“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一方面，“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因而也“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另一方面“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⁶⁾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总体，是一个整体内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对经济运行过程和环节的理解中，不能脱离这个总体来理解其中的某个环节，也不能把这些环节并列起来或割裂开来。

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在劳动价值论研究中得到科学的运用。1857年以后的十多年间，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研究的主体内容是价值形成(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问题。价值形成、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分别发生在“生产总体”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等不同的环节和过程中。其中，发生在生产环节和过程的价值形成是中心内容，也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

对劳动价值论的探讨，一方面不能脱离“生产总体”及其不同的环节和过程，另一方面也要十分清楚这个环节和过程在整个经济关系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现在理论界议论较多的生产要素分配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分配环节和分配过程的问题。发生在生产环节和过程的价值形成，决定的是可供分配的价值总额。在分配过程中，生产要素所有权等规定决定着对既定价值的分配份额。分配过程不可能增加任何一个价值原子，也不可能改变价值形成的本质。马克思曾经作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我画一条一定长度的直线，那我首先是用那种按照某些不以我为转移的规则(规律)的画法‘生产’一条直线。如果我把这条线分成三段，这三段的每一段仍然是直线；由这三段线构成的整个这条线，并不会因这种分割而变成和直线不同的东西，例如某种曲线。同样，我在分割一条一定长度的线时，也不能使它的各段线之和比未分割的原线长。因此，未分割的原线的长度，也不是由各段线的随意决定的长度决定的。相反，各段线的相对量一开始就受到由各段线构成的原线的长度的限制。”⁽⁷⁾

同时，从价值形成到价值实现、再到价值分配，存在着系列的转化过程，这是总体内的辩证的运动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先研究价值形成的问题，探讨价值的实质，揭示价值决定和创造的本质和本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探讨了从资本循环到资本周转，再到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问题，揭示生产和流通统一过程中的价值实现问题。《资本论》第三卷主要探讨价值，尤其是剩余价值怎样根据生产要素所有权进行分配的问题。在价值分配环节，作为基础的是生产价格，通行的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原则。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分配方式，并不直接地反映价值的本质规定，但又是价值决定的转化形式。这时，不能因为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现实，就否认劳动价值论的本质规定；也不能以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现实，推导出资本或要素创造价值的谬见。在论及生产观念和分配观念的矛盾时，马克思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⁸⁾政治经济学要积极地揭示表现形式与本质的内在联系，而不能消极地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对表象的肤浅的解释上。

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对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作了科学的概括，这对全面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同样是极其重要的。马克思把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归结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个由简单的经济范畴上升到复杂的经济范畴的过程，也是一个由经济范畴的简单规定性上升到经济范畴的复杂规定性的过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对劳动价值论作了系统的阐述。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最初的阶段，阐述的是劳动价值论最本质的、最简单的规定。随着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逐个层次的展开，劳动价值论也越来越接近于具体，越来越接近于事物的表象。在开始时撇开非本质的因素，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逐步地得到“还原”，最后达到“具体总体”。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时谈的只是新价值的创造问题，谈的只是抽象规定意义上的价值决定问题。例如，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撇开了一些复杂的规定，把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简单地理解为“平均”的劳动时间，简单地当作按局部生产领域考察的劳动时间；同时也撇开商品使用价值差异对价值规定的影响，把单个商品看作是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等。进入《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理论，在讨论新价值创造时，进一步探讨了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旧价值是怎么转移的问题。这时，马克思提出了C+(V+ M)的问题，这是新价值创造和旧价值转移的统一。整个《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就是在C+(V+M)的基础上讨论剩余价值生产和流通、资本积累及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等问题的。

在《资本论》第三卷，价值决定的抽象规定进一步向其具体规定上升。一方面，马克思引进了具有较为复杂规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价值规定上升到市场价值规定。现在，“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也就是说，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新的规定就是“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¹⁰⁾进一步看，在更为复杂的规定中，与“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并不必然是“社会平均生产条件”的结果，可能是“平均生产条件”，也可能是“最好条件”或“最坏条件”⁽¹¹⁾的结果。从价值到市场价值的上升，不仅没有取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对劳动价值论的抽象阐述，相反还在再现“具体总体”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伸展着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规定。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引进了成本价格概念。成本价格概念与C+(V+M)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按创造新价值和转移旧价值来理解问题的，而是以资本投入或资本预付来理解问题的。这时，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都成为资本家的成本或费用，从而利润就成为资本投入带来的收入或报酬。由于资本的转移、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周转的不同，最后形成了平均利润，达到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具体形态；利润不再按本部门资本投入的多少来区分，而是按资本在整个社会中的份额来分配。这样，价值的抽象规定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具体规定。正是从劳动价值论的抽象规定出发，才可能揭示出生产价格的具体规定，才可能科学地架设连结价值形成、价值实现到价值分配的逻辑的和现实的桥梁，也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一困扰古典学者的“经济学之谜”。

价值问题首先要回答的是谁创造了价值、创造价值的实体的问题。关于分配问题，如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剩余价值分配问题，在理论逻辑上，有一个从本质到现象的转化过程。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是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基础上探讨平均利润分配问题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但剩余价值或平均利润的分配却是由资本所有权决定的。只有在理论逻辑上，实现了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才可能搞清楚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同劳动创造价值并不相矛盾，相反还是价值形成从本质到现象几度转化以后的必然结果。李嘉图在劳动价值论研究上的失误，就是企图在价值形成的逻辑层面上直接说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一分配问题。马克思认为，“如果想不经过任何中介过程就直接根据价值规律去理解这一现象，就是一个比用代数方法或许能求出的化圆为方问题更困难得多的问题”⁽¹²⁾。李嘉图的错误就在于试图把“方”直接变成“圆”，在阐述方法上缺少历史的和逻辑的“中介过程”。由于“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¹³⁾，因此，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揭示从本质到现象转化的“中介”和“中介过程”。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艰难性所在，也是现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某些误读的症结所在。

(三)现实的思考:劳动价值论在现时代的发展及其提出的新课题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这一论断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科学革命上的意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马克思对经济学说史的最重要的贡献。劳动价值论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矛盾及其规律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也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及其基本特点的基础理论。

回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根据当时的实际，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揭示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特点和基本矛盾。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1版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作了科学的、系统的论述。但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就此终结了劳动价值论。相反，在之后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2版和法文版，以及《资本论》第二卷的一些手稿和第三卷的部分手稿(这一卷的大部分手稿是在1867年之前完成的)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作了进一步的展开论述。1883年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在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过程中，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新情况和经济科学发展的新材料，对劳动价值论作出新的发展。20世纪初，列宁根据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劳动价值论作了新的阐述。列宁没有拘泥于马克思已有的结论，而是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对垄断价格和价值规律的新作用作了创新性的研究，拓展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视野。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探索，尽管存在着各种失误，但他对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作用还是作了一些开拓性的研究。特别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价值、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论述，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然要有新的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就劳动价值论研究而言，我们所处时代的变化大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新变化。这是马克思当时进行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时所没有预想到的，马克思当时设想的决定劳动生产力的五种情况，即“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¹⁴⁾，现在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二是作为劳动价值论研究对象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当时运用劳动价值论专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现在劳动价值论不仅要运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同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相比，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还要运用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同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也有着显著的区别)。社会经济制度的这些变化，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三是劳动价值论不仅运用于经济关系的制度分析，还进一步运用于体制分析。在体制分析，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析中，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范围和作用形式必将发生重要的变化，必将形成新的理论视野。四是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格局。一方面在现实中，以生产、贸易、资本、金融和信息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关系和过程；另一方面在理论上，马克思当时设想，涉及世界市场的比较具体的问题尽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¹⁵⁾，也只打算在“可能的续篇”中进行论述，但在现时代，世界市场及其价值作用的新形式，已经成为劳动价值论发展的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结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新变化，审视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研究的现状，在深化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中，有必要对以下一些问题作出新的探索。

第一，价值实体与“总体工人”的问题。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抽象劳动的主体是劳动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讨论劳动创造价值的时候，并没有对劳动者作更多的探讨。后来，在谈到劳动的协作和分工等问题时，马克思根据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的现实，提出了“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¹⁶⁾的概念。马克思先假定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是单一的；随着科学技术和分工协作的发展，以及结合劳动的出现，劳动过程得以分解或细分，单独的直接劳动者成为群体的组合劳动者，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者被细分为不同层次。分解的劳动过程构成为一个总体，进入分解的劳动过程的劳动者就成为“总体工人”。由于“总体工人”的出现，对原先单一的直接劳动者的理解变得复杂了，也使得抽象劳动的主体复杂了、扩大了:“总体工人”中从事同一的有机劳动过程的劳动者都可能成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因此，现在进入抽象劳动的，不再只是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者，属于“总体工人”范围内的所有的劳动者都可能形成创造价值的劳动。

马克思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分工协作的发展，“总体工人”的概念也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怎样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来理解“总体工人”的内涵和外延，已经成为劳动价值论在现时代发展的重大课题。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管理职能分解出来，出现了专门从事管理的劳动者。管理劳动当然是“总体工人”的劳动，只要这种管理劳动直接服务于生产过程。结合现时代经济发展的实际，加强对“总体工人”的研究，是有利于拓展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视野和发展空间的。

第二，劳动凝结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问题。马克思把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叫做劳动对象化的过程，就是把活劳动、抽象劳动凝结在一定的物质形体中的过程。关于劳动的对象化，马克思当时只考虑对象化于一定的物质产品。这是由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经济现实决定的，当时的非物质产品的生产还“微不足道”，马克思没有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但现在，原来那些看来“微不足道”的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当年在劳动对象化的非物质性问题研究上的缺憾，或者因为现今劳动对象化的非物质性的显著发展，就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如何理解劳动对象化的非物质性，比如教育劳动、知识产品等；如何理解作为要素进入生产过程的非物质产品的价值转移问题等，都涉及当前劳动价值论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也可能成为深化劳动价值论的新的切入点。

第三，价值形成与财富创造的问题。对这个问题，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理论已经作了清楚的论述: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关于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马克思提出过两句名言:一是“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二是“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¹⁷⁾在根本上，价值、价值形成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关系或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生产则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的是经济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¹⁸⁾。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是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统一体。马克思在进行经济学的科学革命时，着力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集中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研究，但他并没有排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劳动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是统一的，决不是相互排斥的，但也不是可以相互取代的。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发展的特点之一就在于，把理论研究由制度研究进一步推向体制研究，特别是推向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创造问题的研究。这样，劳动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统一性问题，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即财富创造关系的问题，社会生产力发展问题等进一步凸现，这同样是对劳动价值论发展提出的新课题。

第四，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问题。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活劳动，不是物化劳动。物化劳动是物化为价值的劳动，它不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惟一与物化劳动相对立的是非物化劳动，活劳动。前者是存在于空间的劳动，后者是存在于时间中的劳动；前者是过去的劳动，后者是现在的劳动；前者体现在使用价值中，后者作为人的活动进行着，因而还只处于它物化的过程中；前者是价值，后者创造价值。”⁽¹⁹⁾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活劳动作为抽象劳动，是创造新价值的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活劳动作为具体劳动，则保存了原先存在于生产资料中的价值，并把它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物化劳动是凝结在产品中的劳动，是积累了的人类劳动。在对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理解上，不能因为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就轻视或否认物化劳动在物质生产和价值形成中的作用；但也不能因为物化劳动是人类积累的劳动，是价值的存在形式，就把它看作同活劳动无所区别，甚至把它看作创造价值的劳动。劳动价值论在确定活劳动创造价值时，丝毫不贬低物化劳动在物质生产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来说，活劳动和物化劳动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在深化劳动价值论研究中，应该全面地理解和评价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作用。

第五，国际价值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对劳动价值论提出的新课题就是世界市场背景下国际价值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或如马克思所讲的“价值规律在国际上应用”的问题。在世界市场上，各个国家内部生产商品的价值，都只表现为国别价值；各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换时，不是以国别价值为基础，而是以国际价值为尺度。在马克思看来，国际价值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决定的，因为“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²⁰⁾。这种统一的“国际劳动的平均单位”比较与不同国家的商品价值是不一致的，马克思曾经设想“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²¹⁾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国际价值和世界经济交换不平等的问题，就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现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国际价值问题更成为劳动价值论发展和创新的重要问题，也成为我国加入WTO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紧迫的现实问题。

(顾海良，原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