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学圈和其在美国哲学中的地位

第三章　从维也纳1925到美利坚1984

前面我已经说了不少话来给“分析哲学”（或说得更清楚一点，“分析经验主义”）揭短。部分是由于其他的思想资源（如中华文化背景）对于我的影响，这种“分析哲学”让我感到很不舒服——至少就“分析哲学”在通常的学术实践中所呈现出的样子来说，我的感受就是如此。因此，为了澄清我自己的关注所在，对于此类研究路数的优劣加以品评，或许是很有助益的。特别而言，那类我所熟悉的逻辑在从罗素（还有弗雷格）到卡尔纳普的思想演进过程中，特别是在蒯因扬弃罗、卡二君思想的某些特定方面的过程中，确实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考虑到我这种个人化的切入问题的路数，以及罗、卡、蒯三君在哲学史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看来恰当的做法就应是：集中讨论这些哲学家之间的类似点和差异点。由于我的兴趣一般都聚焦于大问题，因此关注这条大的哲学线索的宏观特征将是本章的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到底哪些人构成了分析哲学的历史呢？确实能列进这张名单的有G.E.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拉姆塞、卡尔纳普、莱辛巴赫、赖尔、奥斯汀、魏斯曼，而或许能够列进去的还有布劳德科学哲学、道德哲学。——译者注" class="calibre10">^[1]、C.I.刘易斯，以及很多在世的英美哲学家。和其他当代哲学思潮相比，分析哲学更强调客观性或普遍性，以及精确性（形式上的或其他方面的精确性）。

“分析哲学”这个含糊的标签暗示了很多层不同的含义，而对于其中的两层含义，我在“导论”里其实已经作出了辨析。还有一种居于这两种含义之间的含义，而且这层含义比我所说的“分析经验主义”更宽泛一点，并在本世纪英美哲学的主导学派所构成的那个边缘模糊的圈子里得到了承认。我在本章中所明确关注的乃是分析经验主义，而分析经验主义恰恰在这个圈子里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个核心地带包含了一些特定的方法论构成因素，比如对于语言（无论是人工语言还是日常语言）的强调，对于逻辑（数理逻辑或逻辑分析）的强调，还有对于数学和物理学的热忱（分析经验主义者至少得把自己一半的精力都投入其中）。在原理的层面上，分析经验主义首先是实证主义并且是经验主义的，但有时也伴随着对于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同情。在一般意义上，它截然隔绝于历史因素（包括哲学史），还有艺术和文学。至于“分析”这个概念，其含义是非常不明确的，而且和“清晰”、“精确”这些概念相似，它可以具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分析”在大多数哲学理论中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在世纪之交的英格兰，摩尔和罗素引导了一场针对黑格尔主义以及唯心主义（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理想主义^[2]）的反叛。在这个过程中，摩尔看重的是日常语言，罗素则循序渐进地引入了数理逻辑（作为其核心技术工具）以及数学，还有物理学（作为重要的研究材料以及对于某些哲学难题的备选解决方案）。当摩尔和罗素的反叛大业正干得热火朝天之时，没想到半路还冒出个同盟军：维特根斯坦。他的《逻辑哲学论》（在1918年成书，1921年付梓）深刻影响了罗素的逻辑观和数学观，还以一种更为明显的方式影响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同时也是马赫思想的后裔，并因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而深受鼓舞）。与之平行的另一条发展线索则和美国的C.I.刘易斯有关。他在1929年出版了《心灵和世界次序》一书。他的学术兴趣很庞杂，在逻辑、实用主义和康德哲学方面都有所造诣。

卡尔纳普对弗雷格和罗素的哲学作出了一番很仔细的钻研，并在稍晚的时候和维也纳学圈的学友们一起读了《逻辑哲学论》。使得他备受关注的，乃是他的现象主义气味浓郁的《世界的逻辑构造》（1928，在书中，他对于很多很大的话题都提出了非常精确的重建和重述的计划）以及充满乐观主义气息的《语言的逻辑句法》（1929）。这种由感觉予料和逻辑句法所构成的狭隘的理论出发点还颇受很多学者的吹捧，因为这个出发点本身具有非常明显的确定性以及真实可触的可依赖性。而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内，卡尔纳普和他的一些同伴们却渐渐意识到，他们还需要进一步解放经验主义，并在句法学之上再加上语义学的补充。这样一来，他原初的研究计划的那些棱角反而被磨平了。而后，蒯因的雄文《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1951）便横空出世了，而正是因为读了这篇论文，学界的不少同仁才意识到，卡氏的原始研究计划在根底处就出了大问题，而且这个漏洞是无法通过对其基本观点的修正而被填补的。

下面的讨论，将肇始于对于维也纳学圈（以及其对于美国的影响）的简要回顾。另外，关于C.I.刘易斯，我也有些话要说。

维也纳学圈（或也可称为“石里克学圈”）是莫里茨•石里克（1882—1936）在1925年建立的，但在1938年纳粹德国鲸吞奥地利之际，这个组织几乎彻底被驱散了。渐渐的，其学术影响“墙内开花墙外香”，活动的中心从欧洲立即转移到了英伦，特别是美利坚。

石里克接受过系统的物理学训练，但最终还是决定投身于哲学事业。他的哲学兴趣还异常广泛，比如他还对伦理学和美学感兴趣。在1918年他出版了他的《普通认识论》，并在次年出版了此书的修订版。在这本书中，他期盼维特根斯坦能够站在他一边，一起去拒绝康德关于“存在着先天综合判断”的看法，并认定所有的先天为真的命题（包含数学命题）都是分析性的。这本书包含了很多思想萌芽，这些萌芽在学圈日后的学术发展中都得到了茁壮成长。该书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观点便是，公理其实就是对于包含在公理内部的概念所作的隐含式“定义”。

在1922年，他从德国的基尔移到了奥地利的维也纳，以便继承一个关于归纳科学和哲学史的教席。这个教席最早是在1895年建立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恩斯特•马赫从布拉格到维也纳来。不久之后，汉斯•哈恩作了一次关于新出版的《逻辑哲学论》的讲座，这给石里克和其他一干人等留下了深刻印象。渐渐地，石里克的人格魅力使得一些同道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们具有共通的兴趣，并对一系列的普遍问题有着相似的切入路径。他们按时聚会，积极讨论这些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某种形式上的学术俱乐部。该俱乐部最终演化成为一个更为正规的、活跃期持续数年的学术组织。在1926年，卡尔纳普也移师维也纳，并成为了该团体的一个活跃分子。

从局外人的眼光来看，这些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者”或“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家伙似乎构成了一个铁板一块的组织。但实际上，组织内的成员各有各的小九九，其学术观点其实也彼此分歧、林林总总。从很多局外人的眼光来看，艾耶尔的最早也是最为人知的著作《语言、真理和逻辑》（1936）便是这个圈子的某种宣言。而正式的宣言则出现于1929年，题目是“维也纳学圈的科学世界观”（艾耶尔1959年的著作《逻辑实证主义》的“导言”包含了对于这份宣言的简要概括，以及关于这整场运动的历史资料）。在这份小册子上签名的有R.卡尔纳普、O.纽拉特以及H.哈恩，但第一起草人还是纽拉特。他们声言要将维也纳的学术道统发扬光大——这一道统的先行者有E.马赫、L.伯尔茨曼以及F.布伦塔诺，即那些在世纪之交熠熠生辉的学术巨星。

在《宣言》的“附录”中，我们可以找到学圈的一份花名册。十四个大名豁然列于其中：石里克、纽拉特、哈恩、哥德尔、卡尔纳普、魏斯曼、卡尔•门格尔、菲利普•弗兰克、赫尔伯特•费格尔、古斯塔夫•伯格曼、维克多•克拉夫特、马塞尔•纳金、提欧多•拉达科维柯（Theodor Radakovic），还有奥尔加•哈恩-纽拉特，即纽拉特之第二任妻子，哈恩之妹。另有十人被列为此派的同情者，如汉斯•莱辛巴赫、来自柏林的库尔特•格莱林（Kurt Grelling）、来自芬兰的E.凯莱（E.Kaila）、来自英伦的F.P.拉姆塞。爱因斯坦、罗素、维特根斯坦三人则被封为“科学世界观的领衔代表”。不过，把哥德尔也纳入这份花名册，实在是个误会。哥德尔的确很喜欢石里克和哈恩，也参与了学圈的一系列会议，但是他并不觉得学圈的观点让他感到舒坦。在1976年，他明确表示：他从来都没有成为一个实证主义者；他至多只是在那个时候，一度持有过实证主义的某些观点。而在那个时候以后，他便和此学派渐行渐远。

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乃是该学圈所开列出来的一张先贤榜：

（甲）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休谟、启蒙哲学家诸贤、孔德、穆勒、阿芬纳留斯、马赫。

（乙）科学哲学：霍尔莫茨、里曼、马赫、彭加勒、安里奎斯、杜恒、伯尔茨曼、爱因斯坦。

（丙）纯粹逻辑和应用逻辑：莱布尼茨、皮亚诺、弗雷格、施罗德、罗素、怀特海、维特根斯坦。

（丁）公理学家：帕什、皮亚诺、万尔莱提、皮埃里、希尔伯特。

（戊）有实证主义气质的道德学家和社会学家：伊壁鸠鲁、休谟、边沁、孔德、斯宾塞、费尔巴哈、马克思、缪勒-利尔、波普尔-林克尔斯，以及年长的卡尔•门格尔。

如何把上述这些思想家所作出的学术贡献（其各自性质由上面所标示的头衔所提示），恰如其分地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理论中去，的确非常具有挑战性。比如说，我们当如何将马克思和边沁调和在一起呢？或者我们也可以推测说，这张名单是学圈的不同成员在不同时候所开出的单子的大杂烩。而从（甲）到（戊）的这五个小标题，实际上也便向我们提示了这整个圈子的学术兴趣和理论抱负。小标题（丁）向我们展示了学圈对于公理化方法的过分推崇，而这种推崇分明就是那种将隐含前提尽量明晰化的渴望极度膨胀后的结果。顺便说一句，在学圈日后的思想发展中，（戊）这一翼是最薄弱的。

艾耶尔是这样评述自己的处女作的：“除了一些细节之外，该书所表达的思想并非是原创的。该书思想乃是如下四个来源的糅杂：来自维也纳学圈的实证主义思想（不过这个思想也归功于维特根斯坦）、采自于休谟和罗素的还原式经验主义、摩尔及其门徒的分析式进路，还有来自于C.I.刘易斯和拉姆塞的实用主义的一点点影响。”（1977，p.154）至于那最初使得蒯因深深震撼，但以后又使得他与之分道扬镳的，乃是那种以卡尔纳普为代言人的更为“纯净”的逻辑实证主义版本。不过，随着“逻辑分析”和“哲学分析”这些含糊其辞的方法的大行其道，在战后，不同的思潮最终汇聚为了“分析哲学”这股势不可挡的洪流。

在1949年，H.费格尔和W.塞拉斯一起编辑出版了一本《哲学分析精读》。此书标志着上述合流的最终完成。这一点在该书的“前言”中得到了解释：“我们的这本文集所预设的哲学分析观念，源自两个新近的主要思想潮流：其一是衍生于摩尔和罗素的剑桥哲学运动以及维也纳学圈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卡尔纳普等），其二是莱辛巴赫所领导的柏林的科学经验主义运动。”除了以上这些大人物的文献外，此文集还包含如下作者的论文：弗雷格、C.D.布劳德（三篇）、C.I.刘易斯、V.C.阿尔德里希（二篇）、W.C.克尼勒、K.阿都基耶维茨克、C.J.杜凯萨、F.魏斯曼、R.M.齐硕姆，还有C.A.马塞。很明显，文集所涉及的范围要比我本人所说的“分析经验主义”更为宽广。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文献的出版，以及分析哲学中的语言学分支的短暂繁荣，都是稍后发生的事情。这个分支和如下两个思想资源相关，其一是学院里的古典学传统，其二则是英国人厌烦普遍性概括并重视常识的思想秉性。此派哲学家就喜欢陈列各式各样的语用实例，并在“解剖麻雀”的工作中乐此不疲。这个流派是经验主义性质的，其意义正如埃德蒙•伯克乃是经验主义阵营中的高手一样。

根据艾耶尔自己的回忆，在1925年，罗伊•哈洛德把艾耶尔的一些文稿送给怀特海看，以征求怀特海的意见。怀特海和蒯因交换了意见，并在信中对哈洛德写道：“蒯因君能够给出专家级别的意见。他和我一样，也读了你送来的这些文稿。我们一致给予文稿的质量以高度评价。”但信里也不尽是好话：“很显然，在数理逻辑领域，艾耶尔君只能够算是一只菜鸟。他既没有完全掌握这种逻辑的技巧，也没有充分地估计到他自己所开始的那些讨论到底有多困难。”（此信引自Ayer 1977，p.162）正因为艾耶尔过去曾经是一位逻辑学家，而现在则是一位哲学家（而非逻辑学家），因此他所引用的怀特海的这段评论也就向我们展现了一种逻辑和哲学的相互混合，或至少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对于艾耶尔本人所竭力追求的那类哲学来说，对于逻辑技巧的掌握乃是不可或缺的。

此信里更给人以启迪的部分，则向我们揭示了怀特海本人的哲学观的一些有趣方面。他写道：“我本人并非逻辑实证主义者。老实说，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些基本主张的确有一些言过其实，正如任何一个新的思想运动都喜欢说一些标新立异的过头话一样（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数学方法的过分推崇）。但尽管如此，我还是难以想像，在最近的英语学术圈子里，除了新近崛起于牛津的生气勃勃的新学派——逻辑实证主义——以外，还有什么事情配称得上是更大的幸事。若让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在其适合的范围内显示其力量，若让该学派所提出的问题得到充分的讨论，若让从该学派发出的新光芒照亮那些老问题，那么，这些举措就能够复活并且重建那些其他的新哲学教条所无法充分处理的哲学议题。逻辑实证主义将会把哲学从其在19世纪所遭遇到的一系列无休止的完败中拯救出来——在那个糟糕的世纪中，哲学被科学和史学抢尽风头，甚至神学都离之而去。”（p.163）正如怀特海的一贯风格使然，在此他横扫一切蛇神的文笔再次让人记忆深刻。此信其实是向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逻辑实证主义所激发的学界对它的重大期望，尽管此信表达这一点的方式多少还带点消极色彩。而今日的吾辈正迈向本世纪之终结。我并不相信怀特海在信中为逻辑实证主义所开出的支票已经得到了兑现。

维也纳学圈最热衷的两个学科乃是逻辑学和物理学。正像罗素在1914年所说的，就如数学乃是物理学的工具一样，逻辑乃是哲学的工具。物理学乃是人类知识的范本，并是最早“得到理性重建”的一个领域。由于逻辑学本身很吸引人，而物理学又是一个自主的研究领域，所以哲学家给予它们的特殊关注同时也包含着一种将它们推离哲学的自然倾向。

逻辑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带有不少惑人的外表。举例说，尽管哥德尔在名义上属于维也纳学圈，并私下里很喜欢哈恩以及石里克，但是他却一直在强调他在思想原则上和该学派是如何之不同。他有一次曾经非正式地评论说，卡尔纳普实际上是在故意误用逻辑，以便在哲学家中败坏逻辑学的名声。若我们考察从1879年到1931年的数理逻辑发展历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以此种或彼种方式关注哲学乃是一个通见之现象。但对于哲学的关注方式还是彼此有分殊的：其一乃是在实质意义上把哲学和逻辑联系在一起，其代表有康托尔、希尔伯特和哥德尔；其二则是把逻辑看成是做哲学的工具，其代表有弗雷格、罗素和卡尔纳普。历史因素总是倾向于锐化这样的对立，并使得其中独立的一翼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于是我们就观察到了这样一种明显的现象：逻辑学从哲学中渐渐抽身而出，并使得自己慢慢融入了数学。作为其后果，哲学和严肃的逻辑学研究进行亲密接触的机会也变得越来越少了，而逻辑学家呢，其对于哲学（甚至对于他们自己的技术性工作背后的哲学动机）的冷漠态度也与日俱增。在逻辑学家之中，哥德尔算是一个罕见的异数。在他对于连续统假设以及集合论的一些新公理的技术性研究中，他自己的哲学观点确实起到了引导性的作用。他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他技术层面上的成就，确实从自己的哲学观点中获益颇多。不过，直到目前为止，他的思想对于哲学的更为宽泛的影响还是微乎其微的。

抛开卡尔纳普和莱辛巴赫之间的紧密关联不谈，莱氏关于“科学的哲学”的想法还是和卡氏的想法大相径庭的。他不是特别强调形式的精确性，而更乐意关注来自于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知识的丰富性（没有这些丰富的知识，“科学的哲学”所从事的逻辑分析活动也就没有了材料）。罗素或许会更同情莱氏的观点，而非卡氏的。在1949年，罗素评论道：“逻辑实证主义或许会变成经院哲学的一个新变种，而且，只要它不斩断它与语言学的不伦之恋，它就会忘记它与事实之间的海誓山盟，也就是要做出真断言。”这种哲学风格就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危险：技术本来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可现在却被用来遮蔽问题”（Russell 1949）。

（在某种程度上）和逻辑学与实证主义之间的分离类似，在“科学的哲学”中“科学”一翼和“哲学”一翼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更为狭隘意义上的两极化。一方面，有一些科学的哲学家并未深入涉足物理学，因此只好把自己的学术关涉局限在一些关于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的更为普遍的方面，比如因果律的本性、反事实条件句、可能世界、约定、证实，等等。另一方面，确实还有一个哲学家的小圈子，其成员确实对物理学和数学（特别是逻辑学的更为实质的部分）驾轻就熟，并已经对一些相关的话题作出了有限却是更为深入的概念分析。他们并没有承诺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这种“实证主义”或是“经验主义”。实际上，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反对这些意义限定的哲学标签的。关于这些学者的名单，我现在可以想到的有以下这些：霍华德•斯坦因、阿道夫•格律鲍恩、艾伯纳•施莫尼、约翰•厄曼、大卫•马拉蒙、查尔斯•帕森斯，以及雷斯列•夏普。我确定还有一些人的名字可以被添加到该名录中去。

根据学界这些最新的思想发展，我们很容易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罗素和莱辛巴赫最初的观点到底是什么，或问得再具体一点，当他们在热切推崇“逻辑实证主义”的时候，他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还有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哲学家对于物理学和生物学所作出的逻辑分析，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有别于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自己所作出的同类分析呢？后者毕竟在占有最新的本学科材料方面近水楼台先得月啊。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1946）的终章讨论的乃是“逻辑分析的哲学”，并说“我本人就是该学派的一个成员”（一个评论家讥议道，在不公正地对待自己的著作方面，罗素的成就着实惹眼——其不公之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他不公地对待康德的程度［Wood 1957，p.46］）。罗素的强调点乃是“科学的真实可靠性”，以及“那些和科学中的成就”一样靠谱的逻辑分析。在多年后重读此章之时，我们不禁要感叹作者所罗列出来的那些技术成果和他赋予这些成果的巨大意义之间的明显落差。举例来说，罗素本人的摹状词理论就被说成是“清除了自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以来两千年来西方哲学关于‘存在’的思辨的种种混乱”；而弗雷格对于数的定义（或许还要加上摹状词理论）则被说成是起到了为数学知识“去魅”的功效：“数学知识实际就和‘一码有三英尺’这样的‘宏大真理’分享着相同的本性”。他的这些评论活脱脱地刻画出了逻辑分析所给出的哲学上的承诺在当时给他带来了多大的兴奋。

在罗素看来，有三个领域“为进行逻辑分析的哲学提供了材料”：无穷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很明显，康托尔的集合论就被视作为对于有穷数和无穷数进行逻辑分析的结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碰到了“逻辑分析”一语所具有的某种歧义：这到底是指运用逻辑分析去创造新的数学或物理学理论呢，还是运用逻辑分析对既存的物理学和数学理论进行哲学反思呢？在理想状态中，这两项任务是可以彼此重合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彼此交叠的。但在实践中，那些被称为“数学哲学家”或“物理学哲学家”的家伙们，通常并不生产出具有真正价值的数学和物理学理论——这当然是就“数学哲学家”或“物理学哲学家”这些标签直到目前为止的流通情况而言。举例说，康托尔自己的哲学著述就是含混而怪异的。关于集合论、相对论和量子理学，我们目前的确已经有了广泛而值得关注的哲学讨论文献，但是这些文献在性质上却迥异于康托尔关于集合论的那些更为确定的构建。罗素或许也曾多少有过把逻辑分析导向此类更令人瞩目的学术进展上去的想法。比如说，在我和罗素生平唯一一次会晤中（1957年2月16日，在他的伦敦公寓中），他便提到了莱辛巴赫关于量子力学的著作，并提到一种很有前途的三值逻辑。

在一个不同的方向上，我曾提到过哥德尔的如下观点，即他的哲学立场对于他的科学发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爱因斯坦也意识到了认识论对于科学的重大意义：“就我们可以设想的范围而言，没有认识论的科学是原始的和令人困惑的”。他接下来说道：“但经验事实为科学家所设置的外部条件，却并不允许科学家通过倒向一个固定的认识论体系，而沉湎在自己的概念世界中玩各种构建游戏。若他真地这么做的话，他就必定会成为一个系统化的认识论家，而其实质不外乎是某类不拘小节的机会主义者。”（Schilpp 1949，p.684）他的话也就暗示了，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在他的意义上并不“系统化”的认识论。

在1951年，莱辛巴赫出版了一部批判性的哲学史：在书中他将思辨哲学的根基比照于科学的哲学的后果。他的想法是：既然思辨哲学是一个错误，那么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去探询那些导致这种错误的学术努力的思想来源和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是那些对于“科学的哲学”感到不满的家伙来说，他们也可以运用同样的思路来探询“科学的哲学”的根源。罗蒂在其文章《今日美国哲学》（Rorty 1982）之中曾依据美国哲学过去三十年的发展线索考察了莱氏的这本书。我在下面将他们二人的文献放在一起讨论。

关于维也纳学圈在哲学史中的地位，有两个彼此联系而又互相差别的论题。罗蒂主要关心的，乃是学圈和美国哲学系过去三十年之主流思潮之间的一些更为具体的历史纠葛。我的主要关涉则带有更多的理想色彩：我想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做哲学的路径，以便在这个具有高度多样性的世界中，为我们提供一个具有合适的结构与覆盖面的框架（顺便说一句，自1800年左右以降，这个世界就成了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而彼此不同的社会实验又带来了彼此冲突的经验）。

在莱辛巴赫看来，思辨哲学的麻烦就在于：“它因为太想给出问题的答案了，太容易被运用图像的方式所诱惑了，以至于使得真理遭到了损害。而且其语言也太缺乏精确性了——而精确性恰恰是帮助科学之船摆脱礁石滩的指南针。”（p.viii）此外，在寻觅普遍性、确定性和道德指针方面的心理驱动力的指导下，思辨哲学家为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不清晰并且是缺乏根据的答案，而且这些答案的成熟度还不足以真正解决问题。但思辨哲学家对此却毫无自觉，甚至还洋洋得意地把自己的成果作为“终极真理”到处炫耀。

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莱氏，即直到现在为止，关于终极真理，我们的确很清楚我们应当说什么：实际上，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更明显的）在哲学中，我们只能够根据我们当下所知的来探询真理、确定信念。另外，在讨论思辨哲学家时，把黑格尔当作一个反面典型，似乎更公平一点：他对于哲学的历史确有深刻的洞见，可是他却一跃而入一个暧昧含混的宏大体系，全然不顾其中的大量隐晦、逃避和曲解。而在莱辛巴赫的宽泛的“理性主义者”的范畴所涵盖的哲学家中（这不仅包括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这些唯理派阵营的老面孔，而且也包括柏拉图、康德，以及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一大部分），他最为同情的乃是康德。若我们不理睬康德关于终结真理的断言，并排除掉他那些来自于阶级和地域的偏见（他的书p.61处对此有详细讨论），那么在我看来，莱辛巴赫对于康德哲学的描述就向我们再现了这样一种哲学追求的样板，即究竟何种哲学可以和其历史时代发生恰当的关联。而真正关键性的难题则是，在康德辞世两百年后的今天，此类著作是否还可能有与之心有灵犀的后继者呢？

就莱氏关于科学的哲学的讨论而言，我相信目前已经可以做出一些更为确定的判断了。若哲学心甘情愿做科学的婢女，那么我们自然也就可以放开讨论：哲学若以他者为服务对象的话，小日子是否会过得更滋润一些——比如去做文学和历史研究的婢女。针对这个问题，莱氏关于科—哲关系的讨论中的那个说得比较清楚的部分，其实并未加以回应。毋宁说，这部分讨论其实就是把哲学当作了科学的一个恭顺的侍女。但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他给哲学所指派的这个角色恰恰是不值得提倡的，甚或是可有可无的。

而在他的写得更隐晦一点的那部分讨论中，他却向我们暗示了哲学所能够扮演的一个戏份更大的角色，即在一个更合理的基础上完成科学的统一和重建。而这个抱负是建立在维也纳学圈的那些为人熟知的“教条”基础上的——在莱氏那里，这些教条通过对于归纳逻辑和概率论的强调而得到了补充。根据罗蒂的看法（Rorty 1982，p.211），在余下的三十年时间内，通过“维特根斯坦、蒯因、塞拉斯和库恩的工作”，这些实证主义的教条都被一一拆析和“解构”。这个结论无疑是针对职业哲学家而做的，而不是针对那些对哲学感兴趣的科学家。甚至在1951年或更早的时间内，爱因斯坦也好，哥德尔也好，W.泡利也好，约翰•冯•诺依曼也好，他们都没有特别在意实证主义所提供的通向科学（和科学的哲学）的路径。

莱氏著述中更为明晰的那一部分阐述所向我们提示的那种工作，其野心更小一点，但也更靠谱一点。就其本性而言，此类工作带给人的兴奋度并不足以使其取得或保留对于职业哲学家的长久吸引力。“正如新哲学是作为科学研究的副产品而涌现的那样，造就这些新哲学的家伙，就很难被说成是职业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们实际上是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直到我们这一代人为止，世界上才出现了这一类新的哲学家：他们并没有接受过科学（包括数学）方面的系统训练，却仅仅关注于哲学分析。但这些人还信誓旦旦地认为这种新哲学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科学研究并没有给从业者留下充分的时间来搞逻辑分析，而反过来说，逻辑分析也要求从业者对其聚精会神，因此也就没有充分的时间留给科学研究（这种聚精会神的研究最为关心的事情就是清晰性，而非新发现，因此它甚至会在某些场合中要求科学工作的步伐放得更慢一点）。职业的科学哲学家就是这种发展的产物。”（p.123）奇怪的是，在这里，时间竟然被当作了导致新哲学产生的关键性因素！

根据这段文字的看法，那已被或应被科学的哲学所取代的那种哲学，恰恰就是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但人类的经验种类林林总总，为何哲学一定要将自己的注意力局限于科学之上呢？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循环的并很糟糕的回答：唯有如此，哲学才可能获得科学的知识。但问题是，为何哲学一定要对科学的知识念念不忘呢？另外，是什么东西能保证哲学分析能够产生科学知识呢？至少这里有一种含糊其辞：所有的真知识都是科学，而唯一的真科学乃是自然哲学，而在科学史的大多数时间内，唯一的真的自然科学就是数理化或精确化的科学，也就是物理学和数学。

当然这里还有更多的事情被牵涉。据一些人认为，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已经通过自然科学的新近发展而得到了最终的解答，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哲学分析去把这些发现的哲学意义提炼出来。莱氏说的那些“成果”背后的意义恐怕就是以上这些，但是他却没有恰当地指出这个意思其实表达得很仓促。其实这个被暗含的立场本身就是非科学的，因为正如科学家们自己所指出的那样，自然科学并不急于对其直接讨论的问题盖棺定论，而关于哪类哲学问题和哪类科学成果更有关联，科学说得恐怕还要少。而且这个立场还包含着一个循环：它似乎是在说，只有那些通过自然科学而被解决的哲学问题才是真哲学问题。

在另一个层面上还存在着某种还原主义，其潜伏得是如此之浅，以至于差一口气就能浮出水面了。这种还原主义的主张是：既然我们对这么多前沿问题都懵懂无知，那么我们最好还是对于大多数事情保持缄默，直到那些我们目前在心理上很想加以言说（或目前确有实践需要在其中加以行动、给出决定）的领域被科学手段所真正降服为止。在这些“尚未”被降服的领域之中，人们通常都会以模棱两可的态度去求助于“常识”，但这些“常识”实际上并非是如此普遍有效的通常之识，进而言之，它也不必比莱氏所说的“理性主义的”（而非“理性的”）见解更为可靠。我认为这个话题将逼迫莱氏回过头去重新勾勒“科学方法”的轮廓（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以及它在理性化思维中所占据的地位。

一个和今日美国哲学更为密切相关的实践关涉是这样的：科学哲学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语境中到底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它一直经历着和科学史研究之间的友好竞争，并通过和这个竞争对手的亲密接触，在理智上获益颇多。考虑到在过去大约三十年内生物学令人兴奋的发展，生物学哲学在最近一段时间内的蓬勃发展的确让人深感欣慰（举例说，“正常的”和“病理学上的”之间的差异看来已经横跨了事实和价值，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对立，成了一个新的对子）。我们看来的确很难理解，一个莱辛巴赫意义上的哲学家到底如何能够挡住成为一名实践科学家的诱惑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以某个自然科学领域为根据地的啊。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种免疫力，恐怕有两个理由：其一，对于科学中的快速变化感到厌恶，或就是喜欢待在原来的团队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其二，在继续偏好于宏观视角的意义上想继续对“哲学”效忠。莱氏想法的一个长期效应，以及他所代表的东西，或许就是如下现象：在美国比较大的哲学系中，都有一块巴掌大的用以养活“科学哲学家”的自留地（顺便说一句，为了展示专业化的哲学研究到底是如何损耗一个人的学术内功的，我仅仅想指出一个事实：莱辛巴赫关于现代逻辑的那个章节的确是令人惊异的平庸老套和缺乏规范）。

关于从1951年到1981年的美国职业哲学，罗蒂的评论的确很带劲。对于他的这些观点，我期待并盼望着学界能够给予其积极的回应。就我对于当代哲学的熟悉程度而言，罗蒂君对于当代分析哲学的背叛与老夫心有戚戚焉，尽管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看问题的视角以及做出的预言。根据罗蒂的看法，传统的哲学家形象乃是学者兼圣贤，而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该形象却被让位给了科学家的形象。此改变恰好与维也纳学圈的领袖们在美国哲学界获得主导影响力的时间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新模式被确定了下来：逻辑学教育的地位大大上升，而哲学史教育的地位大大下降。“由于苏联的史普尼克卫星上天和西方的生育高峰出现等阴差阳错的原因，20世纪60和70年代恰好就是当代健在的大多数美国哲学博士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时期。”作为其结果，今日美国哲学教师中的大多数人都带有某种莱辛巴赫式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不过，事情在其他方面也变得和莱氏最早的预期非常不同：预期中的团队合作和对于科学结果的一致赞同没有出现，真正的问题和想法却沿着各个方向肆意挥发，消耗殆尽，只留下一些反反复复的无聊过程。关于哲学，只留下这样一个通用的标准，即哲学能力之高低首先取决于论证技巧之高低（这真是个回避问题肯綮的讲法）。这样的话，一个新的哲学家形象就出现了：律师加智者。“比照20世纪20年代之德意志，在今日之美利坚，关于哲学的问题及方法为何，已无更多的普遍一致。”（p.216）

当罗蒂蓦然回首50年代的时候，他发觉那是个“更单纯、更明亮的失落的世界”。这个评论似乎和他本人曾在1951年求学于卡尔纳普有关，而那时“牛津哲学”还没有粉墨登场。他提到，在1951年之后的十五年内，他目睹了“牛津哲学”的兴衰。C.I.刘易斯则沉痛哀悼而后出现的那些不太吸引人的哲学风尚（详见下一小节）。不过，再而后发生的事情简直是从糟糕走到了糟糕透顶。根据罗蒂的看法，在今日，“任何一个在美国上百个‘分析化’的哲学系中的十个能够同时成为学术时髦的问题，都得到了异常深入的钻研……美国哲学家所能够怀有的最美好的希望，就是安迪•沃霍尔所作出的如下承诺：我们都可能成为超级明星，但是每位只能红上大约一刻钟。”（p.216）

面对当今美国哲学系中的“分析”哲学家和“欧陆派”的哲学家之间的不和，罗蒂一直感到忧心忡忡。他主张两派要彼此宽容，但是对于那些攻读欧陆哲学的学生们在哲学就业市场上所面对的黯淡前景，他也无能无力。他估摸着说，大约在20世纪末，就会有一个崭新的哲学学科出现在美国本土：“对于在这个星球其他地方的人们在‘哲学’这一抬头下所讨论的东西，这种哲学不再假惺惺地表示这是与自己有关的事情，甚至不屑于与之争辩。”（p.228）。

欧陆风格和分析风格的哲学进路其实都来自于欧洲，但为何前者并未在新大陆获得后者所具有的建制化成功呢？部分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分析的或科学的哲学比欧陆哲学更容易被移植。罗蒂本人正计划写一本关于（或围绕着）杜威哲学的著作。他也将律师类型的哲学家比照于文艺批评家类型的哲学家。就美国目前的社会现状而言，律师类型的家伙们一直钟情于法学院，而文艺批评家类型的家伙们或许也可以在别的系科里找到过小日子的地方，尽管对于这两个类型的人来说，如何找到薪酬更高的工作完全是另一个议题。在近年来获得比较大影响的哲学家中，罗蒂把约翰•罗尔斯、T.S.库恩和S.A.克里普克归到了“分析”的阵营下，而把M.海德格尔、M.福柯和J.德里达归到了“欧陆”的阵营下。尽管前一组哲学家和后一组哲学家彼此关心的议题不同，但和前一组相比较，后一组哲学家都对所谓“科学的方法”持消极的态度。

罗蒂注意到了莱辛巴赫和蒯因对于历史、哲学史（特别是19世纪的哲学史）的蔑视。罗蒂由此谈到了“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福柯思想链”，谈到了他们对于哲学任务的规定，也就是“对于历史之意义的追寻”，谈到了“他以日益增长的热忱去放弃‘体系’、‘方法’、‘科学’等概念，他们以日益增长的意愿去淡化叙事风格之间的界限”。（p.226）不过，和这条链条里的其他思想家相对比，马克思无疑更情愿把科学看成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工作把科学方法的效力拓展到“道德”科学的范畴中去。有些读者或许会注意到，莱辛巴赫曾把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原则看成是黑格尔哲学的最伟大的对手。在他看来，马克思决然不是一个唯心论者，而他的历史地位也确然在“经验主义”之列（见前引莱氏著作，p.71）。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那种把马克思看成是尼采（甚或是海德格尔以及福柯）之同道的观点，实在是太不靠谱了。

实用主义通常被认为是美国人对于哲学史所作出的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在1878年的论文《如何使得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中，C.S.皮尔士第一次明确地在哲学中把实用主义规定为确定意义的方法。“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观念对象到底会具有怎样的效果，以便带来那些可被设想的实践关涉吧。这样一来，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观念，其实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对象所能够具有的所有观念。”在以后的日子里，皮尔士一直尝试着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出实用主义的思想原则，以使得他可以既能够将无意义的胡说从哲学中排斥出去，又不至于在无心中造就“探究的藩篱”。

但威廉•詹姆士（1842—1910）所发扬光大的那个“实用主义”版本，却和皮尔士的不同。杜威和乔治•米德则进一步丰富了实用主义的传统。和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的是，在实用主义的发展形式中，自然科学并没有享受到唯我独尊的贵宾待遇。或说得更清楚一点，在实用主义那里，在认知和价值之间并没有清晰的楚河汉界；说真的，其主张毋宁说是，作为整体的知识本身就是一个评价体系。杜威、米德同马克思一样，都赞成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

C.I.刘易斯研读了詹姆士的书，并对实用主义产生了同情态度。他还研读了逻辑学以及康德哲学。在1920年之前他致力于模态逻辑的现代化，并在1929年出版了他的著名著作《心灵和世界秩序》。此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论题相平行的。在不同的场合，J.L.奥斯汀和伊萨•柏林都向我提到过，此二君曾在1936年的牛津主持过一个关于刘易斯著作的讨论班（请参看《关于J.L.奥斯汀的论文集》，pp.7—8）。在1965年，唐纳德•C.威廉姆斯发表了一份信息量很大的回忆录：《克莱蒙斯•艾尔文•刘易斯1883—1964》。此回忆录不仅向我们栩栩如生地勾画了一幅和卡尔纳普和蒯因之类的哲学家迥异的哲学家肖像，而且还向我们指出了美国的逻辑史和哲学史中的一些重要关联。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1903—1906），刘易斯特别感兴趣的乃是“像斗牛般好辩的”乔萨伊•罗伊斯和威廉•詹姆士。他在1910年完成了他的学位论文《知识中的直觉因素》，但并没有立即离校走人，而是在哈佛多待了一年，以便“在罗伊斯充满先知气味的现代逻辑课程中做其助教。”这一段经历激励刘易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先进逻辑”，这接下来又引导他去构建模态逻辑体系，并在1918年写出了《符号逻辑览胜》。此书乃是“美国关于这个话题的第一部著作”。在1920年，刘易斯重返哈佛，并于九年后在《心灵和世界秩序》一书中发表了其论文《概念论的实用主义》。根据威廉姆斯的判断，“刘易斯思想历程中所亲历的诸多事件，都在此书中留下了烙印，如罗伊斯和詹姆士之间的公开对话，如作者在191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如他在稍晚时候对于康德哲学和皮尔士哲学的私人阅读体验，又如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工具主义者那里所得到的访学收获”。在继而转向对于道德哲学的研究之前，刘易斯觉得他有必要就《心灵和世界秩序》中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深入的探究，如此一来，这些被重新加工的部分就占据了他最长的一部单著的前三分之二，此书即《对于知识和评价的分析》（1946）。顺便说一句，笔者的一些同窗在哈佛读研究生的时候，此书就是当时一份很重要的学习材料。正如威廉姆斯所指出的，“就固执己见的成分除以激人灵感的成分所得的比率值而言，《对于知识和评价的分析》要高于《心灵和世界秩序》。”在这里我们无疑又看到了另一个例子，以证明哲学家对于自己早期著作的认真发挥，有时候反而会使得原来的想法变得更没有意思，而不是使其更具启发性，更富有影响力。

读者或许会记得，二流搞笑剧《屈身求爱》中曾提到这样一种我们所熟悉的心理学现象：人们在一个真心所爱的对象面前会变得胆怯，因此把事情搞砸。在更正式的理智追求中，我们也碰到了一个与之相似的现象，就是在面对我们不太当真的课题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更有成就。就哲学而言，因为此项理智事业的“道统”就是夸夸其谈，所以那些纸上谈兵的赵括们也就更容易拜倒在哲学的脚下。赵括们往往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做准备的时候事无巨细，简直是细致过了头。另外，他们还一直抱有这样一种期待，即只要做到不屈不挠，那么一些“隐秘的知识”还是来得及被加以揭示的。在下还可以把话说得再重一点：人们总有一种自然的企望，即要把可被言说的东西说得更为清楚一些。还是让我们回到刘易斯身上去。他经年累月地“讲授关于哲学史演化的课程，这可真是部引人入胜的历史。同时，他的课程还包括对于从泰勒斯以来的哲学和科学的批判；但是，在他的出版著作中，宇宙学的内容非常少……”“他一直认为伦理学研究乃是哲学家的第一要务和最终职业；他一直在教授社会伦理学”；不过，在其有生之年，他发表的关于伦理学的著述极少，亦很少为人所知。“另一方面，在刘易斯看来，逻辑以及逻辑哲学，还有对于知识一般的批判理论，在原则上都是辅助性的和预备性的，尽管恰恰就是在这些领域，他做出了其生平最具系统性和最彻底的研究，也因此博得了其学术名声和学术影响”。

然而，在刘易斯的哲学中，却有一个难以理解的因素，其正面意义要大于其执拗的程度。这里我们所提到的东西，非常接近于康德二元论的一个变种。一方面，在《心灵和世界秩序》中，他已经提出了现象主义和约定主义的想法（还捎带上了一些实用主义的检测标准）；而在另一方面，他却亟不可待地试图和打着此类“主义”招牌的家伙们划清界限。在他看来，“既然詹姆士、杜威、诸实证主义者、晚期的语言学家们（和其同道们）已然把真理等同于了那些‘得到担保的可断言性’，那么这就等于折损了学界研究认识论的锐气”。“在他看来，做出这种等同，实际上也就等于放弃了我们关于恒久的实在真理的想法——这里所说的乃是符合论的真理，而非实用主义所说的‘得到担保而能被合法断言出来的东西’，亦非观念论所说的融贯性。人类的任何一种负责的理智生活都必须附着在这种真理观之上。”在这里我们显然已经啃到了“如何解释哲学家的思想”这块硬骨头。现在真正处在危险之中的，乃是我们对于某种更为客观的、实在的甚至更绝对的东西的渴望，但在对于刘易斯的概念论的实用主义的解释中，这种渴望恰恰是难以被满足的。这种解释自然需要我们作出比刘易斯更多的努力，精心构造出更多的解释方案和重构。

在试图获得一种更为周全的哲学立场的艰难历程中，我本人时常在“不外乎如此”和“此外还有”之间踟蹰彷徨。一种“不外乎如此”的哲学是这样的：它首先是以一种雅致的方式开场。如若它此后吸引了学界足够的注意，并招引了足够多的批评，那么它就会经历一段自由发展的时期，直到它为了克服其草创期中的困难而走上了一条新的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为止。这种哲学的最好注解，就是卡尔纳普和其追随者的哲学的演进过程。特别而言，在他们那里，像“本体论简约主义”这样的含糊动机所导致的学术实践，在实际价值方面是颇为暧昧的。另一方面，若某个哲学家开始工作时所具有的原初框架具有足够的弹性以便容纳“此外还有”的东西的话，那么其最终产生理论后果就常常会包含很多朦胧的和被歪曲的东西。说实在的，在面对一个硕大无朋的思想体系的时候，要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确实很难。黑格尔哲学就是这样一类哲学的一个例子。而康德的哲学之所以一直影响深远，看来就是因为其通过设定“物自身”并探讨二律背反等，以一种相对含糊（却依然是合乎分寸之含糊）的方式承载了“此外还有”的一些东西。

个体通达哲学思想的过程中，他既会碰到一些非此即彼的前进道路，也会碰到一些彼此互补的思想因素。说真的，对于这些事项，我本人更倾向于做出这样一种不太精确的、却有些启发意义的区分以便刻画之。所谓“分析的”和“欧陆的”哲学之间的区分，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区分而被概括。分析哲学在处理“不外乎如此”这一部分时显得比较驾轻就熟，而欧陆哲学呢，在一开始就试图聚焦于那个“此外还有”的部分。若拿个别的哲学家来说事，我们就不妨提提哈贝马斯。他在公共场合中不断施展努力，以便把关于“不外乎如此”那部分的实证主义牌的酱料掺和上实用主义牌的酱油，一起混合在那堆难以下咽的“此外还有”的面条里。这种面条自然是按照德国哲学的传统烹饪方式炮制的。但这个大杂烩一直都不太成功。

从康德开始，欧陆哲学就慢慢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要把“此外还有”归类为一种“辩证法”，而“辩证法”的意思不仅仅对不同的人来说是游移不定的，甚至对同一个人来说也时常是不同的。这样一来，哲学的核心任务就成了如何给予“此外还有”以一个恰当的位置，而且在这过程中，我们的言说得恰如其分，得不多不少，刚刚好。从这个立场上来看，我们或许会过分简化刘易斯的哲学立场，并将其思想刻画为这么一个样子：他只是想大肆强调，他所发现的东西“不外乎如此”，而且这就是唯一重要者（这自然又让我们想起了《逻辑哲学论》）。毫无疑问，刘易斯已然——特别是在他于哈佛度过的最后一段岁月里——付出辛劳，对于那些“此外还有”的东西作出一种更为充分的说明，但我并不清楚这些成果是否已被写下并付梓。

在1953年的一个退休宴会上，刘易斯向其同僚解释说，“他和主流哲学流派有着重大分歧，更不消说对其带有巨大的蔑视。一言以蔽之，他认为那帮家伙缺乏道德上的热忱”。七年后，他又发展了他的这个想法，并在一封私人信札中给予其一种与时俱进的阐发：

如果我们经由可操作的哲学方法搞出一些伪精确概念，并用它们替换掉那些通过语词的日常用法而得来的概念（尽管这些概念看似很模糊，但他们却真正把握了语词的含义），那么获得一些惊世骇俗的“学术成果”，亦不算难事。但由这种替换所带来的麻烦却是，没有人再能知晓那些真正的问题（或在实践上关乎紧要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了探讨，而至少有一半圈内人则干脆对这些问题麻木不仁。更麻烦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往往在高中阶段就把英文语法玩得溜熟，这样他们就能够方便地把那些真正的问题翻译成琐碎的语义学问题。如此一来，哲学就变得索然无味了……维特根斯坦式的方便法门出人意外地大行其道：人们不再尝试着真正地解决问题，而是简单地判处这些话题以死刑……但依据我的猜测，这些趋向现在正处于放任自流、无人管束的状态中。

这些评论，很容易被视为那些无力把握哲学前进的脉搏（或无力抓住哲学钟摆下一次摇摆时的钟坠）的家伙们所说的风凉话。但请大家注意了，刘易斯可是一位能干的、执著的、头脑清楚的哲学家。我更倾向于认为，他所说的这些话，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既反映了哲学的那种让人眉头紧锁的现状（只要将哲学大厦的不稳根基加以揭示，这种现状就无处遁形了），并且也呈报出了哲学和物理学、微观生物学或数学之间的一种重要区别。

顺便说一句，刘易斯曾是蒯因在哈佛念书时候的老师，而后则成了其同僚。但是他们在学术上的偏好和脾气却颇不对路。在刘易斯于1953年隐退哈佛之后，蒯因就继承了他的艾德加•皮尔士讲座席位。和蒯因不一样，刘易斯看来是在自己的逻辑著作和哲学著作之间划出了一条更清晰的界限。正如威廉姆斯所说的：“在1934年，刘易斯认为逻辑学的主要未来就在于被塑造为一门数理的科学，尽管他本人一直令人尊敬地强忍着自己的冲动，不去参与这项工作。”至于蒯因对于模态逻辑的否定态度，则是尽人皆知的。

最近学界对于杜威的兴趣有点回暖。不过很难预测，对于刘易斯的研究是否会因此而获益。或许不会如此吧：杜威是个什么都喜欢议论的人，因此所获得的读者面也比较广，而刘易斯却“无意在贩夫走卒面前证明他已压过自己的学院同僚一头”。说句或许不至于让职业吃哲学饭的专家们泄气的话，和刘易斯相比，杜威的确和人们的社会实践、公共用途和集体兴趣的当下关涉更为合拍。但“杜威本人却对《心灵和世界秩序》一书大声叫好，认为此书的价值已经压过了几乎同时出版的他自己的著作《确定性的追求》”。

上文所引用的刘易斯的抱怨的第一部分（这主要是针对那些比较模糊的概念的），倒像是为卡尔纳普量身定做的。我不是很确定这种抱怨是否同时还针对蒯因的一些著作，比如他对于“本体论承诺”的谈论。我认为这些评论还多少牵涉了蒯因与卡氏之间的一些分歧：在蒯因看来，我们应当关心的其实是“分析的”，而不仅仅是“在语言L中是分析的”；哲学应当更关心语言日常的用法，而非人工语言。换言之，卡尔纳普的读者们时常发现，他所作出的一些区分，遗漏了人们与之搏斗的那些更为有趣、更为复杂的概念或意义。因而，他的那种特别具有合理性的讨论方式，却恰恰是让人感到泄气的。蒯因本人则以一种带有偏向性的吹捧口吻报道了卡氏于1935年和思想史研究专家阿瑟•洛维乔易的一次较量：“卡氏总是说，若洛维乔易想说A的话，那么就会导出p，若他想说B的话就会导出q”——而后却笔锋一转：“这时候我才发现，卡氏的这种做学问的方法有时候会多么地使人感到不满意啊。”（WP，p.42）

关于刘易斯，威廉姆斯做出了这样的报道：刘易斯在事实上是不同意维也纳学圈所汇集而成的那些学术信条的。他强调的乃是实践动机以及对于我们的证实经验的控制（以及这种经验的丰富性）。这两个论题也曾在詹姆士和乔伊斯那里得到了青睐。

注释

[1]Charlie Dunbar Broad（1887—1971），英国哲学家，长于认识论、哲学史、科学哲学、道德哲学。——译者注

[2]“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在英文中都是“idealism”。——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