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论在哲学中的地位问题

(一)价值论在哲学中的地位问题

当代中国价值论的兴起，是与真理标准的讨论密切联系着的，最初也只是在认识论框架内进行展开。但价值论研究发育到一定程度，认识论框架的局限性就表现了出来，冲破认识论框架、确定自己在哲学中的合理地位就成了一种内在要求。与此同时，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全面地进入中国，其中反科学主义、反理性主义的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高扬所造成的各种负面效应的批判，也对我国价值论研究冲破认识论框架产生重要的影响。

确实，我们多少年来所理解和讲授的认识论，基本上是沿着西方近代形成的知性认识和认知中心主义的思路而建构的。虽然说比较强调实践的作用，但实际上对实践的理解既简单也肤浅，对实践与认识关系以及认识过程本身的复杂性都缺乏真正的研究。借镜西方当代哲学思潮来反思我国的认识论研究以及整个哲学研究，自然也显现了价值论在整个哲学中的重要性，助长和强化了重新为价值论定位的思绪。

大致说来，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重新为价值论定位、重建中国的哲学理论体系几乎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在重建中国哲学理论的潮流中，如何看待价值论的地位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核心性的问题。

从这几年所发表的文章的情况看，基本上有两种观点或两种倾向:一种是将价值论作为哲学基础理论之独立的一块，与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并列，以此构筑哲学理论的体系;另一种则是以价值论为核心而重建哲学。这两种意见都意在要加强价值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差别只在于强化的程度。如果说前一种思路是比较温和的思路的话，后一种思路就是比较激进、比较极端的思路，也是与当代西方哲学反理性主义的潮流更贴近更合拍的思路。我的观点比较赞同也属于前一种看法。

重建哲学，无论如何都得涉及哲学观。这个问题很复杂，会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这里不展开。我只想强调这么几点:

第一，综观哲学史，尽管在不同民族那里哲学的形态各异，随时代发展哲学主题也不断变换，但从其基本功能上说，大致还是稳定的，一是通过对既有和现有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的反思，提供一种合理的思维方式，二是通过对既有和现有的人生态度、评价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批判，提供一种合理的价值观念。二者密切联系，互为前提，相互支持，不可偏废。

第二，从人类精神活动方面看，科学求真，重在揭示对象世界的真理，艺术求美，道德求善，宗教则寻求一种神圣而终极的关怀，它们都重在表现人类的理想和要求。如果说科学侧重客体尺度、物的尺度，那么宗教、艺术、道德则更侧重主体尺度、人的尺度。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须将它们都作为自己反思的对象，在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维持一定的平衡。如果说，西方近代以来哲学更依傍科学，偏向理性的一面，那么当代西方反科学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就是一种反拨。但其中也有问题，就是哲学在远离科学而向人文、艺术靠拢，这就意味着会走向新的失衡。后现代主义的许多主张，都主要是借助于人文和艺术而提出的，也主要适合于人文艺术的领域，过度张扬和扩张，已经显示出其弊端。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三，我们重建哲学，必须与西方哲学对话，但一定要注意当代中国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语境差别。我们能否把西方人的问题当作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显然是不能的。中国传统的伦理至上主义思路影响了我国的科学发展和社会生活，至今还能够看到其严重影响。如果说西方的问题是科学理性过度发达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则不是苦于科学理性的发达，而是苦于其不发达，不是苦于人们太认真，而是苦于其太不认真。也就是说，中国的哲学理论必须照顾到中国的这个现实，还需要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和理性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倡导一种健康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鉴于上述的几点考虑，我以为，以价值论为核心来重建哲学，认为哲学根本上就是一种价值性学说，似乎有失偏颇，也不适合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的整体要求。中国传统哲学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价值性学说，所谓“伦理至上主义”其实就是过分强调道德价值重要性的哲学致思倾向，流弊所及，遮蔽了求真、认真的思维向度，消解至少也是减弱了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即“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1]这或许可看作是形成著名的“李约瑟问题”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当代西方哲学反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是针对其科学主义霸权而形成的弊端的，自有其合理的因素，问题是当代中国人的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还很不发达，还需要花很大力量进行启蒙和科学精神的洗礼。我们重建哲学必须考虑到这种实际情况，必须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以西方现当代哲学为最先进，以人家的问题为问题，以人家的标准为标准，这是不懂得文化、哲学与科学的差别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