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的哲学与儒学心性论的基本特质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心性论构成了儒家整个哲学系统的理论基石和根本立足点。儒家哲学的重心始终专注于人、人的生活的世界，而非认知性抽象理论的构建，并通过心性论建立起了一套形上学的思想系统。正是这一点上，儒家哲学得以显示了它同西方主流哲学“系统的哲学”的区别，而成为一种所谓的“教化的哲学”^[162]。

“系统的哲学”，按照理查·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的看法，它就是意图通过认识论的方式提供一种“普遍的公度性”，以认知和知识的逻辑为其典范，偏执于普遍公度性与认知合理性，并以此来规约和改造文化的其他领域。它站在思辨、认知的立场，将人、道德、伦理、价值当作客观的知识加以研究。^[163]在这种哲学视域中，人受生活经验之外的某种原则的支配，人作为万物之灵，其高明的地方在于，人能够认识这种一般的原理或规律。因此，理性主义就成为从事哲学的方式，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家越少将个人感情注入哲学之中，则他的哲学也就越好。”^[164]从这种理性主义出发，形成了西方主流哲学在追索真理和思想的绝对性与普遍性，向外探求时，忽视了生命的真实性，无视个人的特殊性，忽略人的内在要求。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作用下，人们总是天真地以为存在着“终极”的东西，只要努力就会寻找到。然而，几百年人类认识的发展告诉我们：一旦寻求“终极”的超越、可言可求的真理，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非人”的世界的出现。人在向外寻找的过程中，遭遇到的却是自身意义的迷失。在整个现代社会人类的精神世界，弥漫着一种空虚感和无意义感，存在着一种精神性的威胁。这一点，早在现代社会形成之初，帕斯卡尔已经敏锐地觉察到现代人的困境：一方面科学使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自然从而认识自我；但另一方面，科学又只会使人更深地发现自然的无限，以及在无限面前的虚无。在现代人的虚无面前，“此时此地”就是人的全部，在无限与虚无这两个无底洞之间，人被抛回给了自己。现代人陷入极度恐惧不安之中。两百多年后的尼采也有了强烈的感受。他写道：“我描述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到来的事物：虚无主义的降临。带着几个世纪积压下来的磨难和紧张，骚动着，剧烈地向前，像一条直奔向干涸尽头的河流，不再回顾身后的一切，也害怕回顾。”^[165]因此，理性主义哲学不断遭到西方哲学内部的攻击，如费尔巴哈哲学、新康德主义、存在主义等学说以张扬人本主义来反对。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反对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和基础主义为理论旗帜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兴起，这种理性主义哲学更遭到普遍的质疑和颠覆。

与西方的“系统哲学”不同，儒家的“教化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格修养与道德学说，首要目的不在于以一种知识的眼光审视、打量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在儒家哲学中，人生是中心，世界是人生周围的环境，不管这个环境在空间中延伸得有多么远，总是与人生这个中心结合为一体的。儒家哲学是人生哲学，儒学的真正目的在于成就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学问之道在于返归良知道德本心以化性成圣，即立足于“教化”以成就人，在人的内在转变、变化的前提下实现存在的“真实”，由此建立人安身立命的超越基础，达到一种德化天下、参赞天地化育、“一天人、合内外”的超越境界。就其总的精神特质而言，它集中体现了三个根本原则，即（1）人的本性与天命、天理统一的天人合一；（2）心性修养与道德践履统一的知行合一；（3）成圣成贤与仁政王道统一的内圣外王。

相对于系统哲学，教化哲学最具有普遍性，是人类所有的个体都必须重视的学问。因为，如刘铁芳先生所作分析，人生活在世界中，就总是生活在人化的世界中，生活在人类的文化的世界中，这个人化的世界不断把人或人类的文化有意无意地传递到个体的生命世界之中，也把人类、社会、群体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参入个体的生命内涵之中，使个体从肉身自然的存在形式中超越出来，而成为一种蕴含价值的存在，一种德性的存在。这个过程就是教化的过程，道德的教化是其主要内容。可以说，任何教化必然内含着道德的教化。^[166]之所以如此，在于人的存在具有多重维度，人既是生物性的存在，又是社会性的存在，更是拥有着意义与价值世界的精神性的存在。尽管单一地看，任何一个存在维度都不是人的真实的存在状态。但精神性维度无疑是人与动物性存在彻底地分离开来的最主要的标志。人的现实的精神性存在形态，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人的德性人格与道德境界，这是人作为人而存在并挺立于世界以区别于动物性存在的最重要的标志，从而也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最主要的标志。它不仅是源于人的生命存在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而且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又从外在的道德规范而变成人的内在规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自然性存在维度和社会性存在维度，因为有了德性的“润泽”才真正具有了人的意义。生命是一个过程，有意义的引领才能使我们超越于仅仅是活着的存在状态；生命同时也是一个展开，有终极的追求，人生才能尽可能的丰富与有价值。对终极意义的追求归根到底是出自生命本体的需要，出自人自身的需要，因为人就是追求意义的存在物，道德的至善是人类终极追求的目标，它使道德成为人类生活本身的一种价值维度，具有目的性价值。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体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如何做人的问题，也即是如何使自己过道德生活，和如何从道德生活中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的问题。“教化”即意味着把社会所认可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施与社会中的个体，并转化成社会所期望的个体内在品格。刘铁芳先生认为，就社会而言，教化意味着社会主导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的确立，使之成为社会成员所认同的价值目标，使每个人浸染其中，秉承其中的价值类型和精神范式，成为社会成员共通的、习惯的行为模式、情感依托和价值根基，成为民俗，所谓“化民成俗”，“明人伦，兴教化”。就个体而言，教化总是指涉个体心灵的转变，个体的心灵受到来自他者的富于某种伦理关切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引导与塑造，渐滋浸渍，潜移默化，习与性成，“使人心与所教之事相融洽，由此使心灵得以转变并被充实提升，即个体能认识到善（好）的价值的优越性，把它整合为自己的本质，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167]，即获得教化。这样，教化通过拓展个体生命与世界关联、把个体生命纳入与周遭世界的积极而复杂的牵涉之中，把个体引向与他人生命的共在，引向个体生命与周遭世界的真实关联，提升个体生命在世界中的自我意识，协调个体生命与世界的关系，从而积极拓展个体生命的精神空间和精神内涵，最终为生命在世界中的意义追寻谋求积极的内容与方向。^[168]

人生在世，人不是作为孤立的存在，人总是与世界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各种联系从而也构成了人的生命的实质内涵，个体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与整个世界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教化依凭个体对其与他人和世界关系的发现、认同和实践，而把个人生命与他人生命、与世界紧密相连，使个体真实地生活在世界中，并使个体充分地体验、理解、践行他与世界之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责任，建立个体生命与他人生命、与世界的本质关涉，使个体成为真实地生活在世界之中的有德性的人。依据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教化“借助于个人的存在将个体带入全体之中。个人进入世界而不是固守着自己的一隅之地，因此他狭小的存在被万物注入了新的生气。如果人与一个更明朗、更充实的世界合为一体的话，人就能够真正成为他自己”。^[169]

在儒学心性论看来，人的本心本性，通于天心天性和天理，表现于自然，内在于人心，待人的修养实践的功夫而成圣成德。人不知德性就不能知心，不知心则难知天。儒家哲学的目的是为人的存在寻求真实，实现和建立超越性的基础，因此，其目标是成圣成贤，其道路是修养实践，方法是身心修养、体验体知。它注重内在省察，反观自我之心灵，注重身体与心灵的一体，以获得身心境界的提升；强调个体生命的亲历性和在场感，将知识的获得和生命的直接体验融合一体；同时十分强调修养实践，以知行合一的态度应对社会与人事；更为重要的是，就个体生命而言，儒学心性论认为，修养是一个接受教化、融入群体的过程，是见证人类精神、存续文明脉流的不息活动。这种“教化哲学”最终规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唐君毅写道：“余以中国文化之神髓，唯在充量的依内在于人之仁心，以超越的涵盖自然与人生，并普遍化此仁心，以观自然与人生，兼实现之于自然与人生而成人文。”^[170]并认为儒家的心性之学，是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

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以注重人之生命价值的安顿为中心的儒学，可以说是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方式解读了人的生命存在形态，从而体现出自身的理论特质，形成了一套立足于吾人自我，在人性自足的前提下，充分凸显人之终极价值与意义的理论系统。在这个立足于人性自足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里，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是融而为一的。人通过向内在的人格世界的不断开拓，就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升华自我的生命精神，最终实现上达天宇、横括万物的一体贯通，使一己之生命由有限而融入无限、由短暂臻达永恒，并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生命情怀中感受到自我生命之永恒的价值与意义。^[171]在儒学的义理系统中，人的生命与精神活动，是与一定的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文化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与由此产生的人之道、人之理及整个伦理道德状况联系在一起的，是一定历史时期人心人性本质的流行与显现。万物的本体体现为生生不息的和谐完美的变化过程。这个生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所创建的人文世界，是人心所理解建构的意义世界。所以，生生本体的呈现离不开人心的自觉建构，生生本体的显现实际上就是人心的明觉。现实完善的人生、超越的人生不过是一道德自觉的人生，一良知朗照明觉的人生，这就是心体的生生流行。因而，它能够以一种高度发达的智慧形态对这一主题作出系统而深入的理论展开，从而成为人类哲学中在意志安顿领域具有独异优长的思想系统，为人类的意志安顿或曰生命意义的探寻提供了足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正是基于如此理解，李翔海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儒学的思想主题与人之生命本质的内在关联，决定了它面向未来必将依然具有强韧的理论生命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现代新儒学指明自孔孟至宋明儒学的心性之学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核心，而含一近乎康德所建构的道德的形上学，因此而成就中国文化之博大悠久等看法，实乃睿见卓识。他们吸收西方哲学的方法和内容，通过对传统心性论以新的论证，重建儒学道德形上学，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的学思用心，必当作为特定时代建构民族文化表达式的努力，而载入中国文化当代复兴的精神史。

【注释】

[1]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第88—89页。

[2]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下），第86—87页。

[3]胡伟希：《天人之际：中国哲学十二讲》，第1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4]蒙培元：《中国心性论》，第1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

[5]罗安宪：《虚静与逍遥：道家心性论研究》，第22—23页，人民出版社，2005。

[6]李大华：《生命存在与境界超越》，第2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7]沈文华：《内丹生命哲学研究》，第94页，东方出版社，2006。

[8]余英时关于宋代新儒学重建“心性之学”与佛教的关系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具体证明：“他们（即宋代新儒家）通过已经本土化了的佛教概念和分析方式，把儒家传统中引而未发的‘心性之学’全面地建立了起来，因而丰富了并更新了这个传统。”见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第3—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9]杨维中：《中国佛教心性论研究》，第8—9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10]杨维中：《中国佛教心性论研究》，第11页。

[11]程颢、程颐：《二程集》，第577页。

[12]李景林：《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第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3]韩强：《现代新儒学心性理论述评》，第3页。

[14]崔大华：《儒学的现代命运》，第77页，人民出版社，2012。

[15]参见李景林：《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学心性论》；《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教化视域中的儒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等相关论述。

[1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47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17]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44页。

[18]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第188—1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9]《论语·雍也》，见李泽厚：《论语今读》，第470页。

[20]《论语·阳货》，见李泽厚：《论语今读》，第470页。

[21]李景林：《教养的本源》，第57页。

[22]《论语·阳货》，见李泽厚：《论语今读》，第471页。

[23]傅佩荣：《儒道天论发微》，“余英时先生序”，第4页，中华书局，2010。

[24]参见林同奇：《人文探寻录》，傅佩荣：《儒道天论发微》。

[25]唐文明：《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第59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26]陈荣捷：《“人”的中西释义》，转引自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第1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7]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63页。

[28]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13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郭沂先生则认为，《性自命出》乃子思弟子孟轲所作，不过，这个孟轲并不是《孟子》一书的作者，而是“一位与孟子同姓名的子思弟子”。参见郭沂：《思孟心性论及相关问题》，载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编：《儒家思孟学派论集》，第250页，齐鲁书社，2008。

[29]参见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155—156页。

[30]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第9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31]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第83页。

[32]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第86页。

[33]李景林：《从郭店楚简看思孟学派的性与天道》，载《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第63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34]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第96页。

[35]李健胜：《子思研究》，第126—127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6]李健胜：《子思研究》，第143页。

[37]李健胜：《子思研究》，第143页。

[38]李健胜：《子思研究》，第142页。这里面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由于本书主题所限，此处未及深论。相关的讨论可参见杜维明主编：《思想·文献·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编：《儒家思孟学派论集》，齐鲁书社，2008；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池田知久：《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中华书局，2006。

[39]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第1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0]杨伯峻：《孟子译注·尽心上》，第301页，中华书局，2005。

[41]黄俊杰：《孟子》，第5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42]杨伯峻：《孟子译注·尽心上》，第309页。

[43]杨伯峻：《孟子译注·离娄下》，第191页。

[44]杨伯峻：《孟子译注·告子上》，第268—269页。

[45]唐文明：《与命与仁——原始儒家的伦理精神及其现代阐释》，第68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46]杨伯峻：《孟子译注·尽心上》，第301页。

[47]承载：《春秋谷梁传译注》，第1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二册），第860页，中华书局，1981。

[49]详见唐文明：《与命与仁——原始儒家的伦理精神及其现代阐释》，第61—68页。

[50]杨伯峻：《孟子译注·告子上》，第270页。

[51]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编：《儒家思孟学派论集》，第256页。

[52]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编：《儒家思孟学派论集》，第257—258页。

[53]杨伯峻：《孟子译注·公孙丑上》，第80页。

[54]杨伯峻：《孟子译注·告子上》，第263页。

[55]杨伯峻：《孟子译注·告子上》，第267页。

[56]杨伯峻：《孟子译注·尽心下》，第339页。

[57]杨伯峻：《孟子译注·尽心上》，第304页。

[58]李蜀人：《从天理到人心：中国传统儒学中形而上学的特点》，见刘俊哲、段吉福等主编：《诠释与探索》（上），第4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

[59]杨伯峻：《孟子译注·尽心上》，第270页。

[60]杨伯峻：《孟子译注·尽心上》，第315—316页。

[61]杨伯峻：《孟子译注·离娄下》，第197页。

[62]杨伯峻：《孟子译注·离娄上》，第167页。

[63]杨伯峻：《孟子译注·离娄上》，第61—62页。

[64]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第126—127页。

[65]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第127页。

[66]杨伯峻：《孟子译注·离娄上》，第172页。

[67]杨伯峻：《孟子译注·离娄上》，第173页。

[68]李蜀人：《从天理到人心：中国传统儒学中形而上学的特点》，见刘俊哲、段吉福等主编：《诠释与探索》（上），第50—51页。

[69]黄俊杰：《孟子》，第56页。

[70]李蜀人：《从天理到人心：中国传统儒学中形而上学的特点》，见刘俊哲、段吉福等主编：《诠释与探索》（上），第51页。

[71]梁启雄：《荀子简释》，第329页，中华书局，1983。

[72]梁启雄：《荀子简释》，第266页。

[73]梁启雄：《荀子简释》，第328页。

[74]梁启雄：《荀子简释》，第328页。

[75]梁启雄：《荀子简释》，第329页。

[76]梁启雄：《荀子简释》，第145页。

[77]梁启雄：《荀子简释》，第327页。

[78]梁启雄：《荀子简释》，第329页。

[79]梁启雄：《荀子简释》，第118—119页。

[80]梁启雄：《荀子简释》，第327—328页。

[81]梁启雄：《荀子简释》，第328页。

[82]梁启雄：《荀子简释》，第328页。

[83]梁启雄：《荀子简释》，第321页。

[84]梁启雄：《荀子简释》，第223页。

[85]蔡仁厚：《孔孟荀哲学》，第405页，学生书局，1984。

[86]梁启雄：《荀子简释》，第313页。

[87]梁启雄：《荀子简释》，第294页。

[88]王楷：《天然与修为：荀子道德哲学的精神》，第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9]参见张实龙：《董仲舒学说内在理路探析》，第99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90]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293页，中华书局，1992。

[91]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263页。

[9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161页。

[9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291—292页。

[9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297页。

[9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300页。

[96]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313页。

[97]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294页。

[98]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311—312页。

[99]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312页。

[100]参见熊十力：《十力语要》，第175页。

[101]朱高正：《从康德到朱熹：白鹿洞讲演录》，第8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102]张载：《正蒙》，见《张载集》，第24页，中华书局，1978。

[103]张载：《正蒙》，见《张载集》，第9页。

[104]张载：《正蒙》，见《张载集》，第23页。

[105]参见曾春海：《中国哲学概论》，第89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106]张载：《拾遗·性理拾遗》，见《张载集》，第347页。

[107]程颐、程颢：《二程语录》卷二（上），见《二程遗书》，第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08]程颐、程颢：《二程语录》卷一八，见《二程遗书》，第159页。

[109]龚群：《从孟子到朱熹的心性哲学》，见龚群：《道德哲学的思考》，第19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110]朱熹：《朱子语录》卷一○○，第2550页，中华书局，1986。

[111]朱熹：《朱子语录》卷五，第89页。

[112]刘述先：《儒家哲学研究：问题、方法与未来开展》，第174—1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13]李蜀人：《从天理到人心：中国传统儒学中形而上学的特点》，见刘俊哲、段吉福等主编：《诠释与探索》（上），第57—59页。

[114]朱熹：《朱子全书》二十三册，第27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1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大学章句》卷二，第7页，中华书局，1983。

[116]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3页。

[117]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9页。

[118]朱熹：《通书解·理性命意》，见《周敦颐集》，第32页，中华书局，2009。

[119]朱熹：《西铭论》，见《张载集》附录，第410页。

[120]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1页，中华书局，2007。

[121]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第3页。

[122]李蜀人：《从天理到人心：中国传统儒学中形而上学的特点》，见刘俊哲、段吉福等主编：《诠释与探索》（上），第59页。

[123]朱熹：《朱子语类》卷六，第99页。

[124]朱熹：《朱子语类》卷五，第91页。

[125]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一○，第2582页。

[126]朱熹：《朱子语类》卷五，第90页。

[127]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八，第410页。

[128]朱熹：《朱子语类》卷五，第88页。

[129]张载：《正蒙·诚明》，见《张载集》，第23页。

[130]见夏延章：《大学中庸今译》，第24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131]朱熹：《朱子语类》卷五，第83页。

[132]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86页。

[133]朱熹：《朱子语类》卷四，第73页。

[134]参见龚群：《从孟子到朱熹的心性哲学》，见龚群《道德哲学的思考》，第188—203页。

[135]彭国翔：《传统与人文》，第107页。

[13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37]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513页。

[138]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809页。

[13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42—43页。

[140]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43页。

[14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36页。

[142]杨国荣：《理性与价值：智慧的历程》，第27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

[14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76—77页。

[144]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90—91页。

[145]王守仁：《传习录》（上），见《象山语录·阳明传习录》，第1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4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47页。

[147]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45页。

[148]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84页。

[14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11页。

[150]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6页。

[15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79页

[15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59页。

[15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279页。

[154]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104页。

[15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62页。

[15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71页。

[157]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7页。

[158]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62—63页。

[15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72页。

[160]杨国荣：《理性与价值：智慧的历程》，第279页。

[161]李蜀人：《从天理到人心：中国传统儒学中形而上学的特点》，见刘俊哲、段吉福等主编：《诠释与探索》（上），第69页。

[162]关于儒家哲学是一种“教化哲学”的具体而有创见的分析，可参见李景林：《论儒家哲学精神的实质与文化使命》，《齐鲁学刊》1990年第5期；《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学心性论》；《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教化视域中的儒学》。

[163]理查·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第319—324页，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6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7页，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

[165]尼采：《权力意志》，转引自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166]刘铁芳：《生命与教化：现代性道德教化问题审理》，第37—38页，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167]詹世友：《论教化的三大原理》，载《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168]刘铁芳：《生命与教化：现代性道德教化问题审理》，第37—44页。

[169]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第5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170]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4页。

[171]李翔海：《民族性与时代性》，第35页，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