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概念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唐君毅极其重视儒学的心性之学，他对哲学与科学及历史、宗教、艺术、文化的广泛分析，并不是为了论证哲学超越科学而又寓于科学之中，而是为了论证良知道德的心性论乃是一切人文精神的核心。在《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唐君毅把传统儒学心性论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相结合，从道德之实践、世界之肯定、精神之表现三个方面论述了心之本体的形上性。在唐君毅看来，心之本体是真实无妄的，它不在玄远缥缈的彼岸，更不是纯粹的理论悬设，而是直接内在于人心，成为道德的直接和最终的依据。中国人文精神有它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儒学心性论。不深入了解儒家的心性论就无法真正把握中国人文主义的精神。
以此为出发点，唐君毅运用现代心理学、伦理学方法，比较中西方对心、性的不同看法，比较系统地揭示了儒学心性论的特点。他认为，儒家，尤其是自孔子、孟子至《易传》、《中庸》，兼重心之虚灵明觉与心之志气及性情，而明言性情之善。也就是说，是将心、性、情三者统贯为一而观之的。这种统贯心性情而一之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使心的无限性、超越性、涵盖性、主宰性获得一定的内容与实效性。在他看来，“儒家之性情之概念，乃其人心观之核心。有性情而心有内容，心有实在性，与实效性。亦即有性情而人心之知、心之神，与心之志气，有其实在性与实效性”。[1]故而，性情为心之本。唐君毅认为，只有从这种以“性情为心之本”的观点出发，才能就人的自然生命活动中发现崇高的道德价值。他说：“中国儒者之以性情言心，与西哲之以理性言心之不同，在性理之必表现于情，而自始为实践的。西哲所尚之理性，其初乃纯知的，因而亦不必为实践的。纯知的理性之运用，最后恒不免于产生矛盾辩证之历程。中国儒家所谓性理之流行，则可直道而行。”[2]这里将直道而行与西方纯知的理性对举，可知直道而行是一种实践的道德理性。按照这种实践的道德理性，世界是充满道德价值的人文世界，它与西方以理性言心者视宇宙为充满矛盾冲突的世界是不同的。正是从这种价值世界的观念出发，唐君毅提出“一切人生活动皆可为一目的的”。在他看来，“儒家人生思想根本精神，吾人亦可谓在肯定全幅之人生。于人生之一切活动，一切遭遇，皆能发现其价值，体验其价值”。[3]
唐君毅认为，对生命心灵固有的仁心性情的揭示，是中国儒家独有的智慧所在。儒家认为，理想的生起之源，即在吾人生命存在自身的仁心性情，因而理想绝不只是一观照所对的当然，它同时也是存在于生命心灵内的实然。人于有道德实践时，即可使此理想实现于现实中，使人的生活合理化，达到理想与现实的合一。同时，由我之心灵中有理想，又可推知他人生命心灵中也有此理想。因此，在现实生活中，通过人与人道德实践的互相涵摄，便可最终形成一客观现实的理想世界。亦即是说，唐君毅通过对正统儒家统贯心性情而一之的论述说明儒家的人文世界是一个至为广大的世界，它不仅指某种精神文化生活，还涵盖人生的各个领域，以至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这个人文世界又是充满价值意义的世界，因此，唐君毅便扩展了道德实践的范围，使人生的一切活动都体现出道德教化的意味。
通过对儒学心性论的继承与创造性诠释，唐君毅相信，中国文化有其独特的不可磨灭的精神价值，致使其延续数千年而不坠。此价值在他看来即依于先秦儒家“人者仁也”的认识而形成的一套引导人们实现内在超越的文化理念。他说：“文化存在长久，虽不必为其文化精神有至高无上之价值之客观证明；然断然可为其有不容磨灭之价值之客观证明。吾人如自内部探索中国文化精神之价值，吾人实可发现：中国文化精神，至少在一点上，实有其至高无上之价值，此即依于人者仁也之认识，以通天地、成人格、正人伦、显人文是也。”[4]他指出，先秦时期的孔孟，在直接体承人所信仰的天帝之无私之德的基础上，凸显人当遵行的仁道，指出尽心行仁道以知人之仁性，即可以知天之所以为天，存心养性即是事天，人成圣即是与天德合一。将宗教信仰或对超越的追求，融摄于哲学的智慧、落实于道德的实践当中。它表现了一种继天而体仁，且实现此天人合一之仁于人伦、人文的精神。其实质是依天道以立仁道，而使天德流行于人性、人伦、人文，是依绝对的生命精神，成就主观的生命精神，使前者内在于后者，再通过主观精神生命去表现绝对精神生命，将绝对精神生命化于道德的人伦上和文化的创造上。
唐君毅把传统人生观调整到现代价值层面，挖掘其中的道德资源，又将现代人生观从抽象的人生信条、外在的行为规范调整到面向人本身，开发人的内在价值之源，建构创造性的道德生活。[5]肯定人的一切文化创造活动皆统摄于道德自我，用人类仁心的丰富内涵的外展来说明人类文化生活的不同方面及中西文化发展的成就，将中西文化的冲突纳入心性之学的框架中予以消解，是唐君毅道德形上学的主要意向。唐君毅的这种努力，对重建中国人文精神，重建中华民族的生命精神，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诚如司马云杰在《心性灵明论》中所说，“人文科学即人的科学，即人心人性的科学。舍性，不足为学。不研究人心人性，不研究人的本质及其精神存在，只在物的层面上游说，舍本逐末，是算不得人文科学，不足以担当起维护国家民族文化生命与精神生命，重建人文精神的。”[6]因此，惟明乎人的灵明之心与道德本性，涵养之、充实之、大化之、神圣之，始可建立国家民族深厚博大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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