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新儒学的学术谱系中，唐君毅是重要代表人物。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其父唐迪风是一位生性刚直颇有个性的晚清秀才，曾拜投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门下，先后在四川省立师范、华西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任教。其思想以儒学为主，兼采佛释。其母陈大任出身名门，诗文兼长，著《思复堂遗诗》而为当世称道。唐君毅11岁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旋即随父母移居重庆，就读于联立中学。中学毕业之后，唐君毅曾就读于中俄大学、北京大学，最后于1932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在中央大学就读期间，受业于方东美、宗白华、李证刚、汤用彤诸先生，其时熊十力在此作短期讲学，唐君毅与之有过接触。大学毕业后，先在成都蜀化、天府中学任教，讲授伦理学、人生哲学和国文等课程，1933年回母校中央大学任教。1937年，唐君毅因家庭原因离开中央大学到华西大学任教。抗战开始后，在重庆与牟宗三等人创办《理想与文化》杂志。1940年返回中央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47年离开中央大学到无锡江南大学任教务长。1949年春又去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同年夏天同钱穆到香港。自此以后，一直在香港从事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在香港期间，他同钱穆、张丕联、程兆熊等创办亚洲文商夜学院，后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担任校长，唐君毅任教务长。新亚书院旨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1963年，新亚、崇基、联合三个私立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唐君毅被聘为哲学系讲座教授，并被选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1975年，被聘为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1974年，唐君毅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与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在新亚书院原址重新恢复新亚研究所并出任所长。1978年2月2日，病逝于香港浸会医院。
唐君毅一生勤奋治学，思索不辍，学养精深，著作甚丰，台湾出版了他的全集共30卷，主要著作有《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和心灵境界》、《道德自我之建立》、《人生之体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青年与学问》、《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等。这些著作着重对中西哲学、文学、道德伦理作比较研究，以“道德自我”之中心观念立论，对道德理性、文化意识、人生体验进行全方位的探索，深入反思和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价值，将中国传统哲学和人文精神概括为“中国之伦理的人文主义”。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顽强拼搏的精神，构建起了一个关于哲学、道德、文化思想的庞大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以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为根基，包括儒家的心性哲学、伦理道德等，融合中西印文化而形成。在文化意识方面，唐君毅不仅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系统阐发，而且有着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开拓创新，他还有意识地把人们引向那生命存在和心灵境界的胜处，使其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所以，他被牟宗三赞誉为“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1]。
作为现代新儒学重要代表人物，唐君毅对儒学心性论的阐发与重视，与其特有的人文关怀密切相关。亦即是说，唐君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文化的透视是通过“人文精神”这一基本范畴来把握的。如学者指出，人文精神是贯穿唐君毅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内核，对人文精神的发扬贯通于唐君毅哲学思想发展的首尾，并成为其哲学思想的一条闪光的主线。[2]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唐君毅形成了独特的人文精神关怀？哲学研究的真实起点，是始于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深切体验和对人类命运的无畏担当。唐君毅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大力提倡儒学人文精神，并不是偶然的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疏导百年来中国人所感受之中西文化之矛盾冲突，而在观念上加以溶解”[3]，并寄希望于民族文化的繁荣昌盛和振兴，通过重建儒家价值体系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在具体展开唐君毅对中国传统心性论的认识之前，有必要对其时代特有的“问题意识”以及唐君毅的回应做一个扼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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