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特质

一、中国哲学的特质

“哲学”(philosophy)，追溯字源，本就是一种爱慕智慧之学。但是，什么是“智慧”?我们应该循何种途径，才能够达至智慧?恐怕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清楚。特别是:中、西哲学在过去历史中，的确发展出了不同的形态与方向，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哲学教育的问题，如果不能紧扣中国哲学的特质来谈，显然是失焦、模糊主题的做法。

但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什么?前辈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其实讨论得已经很多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可能就是牟宗三先生的看法。牟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基本上是一套“生命的学问”。他说:

中国哲学……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那些自然哲学家，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1]

换言之，就中、西哲学关心的主要课题而言，中国哲学关怀的是“生命”，西方哲学则是“自然”。但这样的区分，仍不免失之笼统。牟先生又借用罗素对真理的两重区分，“外延真理”(extensional truth)与“内容真理”(intentional truth)，指出西方哲学重视外延真理的探求，要求我们在理解一切物时要脱离主观的态度;中国哲学则不然，一切真实性的达致，均不离主观的态度，或不能脱离“主体性”(subjectivity)，因此以内容真理的建立为极致。易言之，以“自然”为首要课题的西方哲学重“知识”，而以“生命”为关怀的中国哲学，则以“德性”为首出，更重视人生命的整体自觉与修养。

牟先生对中、西哲学的分判，并非全无讨论的空间，但大体言之，有一定的准确性与深度。过去十几年以来，我个人也曾留意这个问题，并在牟先生“生命的学问”这个架构下，也形成了一些补充性的看法。兹简述如下，供大家批评指教。

中国哲学的内容，虽然有儒、释、道的分别，在历史断代上，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分期;但是在学问呈现的方式上，却并没有依照西方哲学知识的分类架构，如逻辑、知识论、形上学、伦理学、美学等形式呈现。历代的哲学家，或者以述代作，依附经典;或者师生讲论，记录成文;或者就是知人论世，发为简篇;绝少像西方哲学一样，多为明白标示对象、课题的系统巨著。这虽不代表中国哲人没有逻辑、知识论、形上学等方面的反省识见，但的确反映出中国人即事言理、理事交融的这种思维理解的特性;亦即中国哲学家的重要思想，往往是立基在文化传统之上，经由个人身心修养的持证，然后扣紧着生命的主题，发为天、人、物、我交感互摄的哲理智慧。换言之，中国哲学不但缺少西方哲学知识的分类架构，而且它的思想提炼过程，具有三个特色，即富于历史性、强调作者个人身心转化的体验亲证、重视天、人、物、我之间的一体性。这与西方本质主义的(essentialism)、主智主义的(intellectualism)主流传统的确迥然不同。

尤有进者，如果我们再检视中、西哲学最基始性的概念，如中国的“道”、希腊的“存有”(being)，我们发现，在西方，存有主要开显为存在界可理解性的最后根据，然而经过亚里士多德实体化的转向之后，存有学的任务变为主要在说明存有物产生与变化的问题;但是在中国，道却主要开显为天、地、人、我之间互动秩序的根源，它负责的是提供一切人、物相生相续的终极保证。换言之，两个概念都在表征着存在的奥秘、玄理。但是，道在中国主要是从天、地、人、物共生、长生、生生的动态观点，呈现为天、人、物、我之间互动的理则、规范;而西方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以后，就逐渐将存有实体化、人格化。到了文艺复兴之后，机械决定论大兴，存有更沦降为自然律，变成说明事物存在变化的因果法则。这也就是说，西方对存有的探索，从理论性的思辨，愈来愈向客观实证的科学靠拢;而在中国，道却始终等待人类心性的觉醒，在人自觉地行道、法道的参与过程中，共同发挥其造化万有的神力。因此，在西方，形上学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知识论的批判反省之上;但在中国，形上之道的奥藏，则有待心性功夫修养的参悟与实践。

果如前述，我们发现:中、西哲学虽然都以“智慧”为探求的最高目的，但是，西方是以严格客观的“知识”为其表现的形式，而中国却是以生命的觉悟、人格品行的完善为最高境界。牟先生将中国哲学的这种特质界定为“生命的学问”，或传统以来将义理之学理解为“安身立命”之学，其实都是非常中肯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