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特点

考察中国哲学的特点，应当在审视古今中外各主要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紧紧抓住能代表炎黄子孙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深刻影响并建构了中国特定的思维方式，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始终，表现在大多数哲学家思想，并区别于其他族类的哲学特质。因此，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三教鼎立，诸派纷争，以儒家哲学为主干。中国历来哲学流派就不是单一的，素有“九流百家”之称。先秦时期曾经诸子竟出，百家争鸣，成为哲学发展的盛世。秦汉以后，随着宗法封建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各学派之间互相渗透，生生灭灭，儒、佛、道三家长期并存，而儒家则被定为一尊。就整体而言，中国古代哲学是以儒家哲学为主干的多种哲学体系的复合体，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融摄性，对内包容百家，对外融摄诸如古印度佛教哲学等其他外来民族的哲学，因而使中国哲学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第二，悠久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传统。中国自殷周始已有无神论、唯物论和辩证法萌芽，以后又涌现出诸如荀子、王充、范缜、刘禹锡、张载、王夫之等无神论、唯物论代表，在天人关系、形神关系上，坚持“天人相分”、“形神相即”，还提出气一元论唯物主义自然观。中国哲学在辨证思维方面更是丰富多彩，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范畴和命题，构建了事物对立统一、运动变化发展，直到宇宙生成的理论。如史墨的“物皆有贰”；《易经》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黄老之学的“阴阳备物，变化乃生；”王安石的“道立于两”；张载的“一物两体”和“有两则有一”；二程的“无独必有对”；朱熹的“一分为二”；王夫之的“分一为二”和“合二以一”等等，都表明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客观对象辩证本性的把握和提升。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传统，对造就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和灵活机变的品格有直接关系。

第三，树立整体观念。中国古代哲学孜孜追求的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人看作统一的整体，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哲学家处理问题，总是“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以便“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君主执政施教是“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使天地人“贯而参通之”。整体观念在政治实践领域，表现为个人、家庭、国家不可分割的感情；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在伦理领域，表现为顾全大局，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诸如此类，构成了我们民族集体至上的思维趋向和共同心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不过，在另一方面，客观上则压抑了个人的发展，表现于思维方式，亦导致了认识上的模糊性。

第四，着眼伦理本位，高扬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精神。历代哲学家谈天说地论人，都始终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儒家“三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论和认识论，“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言行，孔子的“仁者爱人”，“为仁由己”，“人能弘道”，完全是以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的。道家倡导不为境累，不为物役，绝圣弃智，洁身自好，实际上是以对自由人格的追求表达对实现个体价值的向往。佛家宣扬生死轮回，善恶有报，慈悲为本，普度众生，以劝善惩恶为旗帜，仍不脱尘世间伦理的框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在人生、人事上的体现，进德修业、崇德广业是自强不息的最为深刻的内容。“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道的刚建进取与地道的柔顺退让相辅相成，构成为传统社会理想的人格塑造的中心要求，构成为中华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基本要素。

第五，偏重直觉思维。中国古代哲学家在认识事物、分析现象、建构体系时，往往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出发，凭直觉办事。传统的“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途径，是通过对内心世界的自我反省、道德境界的自我提升，去证悟人的善性，在主体精神领域内完成天人合一的任务。宋儒对“一旦豁然贯通”的追求和体认，是一种典型的直觉思维。从思维类型及方法看，古代哲学家多是在经验基础上的类推，而不是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系统的认识论范畴推演来实现的。直觉思维的长处，是以经验为参照，从整体上把握对象，有时能敏感地体验、证悟出逻辑思维所不能揭示的意境；缺点是不够严密，其结论具有很大的或然性。

第六，倾心现实政治，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哲学家热衷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各家各派都“务为治”。儒家提倡“克己复礼”，便是以政治理想制约个人的欲念。孔子要求实行“仁政”，推崇“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境界，表现了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宋代理学家讲“理一分殊”，“存天理，灭人欲”，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经过历史的淘洗 ，转化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族精神，以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心理和厚重的责任感。倾心于现实政治，反映了中国哲学学用一致、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但是，对政治的过分依恋，则又削弱并影响了中国哲学的思辨色彩。

第七，流于经学态度，先王观念浓厚。古代哲学家往往以“代圣贤立言”为标榜，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因循守旧，缺少创新。“坐而论道”、“述而不作”就是经学态度的表现。汉代儒学独尊以后，经学盛行，儒生们案牍劳形，皓首穷经，一门心思注解前人思想。乃至宋明，多数哲学家都认为，“伏羲以至孔孟，言道已尽，后学宜世世守之”。朱熹讲“曾经圣人言，议论安敢到”，更是典型的不思创新倾向。经学态度的形成 ，与中国社会特有的崇拜先王的崇古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在客观上，经学态度使古代文化得以比较完整的保存下来，但拘执旧义的思想作风则阻碍了创造性思维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