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的人文背景

语言学之从古典语文学的藩篱中蜕变出来踏上蓬勃于人类精神之林的现代之路，很大程度上不是语言学自身的任意所为，而是人类生存认知力和精神创造力不断上升拓展——在语言学中的必然体现。具体来讲，历史比较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的第一座里程碑，它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其后得到全盛发展。客观论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有其使自身获得健康发展的土壤和人文背景。概括地讲，在19世纪中叶，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和黑格尔主义的辨证方法同时产生，并得到广泛的传播。生物进化论思想和辩证法的同时产生，极大地推进了人类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思想朝着现代方向开进，同时还给古老的语言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创生的活力。

客观地看，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其基本思想、方法和发现的过程等方面，都与生物进化论同构，这种同构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从全球各地收集和整理动植物标本开始，而历史比较语言学也是在全世界各地收集和整理语言标本开始。其次，生物进化论从大量现代生物的个体解剖和杂交实验，以及大量古生物化石的对比材料中得到全面证实，历史比较语言学也是从大量现代语言的具体分析，以及大量考古语言文献的对比材料中得到全面的证实。第三，生物进化论通过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比较与分类，然后用归纳的方法加以总结，得出生物世界本身及其存在于其中的生物物种都处于演化的进程之中，整个生物世界是一个不断演化的世界；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也是如此，它通过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的比较与分类，并用归纳法加以总结，得出人类语言也是处于变动不居的演化进程之中，语言世界是一个不断演化的世界。生物进化论和历史比较语言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普遍存在的进化事实，打破了传统的那种固定不变的形而上学思维框架。同时，19世纪关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科学思想和关于发展的辩证运动的观点所生成的独特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在语言的研究中得到极致的体现：历史比较语言学把语言历史发展中各个时期的语音、词汇、语法对应关系加以详尽的对比研究，证实了印度-伊朗诸语言和欧罗巴诸语言的有机联系，证实了古梵语、古希腊语、拉丁文和现代印欧语的一脉相承，并构拟出它们的共同祖先——上古印欧语的主要面貌。

总之，生物主义的进化论思想和理性主义的辩证法思潮，积极地为语言学作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思维和方法基础，促进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比较语言学所张扬的那种卓有成效的经验和科学的比较方法、归纳方法和分类方法，都是进化论思想和辩证法观点的杰出运用；同时，历史比较语言学所张扬的这种卓有成效的经验，所运用的这种科学的比较方法、归纳方法和分类方法，又为19世纪以来的科学和思想的领域探索所广泛运用。

19世纪的人类充满了踌躇自得的志气，因为生物进化论思想和辩证法思潮的激励，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牛顿物理学的全面创立，使物理学家们过分地盲目于宇宙世界的自然规律已被揭露无遗，科学的未来任务，只是对其细节的完美和修正补充。在语言领域，语言学家也同样乐观地宣称，历史比较方法已把语言学的现代发展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境界，语言规律已为语言学家所全面掌握。但很不幸的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们的这种盲目自恃的情绪很快在语言学领域消失，19世纪末20世纪初，索绪尔连同他的结构语言学使语言学产生了划时代的革命。语言学的结构主义革命的文化背景恰恰是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现代革命的不断演化和完成。

1805年，约翰·道尔顿第一个发现原子量，并提出：每一种元素都具有一定的原子量，这是一种简单的常量或参量。但这种简单的和一定的常量或参量，是怎样地导致产生了那些使元素彼此相似或相异的种种特性呢？道尔顿留下这个无解的难题给了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1870年，门捷列夫在化学元素排列中找到了数学图解法。第二年，门捷列夫又发现了分类和排列的规律性，提出了“化学元素周期表”。门捷列夫的工作为尔后几代科学家提供了启发和思路。1895年，伦琴发现了新射线；1896年，亨·贝克勒耳发现了电磁的放射性；1897年，J·J·汤姆逊发现了电子……尔后的一系列的实验探索和理论研究，揭开了原子的内部结构性。这一场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结构主义革命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下半叶都方兴未艾，其间，对原子结构的不断深幽入微的探索，以“强子”、“量子结构”和“夸克模型”的发现为标志。

科学领域的结构主义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断地激励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任何客观的科学对象，都存在着复杂的层次结构，而人对于它们的反映和表述，也都必须具备相应的层次结构。在这个人的生存的视界里，世界之展布出丰富而精炼的图景，正在于世界自身的多元的层次结构模式具有着无限可能性一一即能够派生、演化出无限多的事物；世界图景的精炼性，是因为其层次结构模式具备着有限的规律性可以把错综复杂的现象归结为少量基本单位的组合。

科学的结构主义思想直接孕育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诞生，而结构主义语言学又杰出地发展了这种结构主义思想。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指出，“语言是符号的系统”，人类交际的工具并不是具体的事物本身，而是代表事物及其关系的抽象符号，即语词，以及按一定规则组合起来的句子。前者是纯粹的符号，后者是具体语义单位的符号链，整个语言则是由这些符号及其组合规则构成的系统。在语言系统中，符号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符号所代表的价值。而语言符号的价值是由它们在系统中的相互区别和相互关联的关系所构成，整个语言结构的基础就在符号之间的对立及其所包含的语音和语义上的区别。索绪尔义认为，语言系统就是语言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在语言状况中，一切都以关系为基础。”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关系生成为系统的前提，而关系却现实地由两种形式构成，即组合(亦“句段”)和联想(即“聚类”)两种基本形式构成了语言关系本身。前者展示了语言符号系统的时间价值指向，后者呈示语言符号系统的空间价值构架。这样，语言作为一种关系由此获得了双重结构意义：在符号的层面上，语言作为关系的结构是符号的组合和聚类相交错的坐标构架；在符号意义(即语义)的层面上，语言作为关系的结构是指其符号纳入系统的语言状况中所获得的那种意义所体现的时间指向和空间指向。这种意义所体现的时空指向，则是语言意义和符号(概念、语音)相向达成一种现实关系的内在张力。正是这种内在张力，构成了语言状况(系统)中符号(概念、语音)与意义之间的应结构关系，亦即语言的所指与能指的对应结构关系。

科学的结构主义革命把语言学的现代化建设推向了第二个里程碑，但语言学建设再没有如19世纪末那样踌躇满志，而是严肃自我地踏上了更新的困境和追问之途，这不仅来自于学科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来自于科学日新月异的激励。这正如维纳所指出地那样：“人对语言的关注，似乎是一种特有的对于编码和译码的关注……现代信息理论对语言理论所促成的那样全面的革命，其成果不能不影响到过去的语言学思想。”[3]20世纪40年代以来，由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思想的相继诞生和互相推波助澜，产生出一系列边缘性学科，这众多的边缘学科形成了横向交叉的知识网络系统，从而促成了从前相互分离的领域之间的相互沟通，由此促进现代人类科学发展又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走向视野更为广阔的和更高水准的全新综合。科学研究的对象，往往需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观照和探索，从而把分化的各知识领域再综合成网状结构的统一体。转换生成语言学就是在这种更新的科学背景和知识构架背景中诞生，并更为全面地体现和发展了“分化-综合”的科学思想和知识体系特点。

转换生成语言学吸收了数理逻辑、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等最新的科学思想成果和技术手段，首先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目的，不应该再是对语言的分类描写(如结构主义语言学)，而应该建立一整套高度形式化的演绎系统。这一形式系统虽然只包含有限的语法规则，但却能生成无限的合乎语法的句子，并对它的结构作出描写，并解释它的内部语法关系和语义的分歧性。这就是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基本理念和核心思想。有关于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乔姆斯基做了最好的阐述，他认为，每种语言包含的句子都是无穷尽的，语言学研究的真正题材和对象不应是语言材料，而应是说话人的语言能力，因为正是这种内在的语言能力使人产生和理解从未听说过的句子。对于人的语言能力问题，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是人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模仿而形成的习惯，但转换生成语言学却认为，人的语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后天经验的获得，而是先天性的遗传而得来的“语言习得机制”。语言习得机制，构成了人类生成语言的生理基础。正是基于此种语言学理念，转换生成语言学抛弃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现程序”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方法，以及历史语言学遗留下来的比较方法和归纳方法，认为至今为止，无论哪一门科学里，都没有可用来发现真相的机械程序，而是采用演绎法来提供语言模式，再凭事实证据来检验、评价这些模式。因为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一个生成的过程，语言的生成过程即是从基础部分生成“深层结构”，再由“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这样一个演绎的过程。这刚好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从语素到话语”的归纳法正相反。乔姆斯基指出，归纳法易于导致人误入语言的迷宫，因为语言的素材是无限的，材料的收集则有限，因而他主张建立“假设演绎法”，通过局部语言素材的分析来建立若干不同的语法规则系统，然后用实际证据来检验、评价和选择。转换生成语言学所建立的这种选择、评价程序，重在于对语言规则求“解释”，即根据假设的普遍规则来预言新的语言现象。这样一来，转换生成语言学重在寻求语言的共性规律，追求高度抽象(形式化)的普遍的语言形式，从而不得不重视语义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