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语言学派

第二节　翻译的语言学派

西方翻译学历来就存在着两条翻译传统，除文艺翻译理论线之外，另一条就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从古代的奥古斯丁延伸到20世纪的结构语言学，它“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认为翻译旨在产生一种与原文对等的译文，并力求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产生这种语义对等。”（谭载喜，1991：9）

翻译的语言学派即根茨勒所说的翻译“科学”派。从历史的发展看，翻译语言学派批判的继承了19世纪施莱尔马赫、洪堡等人的语言学和翻译观。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的普通语言学理论，不仅为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翻译的语言学派的确立注入了活力，使翻译的研究深入到词、短语和句子的层次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等为翻译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发展趋势上看，语言学翻译理论线已占据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主导地位。理论学家们认为，翻译应归属与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应用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与语言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方译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与语言学同步发展。一方面是语言学的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为翻译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另一方面，诸多语言学派的形成也使翻译的语言学派众多。20世纪以来，西欧和北美的语言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语言，受地域和研究视角的影响，翻译研究先后形成了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的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交际学派、功能学派等。

翻译的语言学派的特点是有朦眬的学科意识，认为需要加强翻译的理论研究，使之成为一门“科学”，但并非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一学派的代表研究者有雅各布逊、奈达、卡特福德、威尔斯、纽马克、赖斯、弗米尔等。

本节将分五个部分对这些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观点作简要介绍。

1. 布拉格学派与雅各布逊

1926年10月6日，布拉格语言学会（The Linguistic Circle of Prague）召开会议，布拉格卡罗林大学的英语语言和文学的教授维纶·马泰休斯宣布该学会的成立，也标志着布拉格语言学派的诞生，其代表人物有雅各布逊等。

布拉格语言学派是继索绪尔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该学派的突出贡献是创立了音位学（Phonology）。他们对语言的基本观点是：1. 在重视历时语言研究的同时，强调共时语言研究的首要地位，他们强调利用分析比较方法去研究当代语言；2. 语言是一个价值系统，不是千千万万个毫不相干的孤立现象的汇合。因此，要分析语言成分和其他成分的关系；3. 因为各种表达手段都适用于不同的交际需要，要研究分析实现各种功能的语体；4. 应从语言功能入手，然后去研究语言形式。

这一学派把对语言所持的观点运用到翻译研究上，他们对翻译的主要论点是：1. 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如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工具功能等；2. 翻译必须重视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及文学体裁方面的比较。

雅可布逊，美国语言学家兼文论家，布拉格学派译理论家，莫斯科语言学会创始人之一。1959年，雅可布逊发表了题为《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的论文，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对语言和翻译、翻译的重要性及普遍性的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由于其论前人所未及，此文一直被西方翻译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作品，是翻译研究中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

在该文中，雅各布逊对翻译理论作了详尽的论述：他把翻译划分为三大类别：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或重新措词（rewording），即同一语言中用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是指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即用另一种语言的语符来解释一种语言的语符，也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严格意义的翻译；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是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这三种类型的翻译，几乎包括了一切语言（和非语言）的交际活动。这样分类的目的在于说明，在语言学习和语言理解中，翻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们在学习和掌握语言的过程中，无论是本族语，还是外来语，都有一个对他人所写的文章、所说的话进行理解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否能用相同的语言中的不同说法、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符号系统再现出原文或原话的内容。

雅可布逊提出的翻译分类打破了翻译的传统框架，开阔了我们对翻译本质认识的视野。正是由于他对三种翻译活动的定义和区分，翻译的领域作为一个概念得到了扩展，翻译方法的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2. 伦敦学派与弗斯、卡特福德和纽马克

伦敦学派是具有英国特色的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the social context of situation）所决定的。在翻译研究领域，他们认为，译文的用词与原文等同与否取决于其是否用于相同的语言环境之中。

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为福斯（J. R. Firth）。有两篇文章集中反映出他的翻译理论，一篇为《语言学与翻译》（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另一篇为《语言分析与翻译》（LinguisticAnalysis and Translation）。弗斯着重谈到三个方面：（1）语言分析是翻译的基础；（2）完全的翻译不等于完美的翻译；（3）在任何两种语言的翻译中，一种语言的某些意义的表达方式不可能译成完全对等的另一种语言。

卡特福德（John Catford）是该学派中比较系统提出翻译理论的学者。任教于爱丁堡大学的卡特福德于1965年出版《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为翻译理论研究开拓新的途径，引起巨大反响。卡特福德称其理论为“描写性”翻译理论。他从翻译性质、类别、对等、转换、限度等方面阐述“什么是翻译”这一中心问题。（1）翻译的性质。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原语）的文字材料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译语）的对等的文字材料。”（2）翻译的类别。就其程度而言，可分为“全文翻译”（full translation）和“部分翻译”（partial translation）；就其语言层次而论，可分为“完全翻译”（total translation）和“有限翻译”（restricted translation）；就语言结构的登记来说，可分为“级受限”翻译和“级无限”翻译，即传统意义上的“逐字译”和“意译”，而“直译”介于两者之间。（3）翻译的对等问题。一方面，翻译对等是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现象，是基于对两种语言的比较而发现的；另一方面，翻译对等的产生必须看译文和原文是否具有相同或部分相同的实质性特征。（4）翻译转换，是指把原文变成译文时偏离形式对应。翻译转换主要分为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其中范畴转换又可分为结构转换、词类转换、单位转换和系统内部转换四种。（5）翻译的限度，即不可译性的问题。翻译中有两类不可译。一是语言方面的不可译现象有双关语、歧意语法结构；二是文化方面的不可译性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风俗、不同的时代背境等非语言因素引起的。

纽马克（Peter Newmark）是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教育家。1981年，纽马克的第一部著作《翻译问题探讨》出版，立刻引起广泛赞誉。正是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概念。1988年，出版《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该书后1988年英国应用语言学协会奖。1991年，出版《论翻译》（About Translation）一书，提出全新概念“翻译关联法”。此后，他又于1993年和1995年分别出版了《翻译短评》（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和《翻译短评（第二集）》（More paragraphs onTranslation）。其中前两本书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且多次版印，影响深远，奠定了纽马克在英国翻译界的地位。

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是纽马克翻译理论的核心内容。语义翻译试图在译人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范围内传达原著的确切上下文意义。语义翻译是追求译文全文与原文全文在所表达的意思上等值的译法，除了字、词、句等语言单位要求等值，语义翻译通常还需考虑不同的语境关系，以达到在篇章层次上的等值。语义翻译是等值层次较高，难度较大的译法。而在日常翻译工作中，许多译者都倾向于采用交际翻译法，包括新闻报道、科技文献、公文信函、宣传资料、广告、公共场所的通知标语、通俗小说等。但是，如果作者使用的特定语言与其表达的内容同等重要，那就最好采用语义翻译法，不管这类文章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文学的，在某一具体的文本中，有些象权威的语录，生动活泼新颖的比喻，只适用语义翻译法；相反，一些约定俗成的交际用语，已经众所周知的比喻则适用交际翻译法。交际翻译试图对译文读者产生一种效果，这效果要尽可能接近原文对读者所产生的效果。语义翻译的服务对象是原语作者，翻译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表现原语作者地思维方式和独特的文体风格，全面、深刻地再现原文的各种含义，探究词义的细微差别，语义翻译只是在必要时才帮助读者，因为它认为读者必须服从作者。两者出现冲突时，交际翻译强调的是原文的精神，而非原文的语义内容。交际翻译服务的对象是译入语的读者，翻译的内容和语言都要以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为准则，强调的是再现原文的要旨，重视翻译可能带来的社会价值。交际翻译只注重译文读者；译文读者预想不到译事之难或原文之费解，而是期待译者在必要之处将外语成分尽多地转化到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之中。但即便如此，译者仍需新生译出语的文本形式，将其视为翻译的唯一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翻译。语义翻译则立足于原著的文化，仅在其内涵意义方面给读者提供帮助，条件是这种内涵意义传达了文本中主要的、对全人类有普遍意义的信息（而不是仅对某个民族有意义的信息）。这两种方法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当出现矛盾时，交际翻译必须强调“表现力”，而不强调信息的内容。

3. 交际理论派与奈达

交际学派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 Nida & Reyburn为代表，其理论渊源是信息论（又称通讯理论或交际理论）和社会语言学。该派认为：人类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信息系统；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活动，它同其他种类的信息传递一样，遵循着信息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在信道接受力给定（亦即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为了降低信息的难度（高度），就必须用明显的形式表示出其中暗示的部分，从而增加信息的长度（宽度），故译文常常会长于原文。社会语言学对于交际学派理论的贡献是区分了语言的不同功能。根据这种区分，判断译文有效性的标准便是它实现原文中相应功能的程度。交际学派深刻地分析了翻译中信息传递的种种困难，突出了接受者的重要性；它所提出的“翻译即交际”的命题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它的欠缺在于没有研究不同话语层面上语言符号的特点，也没有很好地分析语言和文化间的深层关系。

语言学派和交际学派有时被统称为翻译中的科学派，因为它们采用了信息论和被认为是一门科学的语言学的描写与分析方法来解释翻译的过程以及处理翻译中的问题。

奈达是交际翻译理论的代表。他的翻译理论可归纳为六个方面：

1. 理论原则。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而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使读者看译文可一目了然；

2. 翻译的性质。按照奈达的定义，“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风格）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其中三点是关键：一是“顺乎自然”，译文不能有翻译腔；二是“最切近”，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三是“对等”，这是核心。所以，翻译必须达到四个标准：

a. 达意；

b. 传神；

c. 措词通顺自然；

d. 读者反应相似；

3. 翻译的功能。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奈达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的对象；

4. 正确的翻译。翻译正确与否取决于译文读者能在什么程度上正确理解译文。

5. 语义分析。翻译的重要过程之一就是对原文进行语义分析。语义可分为三种：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

奈达认为，一般意义上翻译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分析、转移和重组（analysis,transfer, and reconstruct），即首先分析原作语言的信息，将其剖析成结构上最简单明了的形式，在此基础上转移，然后再重新组织成正常的译作语言。分析阶段包括三个方面，即各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语义单位的外延意义以及语法结构和语义单位的内涵值。转移阶段：将事件名词从一种语言转移成另一种语言时，一般先将它转换成动词形式；同理，通常先将抽象名词转换成形容词和副词。奈达认为，在将表层结构的各种表达形式转换成核心结构时，产生了四种基本的结构单位，即事物单位（thing）、事件单位（event）、抽象单位（abstract）和表示关系的单位（relation）。另外，奈达提出了限制和确立词汇单位在特定上下文含义的方法，即通过句法结构限定词义，以及通过语义结构辨别含义。词义相近的的关系有三种，即邻近关系、内涵关系和重叠关系。

奈达强调，对原语语言进行分析时，不能局限于研究语言单位间的句法关系和这些语言单位的外延意义，文体风格在传达信息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转移阶段，奈达就语言的意义非对应现象——喻体差异、喻体缺省、语义缺省等现象提出了翻译对策。翻译时应注意内涵结构和外延结构，为此奈达提出了转移外延内容的三种方法：全新组合、分解组合和综合组合。奈达认为，重组过程涉及两个主要范畴：形式范畴和功能范畴。前者要求根据文体风格和文学体裁进行重组，后者则要求译者关注读者的接受效果。由此可见，奈达所谓的翻译时对原、译语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语义单位、文体风格进行分析，在传达风格、功能的基础上为处理语义非对应现象设定语义层面上的对策，其核心在语言对比分析和寻找语义对应。（谭载喜，2002）

4. 德国功能主义流派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出现一派翻译理论——功能派翻译理论。功能派认为翻译（包括口、笔译）是一种行为。其理论的重点表现在三方面：（1）对翻译实质的阐释（2）对翻译过程参与者的角色分析（3）功能翻译原则的提出。

谈到功能派，就不得不提及三位功能派翻译理论杰出的贡献者，凯瑟林娜·雷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贾斯塔·赫滋·曼塔利（Justa HolzManttari）。雷斯首先于1971年在她的著作《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Possibilities andLimitation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一书中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即从原文、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来评价译文。当时，雷斯的理论建立在对等理论基础之上。因此，这种关系实际上指的是原文与译文的功能对等。

雷斯的学生威密尔则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以文本目的（skopos）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发展了功能派的主要理论：目的论（skopos theory）。威密尔所提出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skopos是希腊词，意思是“目的”。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这个目的有三种解释：译者的目的（如赚钱）；译文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和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通常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那么目的从何而来？“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initiator）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发起者出于某个特殊原因需要译文。在理想状况下，他会给出需要译文的原因，译文接受者、使用译文的环境、译文应具有的功能以及与原因有关的细节等所有这些构成了翻译要求（translation brief）。翻译要求向译者指了需要何种类型的译文，而译者并非被动接受一切。他可以参与决定译文的目的，特别是当发起者因专业知识不足或其它原因对译文目的不甚明了的时候，译者可以与发起者协商，从特殊的翻译情况中得出译文目的。

除了目的法则之外，目的论还有两个法则：连贯性法则（coherence rule）和忠实性法则（fidelity rule）。连贯性法则指的是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intra-textual coherence）的标准。所谓语内连贯是指译文必须能让接受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性法则指原文与译文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inter-textual coherence）。语际连贯类似于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

曼塔利比威密尔更进一步地拓展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适用的领域。她的理论以行为理论为基础。针对包括文本转换在内的所有跨文化转换形式，而重点放在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和翻译过程发生的环境三个方面。

功能派认为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ion）和翻译（translation）是两个不同概念。翻译行为这个概念是由曼塔利提出的。功能派赋予行为（action）以特殊的涵义：行为具有目的性。功能派沿用了学者莱特（Geory Henrik von Wright）对行为的定义：“行为是有目的地把事物的一种状态改变或转化到另一种状态。如果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行为也可被称为相互行为（interaction）。曼塔利将“翻译行为”定义为“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而设计的复杂行为”。“而翻译只是以原语文本为基础的一种翻译行为。”具体一点说，翻译是一种转换，在这种转换中，交际性的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或两者兼有）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如果说翻译行为指译者在跨文化交际中可做的工作，那么翻译就是他转换文本时所做的工作。

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西方翻译理论基本上是与语言同步发展。翻译理论家倾向于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待翻译，如六十年代，奈达（Eugene A Nida）以语言学、信息论和符号学为基础提出“动态对等”理论；纽马克（Peter Newmark）试着将翻译纳入语义学的研究当中（1981）；贝尔（Roger T. Bell）提出翻译理论研究需要求助于语言学，并根据心理语言学理论提出了翻译的心理模式。功能派则独树一帜，明确阐释光靠语言学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功能派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领域，赋予翻译更多的涵义。功能主义理论将翻译定义从翻译即文本从原语一一对应地转换为目的语的观点中解放出来，扩展成为翻译行为，包括跨文化的一切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转换，把翻译研究纳入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功能派摆放对等原则的位置也与语言学派大相径庭。对等原则是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基础，而功能派只将之视作特定情况下采用的原则，必须依据翻译目的。除对等原则外，功能理论还有三大法则、忠诚原则及其他在特定翻译情况下的特殊原则。可以说功能主义理论是以目的法则为主导的翻译标准多元化的理论体系。翻译标准多元化使功能更贴近实际，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译者所遇到的翻译工作是多种多样的，单一的翻译标准并不能囊括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