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与人文科学

语言学与科学

诺姆•乔姆斯基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美国语言学家。出生于犹太家庭，其父是希伯来语言学者，因此从小就受到了语言学的熏陶。1945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读语言学、数学和哲学。他挑战了在20世纪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发动了心理学的“认知革命”。他用类似数学公事的式子，来建立生成语法体系，以此来描写自然语言。其《生成语法》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领域最伟大的贡献。乔姆斯基还因他对左翼政治的热忱，尤其是他对美国政府的批评而著名。

罗纳：在过去的几年里，有许多有关“边缘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的问题，讨论如何建立相邻学科间更为密切的联系。你对语言学和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有何看法？

乔姆斯基：我认为，不应该说语言学和心理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语言学是心理学的一部分，我想象不出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一般来说人们会作如下区分：语言学是对语言的研究，而心理学则是对语言的获得及使用的研究。我认为这种区分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不研究知识系统的本质，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可以富有成效地研究知识的获得和使用。

假如心理学将自己限制在对学习、感知或话语模式的研究方面，而不把所获得的或所使用的系统包括在研究领域之中，那么这种研究是不会有结果的。那样界定心理学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一点上，将语言学理解为对语言系统的研究似乎填补了一般人所认识的心理学概念上的一个空白。实际上，这使得语言心理学（psychology of language）成为可能。语言心理学同时涉及所获得的系统及获得和使用的方式。这种研究方向很有希望。如果语言学只涉及所获得的系统，而不涉及获得方式或使用方式，那么这种语言学会把自身限制在很窄的范围内，会忽略对具有重大意义问题的思考。

语言心理学是对包括已获得系统（语法）、获得方法（和普遍语法有关）和语言感知（Perception）及表达（Production）进行研究的学科，它还研究以上所述的生理基础。此研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其中任何一部分研究所得到的结果可以对理解其他部分作出贡献。杰里•福多（Jerry Foder）在心理语言学方面所做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

罗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实验包括以下内容：在磁带上录有句子的位置插入噪声或“咔哒”声，然后问受试对象他们在句子的什么位置感到或听到了这些“咔哒”声。

乔姆斯基：是的。从原则上讲，这一研究可能会帮助解决语言结构方面具有争论性的问题。就拿语法转换操作“提升”（raising）为例，在诸如“John expected Bill to leave”（John希望Bill离开）的结构中假设存在这种操作。此操作将内嵌句Bill leaves中的主语提升到主动词的宾语位置（John expected that-Bill leaves变为John expected-Bill-to leave）。我们再看一个和以上例句表面结构相似的句子：John persuaded Bill to leave（John说服Bill离开）。以上的“咔哒”声实验原则上可能会告诉我们以上这些句子是否具有相同的结构。在这两句话的录音中，假如“咔哒”声是插到Bill这个词上的，如果受试者感到在expected句子中“咔哒”声在Bill之前听到的，而在persuaded句子中是在Bill后听到的；如果进一步提出对“咔哒”声位置的感觉取决于表面句法结构，那么，可以得出结论，以上两句各自的结构是：

［John excepted （Bill to leave）］

和［John （persuaded Bill） （to leave）］

如果是另一种情况，相关实验表明在以上两句中所听到的“咔哒”声位置相同，即都在右边（也就是在Bill之后）。那就证明发生了“提升”，说明内嵌的短语的主语变成了expect的宾语。

这样的结果可能有助于解决在这些结构中是否发生了“提升”这一问题。要知道，希望从这些实验中得到肯定的答案还为时过早，但这一情况的逻辑是够清楚的。有可能通过实验说明感知和句子结构之间存在重要的关系。实际上，任何一个对语言结构感兴趣的人都会希望这样的实验技术有所发展，因为通过对感知模型的研究，人们会得到实际检验语言结构理论的途径，反过来也是如此。

另外，我们也希望在语言心理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任何进展，会对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的其他方面（如视觉感知，有关外部世界理论的形成，不管是常识还是科学研究，等等）提供有启发性的模型，可以用相似的方法进行有益的研究：即通过确立已获得认知系统的基本特性，通过调查这些系统的获得及使用的过程。

因此，认知心理学把每一个认知系统作为一个有其自身结构的“心智器官”来研究，随后研究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因为这样的相互作用是存在的：当我们看到什么东西，我们一般能够谈论这个东西，掌握适当的词语还会在加强视觉感觉功能方面发挥作用。在视觉表现和口头语言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翻译”。其他系统也是如此。语言学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容易区分的部分。语言是一个系统（当然非常丰富），但在多种心智器官中也容易区分出来。

罗纳：很明显，你通过生成语法理论（generative grammar）填补行为科学中概念上的空白，所创立的心理学和长期以来所介绍给我们的实验心理学有很大的区别，不管是斯金纳（Skinner）的，还是皮亚杰（Piaget）的实验心理学。我们已远离智力商数，我们不再对测试有绝对的信心。

乔姆斯基：许多人一想到心理学就会想到测试及实验方法。但我们不能通过过程来定义一个学科。首先应该通过研究对象来定义。实验或分析过程必须为搞清楚研究对象而设计。例如，行为主义（behaviorist）心理学在实验技术方面略胜一筹，但我认为它没有适当地定义它的研究对象。它有很好的工具……但却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用这些工具来研究。

罗纳：正是从对行为主义的批评，你开始了哲学研究。你在1959年《语言》（Language）杂志上所发表的对斯金纳的评论文章中，批评了自命为科学的、用动物研究的刺激反应和“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的实验方法。例如，斯金纳认为这样的方法是有意义的：问若干个受试对象，当他们看到名为“佛兰芒人学校”（Flemish School）这幅画时会想到什么。所引出的、被斯金纳认为是“好”的反应应该是：“对我来说它使我想到了荷兰”。可是，你指出也可以这样回答：“我感到这幅画挂得太低了”或者“我认为这幅画和带花儿的墙纸不协调”。你在文章中写到，这样的实验既简单又空洞。

乔姆斯基：我必须补充的是沃尔夫冈•科勒（Wolfgang Kohler）及其他格式塔心理学家多年前也曾作过类似的批评，但没有多大效果。正如我刚才所讲的，我们不能忘记，许多行为主义心理学实验设计得很漂亮而且具有相当的创意。但为了合理的利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就要保存这些方法。在物理学中也是如此，也许有更多的物理学家设计出用于回答有趣问题的实验技术，但这些技术和具有科学价值的问题不相关。那么要用实验技术来定义物理学将是毫无意义的。除了可能和相关的有意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技术本身并没有意义。

同样，心理实验本身也没有意义，除非这些实验能加深对有重要意义理论的理解，这些理论应涉及有意义的研究目标。

罗纳：现在有没有很多按你刚才定义的方向进行研究的心理学家？他们既对语言系统感兴趣，也能对它的获得规律感兴趣。

乔姆斯基：在这个国家有一些。在法国就有雅克•梅莱（Jacques Mehler）。它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我希望和这个领域保持密切的接触。

罗纳：可是实验心理语言学家是否总是只验证语言学家提出的假设？或者说你是否认为这个领域有自己的目标？

乔姆斯基：正如我以前进过的，原则上讲，语言结构的研究（心理学中称之为“语言学”的那一部分）和主要涉及感知和表达模型的实验心理语言学之间相互影响。我个人对测试语言学假设的可能性感兴趣。有些问题不能只依靠通常所用的语言学方法而得到解答。例如，时间过程的研究，记忆方面的约束及认知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另外，语法的抽象研究以及语言学家所用的语料，这些都不足以解答与语言有关的某些问题。语言学有希望刻画描述可能语法（Possible Grammars）的范畴，就是要建立使每一种语言都能够满足的抽象特征。这有点像代数的研究，每个抽象的代数式可以由多种不同的实际系统所实现。簇的理论（the Theory of Groups）可由数字系统（the Number System）实现，或由物体的旋转而具体化。同样，语言学家的形式系统可以和不同的实际系统相对应……

罗纳：正如在韵律学（metrics）中，根据莫里斯•哈利（Morris Halle）的说法，比如相同的抽象符号——XXXXXX，对诗人来说可对应于六个元音，对园丁来说代表六朵玫瑰，或对跳舞者来说代表六步……

乔姆斯基：假如语言学家对人类的真正本质感兴趣——我想应该是这样的，那么他就会寻求发现人类实际所使用的系统。语言学的语料不够丰富，不能回答这些迷人的问题。因此，语言学家必须期望从对过程模型及神经结构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顿悟。

罗纳：语言学模型是一种可称之为语言能力（Competence）的模型。你刚才提到了过程模型或语言运用（Performance）。这两个相对的概念“语言能力—语言运用”大约是在1964年至1965年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你把语言能力定义为语言使用者内在化的知识，一旦掌握之后，可使人无意识地理解和说出无限多的新句子。生成语法是为了解释那种语言能力而提出的明确的理论。在语言运用方面，除了能力之外，还有其他认知系统介入。

在《语言与心智》（Language and Mind）一书中你提到，为了具有科学性，涉及视觉、记忆等方面的心理学分支都要定义相当于语言能力的概念。而现在很明显，大多数心理学家反对那种概念。

乔姆斯基：我认为，许多心理学家对他们的学科都有一个很奇怪的定义。这种定义是有害的，是自我毁灭，是没有出路的。他们想将自己限于对语言运用的研究，也就是对行为的研究，然而，正如我所说过的，要建设一个学科，而这个学科只研究系统获得及使用的方式，拒绝考虑这个系统的本质，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

我认为，为了更好地进行心理学研究，人们必须从确定认知领域入手，比如视觉。也就是说它可以作为一个系统或心智器官，是自成一体的领域。一旦那个系统得到确定，就可设法确定它的本质，研究与它的结构有关的理论。等到这个理论达到可以系统阐述的程度，就可以探问此系统以什么为基础，与普遍语法中相对应的是什么，它的生物学原理是什么。同样，对语言应用的研究要预先提出一个对所使用的认知系统本质的理解。假设对认知系统理论的理解已达到某种水平，我们可以希望建设性地研究这个认知系统是如何使用的，它是如何与其他认知系统相互作用的。我想这应该就是心理学研究的示例。当然这样说是过于简单化了。一个人不可能规定“发现次序”（Order of Discovery），但我看这个示例基本上是恰当的。

罗纳：这是你在语言学研究方面所遵循的方法。你已经确定了这个系统，即语言能力，你也提出了一个理论，即生成语法理论。普遍语法是一套和系统的获得等有关的假设。但这不是心理学研究通常所采取的途径。

乔姆斯基：对，因为一直到最近，心理学家还试图跳过起步阶段，想直接进入后续阶段，所以他们没有取得本应该能够取得的那么多成绩。因为，如果你对所获得和使用的语言一无所知，你就不可能以明智的方式研究语言的获得和使用。如果你对语言的了解只是知道它是由词构成的，或你只了解索绪尔（Saussure）类型的理论，它告诉你“语言是一连串符号，每个符号都有声音和意思”，那么，这会极大地限制你研究过程模型的类型。你只能研究这样的语言运用模型，该模型产生一个词接一个词的序列，没有更高层的结构。你只能研究这样的语言获得模型，该模型获得概念和声音系统以及研究这些系统间的关系。那是原始的心理学，它受到语言概念的限制，这正是问题所在。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

心理学家经常说他们不预设一个语言能力模型（a model of competence），也就是语言理论。这不是真的；没有语言本质的概念，我们将不能做任何研究。每个心理学家至少预设语言是由词汇构成的一个系统，那就是语言能力模型；这是一个很差的模型，但还算是个模型。如果他们要更好地进行心理学研究，就必须选择一个更好的语言能力模型。

为什么许多心理学家不愿意考虑更丰富、更抽象的语言能力模型呢？很多语言学家也是如此。我认为这是由于他们仍处于经验主义教条的影响之中。这些教条把他们限制在很基本的语言能力模型上。这些教条认为所有的学习，其中包括语言获得，都是通过特定材料的积累，通过联想的发展，通过某些刺激产生的概括，通过从复杂的现象抽象出某些特性。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语言能力模型的价值就不大了，可以忽略它。

罗纳：如果这样看的话，索绪尔的符号系统（我们可以认为此系统只是在记忆中逐渐储存的结果）实际上和没有价值的经验主义模型是类似的。

你是否知道格雷戈里（Gregory）在视觉方面的实验？这些实验证明视觉是由内在系统和经验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乔姆斯基：格雷戈里是那些试图建立视觉能力（competence for vision）的人之一，那是件有趣的工作，可能是解决这些问题符合逻辑的方法。很明显，哺乳动物的视觉皮层一部分是由先天决定的，但还有未确定的部分。比如，有一些视觉皮层细胞用来感觉以某种角度进入的直线，其他的细胞则收受来自其他不同角度的直线。这些感受器的发育，特别是它们的密度，或者在先天决定的范围内准确的方向性，所有这些显然都取决于视觉环境。

罗纳：视觉就是这样一套结构，就像语法？

乔姆斯基：视觉系统总的结构似乎是固定的，但具体的实现是开放的。例如，一般认为遗传实际上不可能决定准确的双目协调。虽然双目视觉是遗传决定的，似乎需要视觉经验来准确地解决这个技术问题。

一般来说，严肃的心理学会主要关心人类擅长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人类的能力是突出的。语言正是这类领域。在这里可以找到丰富的结构来研究。在视觉感受方面，其中一个非凡的能力就是识别人的面孔。从某一角度看到一张脸，如何从另一个角度就可以辨认出来？这里涉及了不起的几何转换。要识别两张脸应更为复杂。要设计一个能和人类在这方面的行为相匹敌的装置，绝不是件容易的工作。

面孔识别理论可能类似于生成语法。和语言一样，如果你假设有基础结构（base structures）和转换结构（transformed structures），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出一个模型，它会产生可能的人类面孔，而转换可以告诉你从各个角度所看到的每一张面孔。当然这样的形式化理论肯定和语言理论有很大的不同……

罗纳：……因为我们是从线性序列转到立体方面。

乔姆斯基：最近也有一些有关婴儿感知系统方面的研究。在过去的几年里，设计出了一些做婴儿实验的方法，来确定我们知觉系统中某些先于经验而存在的东西，即婴儿只有几天或几周大。比如，据报道婴儿能区分语音种类P、T和K，这些音在声学上形成一个连续体，它们间没有分界线，物理性质上也没有划分这一声学连续体的必要。但从感觉方面来说它们并没有构成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上的特定刺激就会感知为P或T或K。婴儿似乎已经能够区别这类差异。这种能力反映了人类感知系统的部分情况，那些也许和语言有关、没有经过学习而先天就具有的能力，虽然这方面还有争论。

还有一些有关惊吓反应的研究。例如，你让婴儿看一个小圆圈，如果这个小圆圈变大，孩子就会感到惊吓。但如果缩小，就没有惊吓反应。这样的结果是非正式报道的，但我不知道现在是否已正式发表，是否可靠。假如结果是正确的，这说明有一个机制存在，实际上就是先天辨认接近的物体的能力。在这里惊吓没有任何功能，婴儿不可能移动。那种反应能力会建立在人类的感知系统之中，对此要找到功能性的解释，就得追溯到几百万年以前，去寻找某种进化演变的解释。

罗纳：婴儿那么小，能看见东西吗？

乔姆斯基：直到前不久，人们还不清楚婴儿在多大程度上能看见东西，还没有确认的任何手段。很明显，在孩子能移动之前，早就有了相当复杂的视觉感知。人们也许还可以通过类似方法研究语言能力以及语言缺陷、失语症等等。

在语言神经学方面也有一些相当有趣的研究，例如，关于大脑侧翼化（lateralization）或大脑两半球功能的研究。语言功能主要在左脑，当前研究工作的目标是要搞清楚大脑两半球的具体功能。比如Bever所报告的研究显示，音乐分析是在左半脑进行的，左半脑涉及分析处理，而右半脑则管理感知方面的事情。如果这个研究是事实的话将很有趣。大脑侧翼化现象不光人类有，只是在人身上得到了高度发展。

这些不同的研究是相互支持的。在未来几年里，这些研究可能成为科学中最令人激动的研究领域。

罗纳：你没有提及社会学。可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似乎得到广泛的认可。这个学科试图把语言事实看做社会不同阶层的产物。我特别想到了拉波夫（Labov）对贫民区中所使用的非标准英语的研究。在我看来，那也是语言学。

乔姆斯基：对不同方言的研究当然属于语言学。从纯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还看不出对贫民区方言的研究和对上过大学的人的方言的研究有什么不同。在理论层面那是一回事情。实际上有些人曾声称存在有关社会语言研究的理论。也许有，可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理论或相关的任何具体阐述。据我所知，对这些问题只有极少的理论假设被提出来。

当然，没有哪一个人说的是所谓的标准语言。语言概念本身是高度抽象的。实际上，每个人在说话时都运用几个语言系统。如何能描述这样的混合物？语言学家们一般以理想化的方式进行研究。语言学家们说，让我们假设语言使用团体是同质的（homogeneous），即使他们不承认持有此观点，他们实际上是这样做的。我也认为这是进行理性研究的唯一方式。你研究理想化的系统，然后问自己这些理想化的系统是如何在真实的个体身上体现出来，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也许社会语言学家提出了某些涉及这样不同系统运作的原则，虽然我不知道有这样的成果产生。有人认为，一个人的语言系统不存在于理想系统的相互作用之中，只是有差异的不同变体的单个系统。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我同意你说的这句话：那也是语言学的一部分。一种把一般语言学的理想化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使之接近现实复杂性的语言学，这很好。

罗纳：我认为对拉波夫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说明贫民区的语言有它自己的语法，这种语法不能定义为错误的集成或对标准英语的违背……

乔姆斯基：……可谁会怀疑这一点？语言学家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

罗纳：好吧，因为语言学家知道这是一条语言学原则。但拉波夫主要是在给教师及教育工作者提出这一点的，总的来说，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口语的合法性。另外，这些人还有意识观念方面的任务，那就是让说不标准方言的人感到低人一等。

乔姆斯基：他在教育实践层面正在做有益的工作，试图和社会上的一般偏见作斗争，这非常好。但在语言学层面，这是很显然的和普通的。目前据我们所知，石器时代的人所说的语言和我们的相似。很明显，贫民区的语言和郊区的语言有一样的规律。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对黑人英语的研究和对朝鲜语或美国印第安语的研究，或对英国剑桥英语和麻省剑桥英语差异的研究都是一样的。这些研究是很有用的。我所担心的是理论追求。我们有出色的描写语言学家，在语言学中作出与社会相关的结论并不复杂。例如，同样的观念目标在西奥多•罗森加滕（Theodore Rosengarten）所写的All God’s Dangers 一书中达到了，这本书是内特•肖（Nate Shaw）的自传。罗森加滕记录下了一位老黑人的叙述，这位黑人是文盲，而他的记忆力却是惊人的，他能回忆起整个一生的经历。他是那种天生的说书人，他的一生曾涉及历史上的社会斗争，他的生活颇具魅力。罗森加滕在记录了这位老人口述的同时，还想说明你对拉波夫的看法：这个老人也是个人，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人。

也许是我所说的话造成了混淆，引起的争论比我预计的要多；我谈到过假设同质性语言社区的必要性……

罗纳：……因为理想化是科研工作所必需的，正如你所写的，理想化并不意味着现实是同质性的，当研究贫民区语言时，这样的理想化是必需的，甚至是不由自主的。

乔姆斯基：当然，所有的方言研究都是这样的。我认为这是研究方言变异的合理方式：我们仍然离不开理想化的系统。只有这样的系统才具有令人感兴趣的特征。系统的混合很难具有有意义的特征。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我的朋友莫里斯•哈利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会说五种语言。将这五种语言放在一起并没有产生有意义的特征，而各自作为一种语言才会有。同样，如果一个人同时讲几种方言，而你不能区分构成整体的成分，你只能得出令人困惑的结果。

罗纳：可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拉波夫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研究工作和一些心理语言学家，如伯恩斯坦（Bernstein）的观点加以对比，伯恩斯坦支持社会歧视并为其辩护。

乔姆斯基：伯恩斯坦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反动性，作为语言理性研究的例子，他的研究也许不值得讨论。我曾经以为再也没有必要强调说，城市贫民区的口语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语言。但也许实际并非如此。一些教育家，还有其他人，似乎把“下等阶层”孩子语言能力的不足看得很严重。但是称之为“社会语言学”学科的存在使我感到费解。

罗纳：社会学对你意味着什么？

乔姆斯基：还是我讲过的，要用对象和结果定义一门学科。社会学是对社会的研究。至于它的结果，至少在一般层面上好像还没有多少成果可言。我们会发现一些观察、直觉、印象，也许还有一些有效的概括。这些都有价值，但在解释原则层面上无疑是没有价值的。文学批评也有东西可谈，但它却没有解释性的原则。当然自从古希腊以来，人们就一直想找出文学批评的一般原则，我虽然根本不是这方面的权威，但我有这种印象：还没有人成功地建立了这样的原则。在其他人文科学也是类似情况。这不是批评，而是客观描述，我认为这样的描述是正确的。我想社会语言学是一门将社会学原理应用到语言研究的一门学科，但我怀疑它能从社会学中吸取多少东西，也不知道它会对社会学有多大贡献。

罗纳：一般人们会把社会阶层与一些语言形式一一对应地联系起来。

乔姆斯基：你也可以采集蝴蝶并做许多观察。如果你喜欢蝴蝶，那很好，但不要把这样的事和研究混为一谈。研究要发现有一定深度的解释性原理，否则就是失败。

罗纳：某些社会学家指责语言学参与了使占统治地位的语言成为法定语言的活动，特别是因为“语言能力”这一概念，此概念或多或少经常与使用语言的技能相混淆。主要还是他们指责语言的提出的理想化，认为这样做会使语言脱离社会现实。

乔姆斯基：反对理想化就是反对理性化，就是坚持我们不要搞有意义的智力研究工作。非常复杂、值得研究的现象一般都涉及几个系统的相互作用。同时你必须把研究对象抽象化，要排除那些不相干的因素，至少，如果要进行有重要意义的调查研究时，你就要这样做。在自然科学中，这是不用讨论的，是不言自明的。而在人文科学中，人们不断地对此提出疑问。这是很不幸的事。当你用理想化的方式进行研究时，也许你会忽略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这是人们进行理性研究时可能发生的事，是人们常常所能理解的。对此不必过于担忧，要面对这个问题，设法应对它，使自己适应它。这是无法回避的。

没有简单的、可用于正确的理想化研究的标准，除非所获取的是有意义的结果。如果你取得了好的结果，那么你就有理由相信自己离正确的理想化不远了。如果你通过改变观点而获得更好的结果，那就说明你改进了你的理想化研究。在研究领域的定义和有意义原理的发现之间存在不断的相互作用。反对理想化是幼稚的。特别感到奇怪的是听到来自左派的批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想化和高度抽象化方面都提供了经典和熟悉的例子。

罗纳：社会语言学家们不是在尽力维护他们目前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吗？不是在设法保护那些代替科学实践的采访、调查、统计数据吗？

乔姆斯基：这种办法本身并无好坏之分。问题是它能否发现有意义的原理。我们又回到了自然历史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问题。在自然历史方面，你不管做什么都可以。如果你喜欢采集石头，你可以根据它们的颜色、形状等分类。一切都有同等的价值，因为你并没有寻求原理。你在自乐，没有人反对你那样做。而在自然科学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为了可理解的结构及解释性原理的发现。在自然科学领域，事实本身并没有意义，除非它们和解释性原理或所隐藏的结构有关，这些才是令人感兴趣的。我想整个讨论归结到对“令人感兴趣”（interesting）这个词两种意思的混淆。某些事情本身令人感兴趣，比如人的行为。一个小说家处理人的行为，这令人感兴趣；鸟的飞翔，一朵花，那也是令人感兴趣的。从这个意思上讲，自然历史和描写社会学都是令人感兴趣的，就像一本小说。两者都在处理有趣的现象，在向我们展示这些现象，也许使我们增长见识。

但“令人感兴趣”这一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如在物理学中，对一个物理学家来说，现象本身并不令人感兴趣。实际上，物理学家至少在当代一般对“奇异”的现象感兴趣，而这种现象本身实际上是不令人感兴趣的，这是“令人感兴趣”这个词的第一种意思。在科学实验条件下所发生的情况本身并不重要。它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和相关理论原则的关系。自然科学不同于自然历史，它并不涉及现象本身，而是涉及原理和相关的解释。选择这些定义中的任何一个并无错对之分（或选择别的意思，例如和实用有关的意思）。对人的行为感兴趣并没有错，或对粒子加速器感兴趣就特别对。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社会学的吸引力不应当建立在对这个词的两个意思的混淆上。

在语言研究方面你也会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在英语中你不能说：

John seems to the men to like each other．

这句话意思是，在这些人中的每个人看来，John似乎喜欢另一个人。想表达的意思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这句话不表示这个意思。这句话本身没有任何意思，从来没有人那样说，仅此而已。可是碰巧这个现象有智力活动方面的意义，因为它和语言学理论的某些重要原则有联系。

人文科学的问题是，研究者很容易发现自己在描述一些不怎么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或对他们的研究问题说不出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那是最糟糕的；比如说，陈述那些不令人感兴趣的数据统计分析……当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经常取得非常有趣的成果。就拿我的同事肯尼斯•哈勒（Kenneth Hale）为例，他一直在研究澳大利亚土著文化和语言的“文化财富”（cultural wealth）。至少从科技发展角度，这些人可以被描述为是世界上最“原始”的。可是他们发展出了非常复杂的智力系统，他们的语言游戏是无法比拟的……

罗纳：我记得读过他对反义词游戏的研究，在游戏中每个说话者必须根据某些规则作反义词替代……

乔姆斯基：是的，那是一个例子。他的研究工作无疑非常令人感兴趣。发明这些游戏不可能是为了消磨时间；它们是对基本智力活动需要的响应。另外据说那个非常复杂难懂的亲属关系系统，可能不能用社会功能的概念加以解释……

罗纳：因此他反对莱维•斯特朗斯（Levi Strauss）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莱维•斯特朗斯认为亲属关系（kinship system）系统与交易（exchange）有联系。

乔姆斯基：也许这些亲属关系系统满足了智力活动的需要。相当于在没有形式数学的情况下所创造出的数学。希腊人建立了数论，其他人建立了亲属关系系统。哈勒和其他人的报告都指出，接受调查的本地人在掌握亲属关系系统方面特别有天赋，就和有天赋的数学家一样。这些发现属于人类学的范畴，也属于心理学的范畴。这些发现显示了人类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是如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就这些语言游戏而言，据说孩子们学会没有任何困难，这似乎和青春期的活动有联系。所有这些都非常奇特迷人。

罗纳：这些发现可用“令人感兴趣”一词的两种意思来形容。在我看来，语言事实在这两种意义上也是令人感兴趣的。

乔姆斯基：是的。就拿一部好的传统语法为例：它呈现出那些令“人”感兴趣的现象，如不规则动词，不规则动词很有趣。但传统语法对生成语法学家的“明确的主语条件” （specified subject condition）这一术语不感兴趣，因为此条件所排除的现象并不“令人感兴趣”。

例如，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句子：John seems to the man to like each other是明确主语条件所排除的句子。但我怀疑任何传统语法，即使是最全面的，也不会费神去注意这种必须排除的句子。就传统英语语法而言，这是相当合理的；这些语法求助于读者的智能，而不是追求明确地刻画这种“智能”。你可以假设，明确的主语条件，或任何能把这个句子排除在外的原则，是说话者智能的一个方面，是普遍语法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不需要给读传统语法的人以明确的传授。

对语言学家来说，情况刚好相反。语言学家感兴趣的是那些传统语法没有讲的；他对原则感兴趣，或至少在我看来应该对原则感兴趣。

罗纳：人们在人文科学中所遇到的典型反应，就是反对理想化，这好像和人们对他们所共有的事物不感兴趣这一事实有联系，但……

乔姆斯基：……但对有别于他们的东西感兴趣，是这样的。在他们正常的生活中，这是正确的抉择。青蛙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它们不会对什么使它们成为青蛙感兴趣，但对什么使它们彼此不同感兴趣；是否一个会跳得更远，等等，对任何使一个青蛙不同于其他青蛙的东西感兴趣。

青蛙认为作为青蛙是十分自然的，它们不会专注于“为什么是青蛙”这一问题。

罗纳：美国人也用“青蛙”来指法国人……

乔姆斯基：我不知道这个。

注释

[1]本节选自乔姆斯基的《语言与责任》（Language and Responsibility）一书的第二章“Linguis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该书为乔姆斯基与法国语言学家米苏•罗纳（Mitsou Ronat）的谈话录。该谈话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思想。——中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