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的特点和贡献

结构主义一直强调的“结构”究竟是什么呢？首先，结构是一个由许多要素和成分按照一定的规则或模式组成的系统或者整体，各个成分密切相关，任何一种成分的变化或多或少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而整体处于主导性地位，因此要理解其中的成分，必须对于整个系统进行全面的把握。其次，结构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表层结构沟通事物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人们可以通过感觉和经验了解这一结构；而要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则必须把握合乎理性与逻辑的深层结构。再次，结构不关乎主体的个性特征，而是主体无涉、价值中立的，“结构作为一种理智和观念的存在具有超越作为主体的个人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是无人格的。”刘放桐等 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3页。 不难看出，结构主义以整体性排斥了差异性，以客观性代替了主体性，以同一性拒斥了矛盾性，由此将一个差异显著、个性鲜明的世界笼罩在封闭而静止的系统之中，用表面的平静掩盖了内在的不和谐和不稳定。瑞士结构主义者让·皮亚杰(Jean Piaget)指出: “总而言之，一个结构包括了三个特性: 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页。 这就是说，结构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它们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对象，并能够进行内部的自我调整。结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它不仅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还决定着社会与自然的性质。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 首先，语言学研究中的结构主义以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主要代表，他将语言视为一个独立完整、自我统一的系统，而构成语言的语词和句子都必须符合这一系统的内在秩序性和规律性。接着，乔姆斯基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他指出，与人的语言行为，即在具体语境中的语言运用相比，言者与听者的内在语言知识，即语言能力更为重要，因为这一能力是上天赋予人类的内在机能，反映了语言的生成性和创造性。他认为，各种语言均具有短语结构规则，它可以生成一个句子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这一结构由决定句子意义的句法信息和语义信息构成，能够通过转换规则转换为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而后者决定句子的发音。乔姆斯基将生成语法规则体系分解为句法、语义和语音三个组成部分: 句法部分形成一个句子的深层结构，语义部分用以对这一结构进行分析，语音部分则对其作出语音说明。深层结构深植于言说者的大脑之中，并可以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转换为表层结构。他指出，不同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它们的深层结构，即逻辑句法结构则是相同的，正是这一共同的“深层结构”保证了翻译活动的可行性: “把某一民族所特有的表层结构转换成共同的深层结构，再转换成另一民族语言的表层结构，这就是语言翻译的‘转换’过程。”现代西方哲学编写组，《现代西方哲学十大思潮》，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21页。

尽管乔姆斯基并不认为深层结构具有普遍性，奈达仍然吸收了他的这一思想，认为两种不同语言的句子也具有同样的深层结构，并借用了乔姆斯基的人脑固有结构、转换生成规则等概念和模式，以实现功能对等或动态对等的译文，他指出，“翻译，就是要用最贴切最自然的对等语在译语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有关意义，其次有关风格。”Eugene A. Nida &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12. 而乔姆斯基所持的所有语言都具有形式普遍现象的观点也影响了奈达，后者因此认为不同的语言均具有同等的表达能力郭建中 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2页。。诚然，一种语言的个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其表达形式上，其格律、头韵、双关等修辞特点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得以完美地再现，但是，由于人类的共性特征毕竟多于其个性特点，基于相似的生活经验和感受，译者还是能够找到类似的表达方式的。例如，他认为，“spring up like mushrooms”完全可以转换为汉语中的“如雨后春笋”，因为它们可以在两种文化中的不同读者心中引起类似的联想，产生相同的反应(response)。基于此，他主张采用语言学理论对翻译进行科学的分析: “正如语言学可以被归类为一种描述性科学，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信息传递同样是一种进行科学描述的学科。”Eugene A. 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3. 这一翻译科学论的主张得到了沃尔弗拉姆·威尔斯(Wolfram Wilss)的赞同，他进而宣称，翻译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Wolfram Wilss,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51.。

那么，如何科学地进行两种语言间的信息传递呢？奈达认为，可以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 ①分析(analysis)，将源语的表层结构转换为深层结构，以确定原作的形式并解读其原义；②转换(transferring)，将源语转换为目的语；③重组(restructuring)，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为目的语的表层结构，这时译者“重组要传递的材料以使信息在目的语中能够完全被接受”Eugene A. Nida &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33.；④检验(testing)，比较原作和译作的意义是否实现了对等。奈达以“对等”作为翻译的最终目标，并将其分为“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和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两种: 形式对等的翻译聚焦于信息本身，它要求目的语能够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最大限度地与源语保持一致；而在动态对等的翻译中，“译者并不需要特别关心目的语的信息能否与源语的信息相吻合，而是应当关注一种动态关系，即，译文读者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应当和原文读者与信息之间的关系大体保持一致。”Eugene A. 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159. 申丹指出，形式对等实际上是一种部分翻译的形式申丹，《论翻译中的形式对等》，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2): (34—39)，第35页。。部分翻译又称有限翻译(restricted translation)，由J.C.卡特福德(J.C. Catford)提出，指仅仅在语法和词汇这两个层次中的一个层次上进行翻译，用目的语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源语中的文本材料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22.；而与之相对的完全翻译(total translation)则是指目的语和源语中的语法结构和词汇均要保持对等。奈达指出，在翻译的两极，即严格的形式对等与完全的动态对等之间，也可以存在许多中介性的层次，它们代表了文学翻译的各种可以为读者所接受的标准Eugene A. 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160.。可以看出，奈达为译作评价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范围，可以容许译者根据个人理解水平和翻译能力的不同，对原作进行力所能及的传达，这相对于其他一些要求实现绝对等值翻译的研究者而言，无疑是较为理性和现实的。

这一译学范式对于翻译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于主体意识哲学观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揭开了蒙在文本上的面纱，确立了文本在研究中的中心地位，让这一客体对象清晰地呈现在译者和批评者面前，并要求他们对作品进行深层的语义句法分析，找出其中的语言规律，为翻译及其批评活动提供客观的理论依据和标准。这时的文学作品不再如语文学译学范式中的作品那样难以触及、不易分析，而是可以由译者从中推导出内涵意义的艺术本体，有着批评者可分析、可把握的内在结构，也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示着别具一格的审美价值。作品本体地位的确立，还体现在作品的形式结构上，以及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中，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这一范式不再将主体视为具有各种天赋与才华的个体，而是强调译者和批评者都应当抛开个人的偏见，保持价值中立，达成对于作品客观的认识和理解；而文本由此被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连贯性与系统性的结构，译者只要掌握了其构成性和转换性规律，便可以产生忠实、准确的译作。如果说在西方是康德最早指出了艺术的“自律性”，认为美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的话，在中国首先确立艺术的纯粹性与独立性的则是王国维，他表明，艺术的美在于其形式。这种对于作品独立的存在价值的论证，显示出研究者寻求客观、确定的研究方法的愿望，也表现了他们对于一部分作者和译者仅仅将作品作为向读者展示社会语境，对其进行伦理道德引导的工具，却忽略了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不满。中国传统的语文学式翻译研究大都只是对于翻译家即兴和随感式的只言片语的搜集和罗列，是他们在翻译中的心得体验和翻译后的所感所想，并附以对作品所在历史时代语境的品评和对作者生平的简要介绍。这时的译者对于原作的选择，也更多的是基于对当时社会背景和时代精神的考虑。换言之，传统的翻译研究遵从的是一种“他律性”的艺术本体观，它“主张艺术的发展不是由于艺术本身的发展而发展，而是屈从于艺术的外部因素，艺术没有独立的地位，是一种附属品。”王德胜 等著，《20世纪中国美学: 问题与个案》，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9页。 而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则认为，研究者应当持一种“自律性”的艺术本体观，即，应当着眼于艺术作品本身，关注其存在方式和形式结构特点。这样，研究的重点就由作者的风格转向了作品的形式，转向了较为稳定而客观的文本客体，由作者主体研究转向了内部结构研究。这同样代表了研究者对于客观性、普遍性和同一性的渴望和诉求，他们试图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使翻译研究逐渐走向严密化、明晰化和体系化，这与语文学译学范式那种用个人直觉的方法去理解文本、以个人主观感受作为评价标准的做法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其次，在这一译学研究范式看来，无论是对社会历史语境的考察还是对作者创作意图的考据都是外向型的研究方法，它们可以在文本与外部世界、文本与主体之间建立起关联，却偏离了对于文本本身的分析和把握，这不能不说是译学研究中的重大缺憾。20世纪以来，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文学理论流派纷纷切断了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将作品本身视为一个封闭、静止且相对稳定的系统或结构，视为一个完全自足的艺术本体，侧重于对其内部规律和艺术形式进行细致的分析。在它们的影响下，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认识到主体有着太多的异质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不容易形成相对客观而一致的认识；而文本内部的形式、结构和构成规律才是研究者可以进行深入理解和剖析的对象。它要求译作在信息、功能、风格等方面均实现与原作的对等: 不仅要求二者在整体上保持一致，还要求它们在包括表达方式、修辞手段等的各个方面都做到完全对等，认为译作应当像原作的一面镜子一样，全面、真实而具体地展现其全貌。前苏联的翻译理论家斯米尔诺夫提出了等同翻译的原则，即，译作不仅要能够忠实地传达作者的全部意图，还要尽可能地保留原作中的全部修辞手段；费奥多罗夫也提出了翻译的等值定义: “翻译的等值意味着充分传达原文的意思内容并在功能修辞方面与原文完全一致。”蔡毅、段京华 编著，《苏联翻译理论》，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等值翻译呢？巴尔胡达罗夫认为，译作只有在五个层次上，即，音位层次、词素层次、词层次、词组层次、句子层次和话语层次均实现与原作的对等，才是实现了等值翻译。为此，译者必须保证译作能够完整且一致地再现原作的全部信息内容，并遵循语言的转换规律，实现必要和足够层次上的翻译同上，第39页。

再次，主体意识哲学肯定了主体具有认识和理解文本客体的能力，而认识的途径就是对文本进行深入的结构剖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基于这种哲学观，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中所涉及的主体，即作者、译者、读者，包括批评者都被认为具有相似的文本理解能力；只要具备一定的语言知识和深层符码转换规律，不同的译者完全可以翻译出同等质量的译作；即便是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读者，只要拥有两种语言的相关知识和文本阅读能力，都能够对作品作出相似的反应。不难看出，这一范式既远离了纯思辨的研究轨迹，也正视并肯定了主体的认识能力。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主体具有历史性、主观性和变化性，是无法进行分析的，真正稳定且可研究的唯有结构；人的意识可以透过当前看到过去的时光，因而历史与现在可以达成统一，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了解现存世界结构的基本模式去把握过去的生活。“结构主义首先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之上: 即如果人们的行为或产物具有某种意义，那么其中必有一套使这一意义成为可能的区别特征和程式的系统。”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5页。 在这一系统之中，主体是无差别的、统一的、价值中立的，其中个体的差别可以忽略不计；人们的各种行为都要遵循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文本的创作和翻译需要遵从固定的语言转换规律，而文本的意义在这些规律得以揭示的时候也会同时呈现。因此，我们需要把握的并非主体的特点，而是客体的规律；重要的不是现象，而是现象背后隐藏的本质；而对于翻译研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并非意识形态，也不是社会历史等因素，而是文本自身的结构特点。“至此，对人的本质把握让位于世界结构的分析，对模型共时态分析的科学性追求取代了对价值的历时态分析。”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4页。 可见，结构主义译学范式不再迷信于作者个人禀赋与才华的神话，切断了作者与作品之间天然的纽带关系: 即便在创作的过程中是作者赋予了作品以生命，但是自作品诞生之日起，它就不再属于作者一个人所有，而是成为一个完整的、封闭的符号系统，因此对于作品的探讨与解读，更加有赖于对其内部深层规律的探究，而非作者个人对它所作出的阐释。这不仅取消了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联，还否认了作者拥有异于常人的出众才华，否定了作者个人的意志、思想、情感等所赋予作品的独特性，并抹去了社会、历史等因素对于作品潜在的或显在的影响。

最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对于翻译研究的贡献还体现在思维方式的转变上: 之前的语文学译学范式运用的是直观性思维，此时译者对文本的认识主要源于其在生活世界中的积累和体验，因而带有直观性、意会性和模糊性的特点。作者需要将有与无、心与物、形与神、情与景、空灵与质实等审美因素均渗透于作品中，以达到一种“虚实相成、有无互立”的境界；译者在阅读和翻译的过程中，也需要仔细地品味作品的韵味，领略其意境，理解其中的深意。这种直觉性的思维方式对于翻译研究而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所强调的想像、灵感、顿悟等无论对于作者的创作，还是对于译者和读者的理解而言无疑都是极其宝贵的。那种排除了一切的纷繁困扰之后的豁然开朗，即便是对于科学发现而言也同样可贵，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在谈及物理学规律的发现时才会这样说道: “没有什么合乎逻辑的方法能导致这些基本定律的发现。有的只是直觉的方法，辅之以对现象背后的规律有一种爱好。”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陈捷 译，北京: 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60页。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直觉性思维在富有启发性的同时同样具有可错性: 基于主观感受与体验而形成的对于文本的理解未必是真实的和准确的，译者所自认为已经形成的与作者霎那间的心意相通也许只是其自身想象力向纵深方向的延伸: 有的时候，直觉可能非但没有将译者与作者拉得更近，反而让他们距离彼此更加遥远。译者要深入地理解作品，必须将直觉性思维置换为分析性思维，着手收集与整理相当数量的资料，深入细致地分析文本，积累自身经验、技巧和素养等一系列准备工作——翻译活动决不仅仅只是译者与作者在心灵层面的交流与沟通。我国学者滕固就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去探究艺术作品的发展规律，即，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对于作品的形式风格进行层层剖析，以客观标准对其进行衡量，并采用“自上而下”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于所得结论进行详细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