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研究概况

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阶段的翻译研究较为深入，主要表现在大量介绍、分析和评价西方译论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研究者开始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进行译作分析，并解决翻译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翻译活动的认识和理解。此前虽然也已有介绍相关翻译理论的成果出现，例如前文中提及的谭载喜(1982)评价奈达著作的文章，但未及这一时期内容之丰富，分析之透彻，应用之多样。以《外国语》为例，很明显的例子是在1984年第2期上，连续出现了三篇能够代表这一范式转换的论文，即: ①邱懋如的《翻译的过程——尤金·奈达的翻译理论简介》，作者集中介绍了奈达对翻译四个阶段和四个基本结构单位的划分，进而指出: “翻译就是从语义和文体风格上采用译作语言中最接近而又最自然的等同词语再现原作语言的某种信息。”邱懋如，“翻译的过程——尤金·奈达的翻译理论简介”，《外国语》，1984(2): (58—60)，第60页。 ②耿龙明的《逻辑与翻译——浅谈逻辑概念的理解和表达》，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自觉且有意识地运用逻辑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耿龙明，“逻辑与翻译——浅谈逻辑概念的理解和表达”，《外国语》，1984(2): (47—53)，第47页。③劳陇的《望文生义——浅谈深层结构分析与翻译》，根据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和奈达的相关理论对一些英译汉的实例进行了分析，由此说明了深层结构分析对于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劳陇，“望文生义——浅谈深层结构分析与翻译”，《外国语》，1984(2)，第54—57页。这三篇论文在同一期上发表宣告了一种全新的译学范式的到来，也标志着翻译理论逐步迈入了系统化和深入化的研究阶段。

这一译学范式比较明显的特征是: 首先，有关翻译理论的探讨很多都围绕着等值、等效的翻译观展开。例如: 谭载喜在《奈达和他的翻译理论》一文中，集中介绍了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观和等效翻译观谭载喜，“奈达和他的翻译理论”，《外国语》，1989(5)，第28—35页。郭建中在《论西方的翻译对等概念》一文中，指出对等的途径有语言学、交际学和翻译学三种郭建中，“论西方的翻译对等概念”，《中国翻译》，1986(5)，第2—7页。。臧仲伦在《翻译模式和翻译层次》一文中，论述了语言学派的三个翻译模式，即: 转换生成学派的翻译模式、生成语言学派的语义模式和情境模式，并参照苏联翻译理论家科米萨罗夫在《翻译语言学》一书中的观点，提出了翻译应当在交际目的、情境、意思、动态和静态五个层次上实现动态等值臧仲伦，“翻译模式和翻译层次”，《中国翻译》，1987(1)，第5—8页。。劳陇在《从奈达翻译理论的发展谈直译与意译问题》一文中指出: “奈达提出‘直译基础上意译’这一观点，符合于翻译实践一般的规律，是切实可行的。”劳陇，“从奈达翻译理论的发展谈直译与意译问题”，《中国翻译》，1989(3): (3—6)，第6页。 邱懋如也在《翻译: 认识上的误区及对等中的取舍》一文中指出: “翻译的目的是取得最大限度的翻译对等，翻译对等包括语言对等、文体对等和文化对等。”邱懋如，“翻译: 认识上的误区及对等中的取舍”，《中国翻译》，1993(3): (10—12)，第11页。 其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相关成果还有: 王忠亮的《距离等值翻译论》[《中国翻译》，1986(3)]，金微的《能指与所指的困惑》[《中国翻译》，1990(4)]，杨忠与李清和的《意·义·译——论等值翻译的层次性和相对性》[《中国翻译》，1995(5)]等。

其次，这一阶段出现了一种将语言学、符号学、阐释学等相关的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的倾向，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郑伟波在《试用乔姆斯基理论浅析直译和意译问题》一文中，认为“意译是忽略表层结构的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只求单纯的信息传达的方法，直译是忠实深层结构的传达并兼顾表层结构风格再现的方法。”郑伟波，“试用乔姆斯基理论浅析直译和意译问题”，《中国翻译》，1987(2): (2—5)，第5页。 接着，他又在《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一文中指出，“跨文化翻译中的绝对等值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能实现的。”郑伟波，“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中国翻译》，1988(1): (20—21)，第21页。 而罗进德也在《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一文中，进行了有关符号学翻译观的尝试[《中国翻译》，1988(1)]。乐眉云在《语言学与翻译理论》一文中，具体介绍了克里斯托的六个层次的形式等值(formal equivalence)理论和卡特福德关于篇章等值(textual equivalence)和形式对应(formal correspondence)的相关论述，并阐述了它们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乐眉云，“语言学与翻译理论”，《外国语》，1989(5)，第36—41页。此外，穆雷试图用模糊数学来评价译作[《外国语》，1991(2)]，袁洪康论述了阐释学与翻译的密切关系[《外国语》，1991(5)]，田菱也试图用分析综合和归纳演绎的方法来研究翻译[《外国语》，1992(6)]，另外还有郑志光的《社会语言学与小说翻译》[《中国翻译》，1988(6)]，张成柱的《模糊学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中国翻译》，1989(2)]，郭著章的《语域与翻译》[《中国翻译》，1989(4)]等。

再次，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者比较重视国外译论的介绍，而且大多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钱育才在《翻译的实质和任务——俄汉文学翻译理论探讨》一文中，结合A. 斯米尔诺夫、伊·卡什金、阿·费道罗夫等的翻译观点，指出: “翻译就是在深刻理解原作、把握原作精神的基础上，正确地、尽可能完整地传达内容与形式浑然一体的原作的意境的过程，其目的是使译文读者得到尽可能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钱育才，“翻译的实质和任务——俄汉文学翻译理论探讨”，《中国翻译》，1986(1): (9—14)，第14页。 刘宓庆在《西方翻译理论概评》一文中指出: “西方译论在重视开拓的同时，往往忽视了翻译理论的独立性: 它可以借助于语言学的原理阐发语际转换的规律，但它并不附属于语言学；它可以借助于文体学、文艺学原理阐发翻译中的风格等问题，但它并不属于文体学、文艺学。”刘宓庆，“西方翻译理论概评”，《中国翻译》，1989(2): (2—6)，第3页。 另外还有刘重德的《西奥多·萨瓦利所论述的翻译原则》[《外国语》，1986(4)]，林克难的《奈达与纽马克翻译理论比较》[《中国翻译》，1992(6)]，蔡毅的《关于国外翻译理论的三大核心概念——翻译的实质、可译性和等值》[《中国翻译》，1995(6)]等。

而且，这时的研究者并不仅仅限于对于国外译论的介绍，更是试图将它们应用到具体的翻译研究中，并且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理解和反思。例如，轩然在《浅议文学翻译的局限性》一文中指出了等值翻译在实践过程中的困难，他说: “在用一种等值的译入语(TL)材料代替译出语(SL)材料的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原文与译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例如: 音响效果、双关语、一词数义(polysemy)，以及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等等，都给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轩然，“浅议文学翻译的局限性”，《外国语》，1985(2): (6—8)，第6页。 蓝峰在《科学与艺术之争——翻译研究方法论思考》一文中，详细论述了翻译研究科学派和艺术派在客体性与主体性、客观性与主观性以及描述性与规范性三个方面的冲突蓝峰，“科学与艺术之争——翻译研究方法论思考”，《中国翻译》，1988(4)，第2—6页。其他相关成果有: 孙迎春的《剩余信息理论与英汉翻译中的增词减词技巧》[《中国翻译》，1988(4)]，张亚非的《翻译中的形变与传实——兼议等值翻译的相对性》[《中国翻译》，1991(4)]，衡孝军和王成志的《等值翻译理论在汉英成语和谚语辞典编纂中的应用》[《中国翻译》，1995(6)]等。

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研究者对于中国译论的观点较为体系化，并且提出了建立独立的翻译体系的主张。例如: 刘宓庆的《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一文，就结合对汉语在语法功能、语义结构、表述规律、组织特征等方面特点的分析，指出中国翻译理论必须注重描写刘宓庆，“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中国翻译》，1989(1)，第12—16页。辜正坤在《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一文中说: “翻译标准多元化指的是多而有限，而不是多而无节，它意味着我们应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承认若干个标准的共识性存在，并认识到它们是一个各自具有特定功能而又互相补充的标准系统。”辜正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中国翻译》，1989(1): (16—20)，第17页。 杨自俭在《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翻译科学分为三个层次，即: 翻译工程、翻译艺术和翻译学杨自俭，“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中国翻译》，1989(4)，第7—10页。并在《我国近十年来的翻译理论研究》一文中评价道: “这10年，我们的理论研究意识有明显增强，学科建设在各类文体翻译研究、译学本体论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三个层次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杨自俭，“我国近十年来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国翻译》，1993(6): (11—15)，第11页。

最后，由于准确性和严密性成为译学研究者所追求的目标，机器翻译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和兴趣。实际上，《翻译通讯》在1981年第4期上，曾经发表了刘倬和姜一平合著的《电脑翻译的研究与应用》一文，但是并没有其他相关的论文。而在1987年第5期，《中国翻译》专门开辟了一个名为“机器翻译”的专栏，连续发表了亦云的《“科译1号”机译系统通过鉴定》、董振东的《“科译1号”机译系统的语言学理论基础》、姚兆炜的《机器翻译中英语词典数值化初探》、靳海林的《机器翻译的历史与展望》和董文的《日本机器翻译研究近况》五篇相关论文，可见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对于机器翻译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