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译学范式研究概况

90年代后期，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逐渐走向式微，研究者也已经对等值等效的翻译观的局限性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因此我国的译学研究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关于这一点，林克难在《对理论沉寂期的反思》一文中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语言学翻译理论最终并没能摆脱直译意译两元对立(dichotomy) 的阴影。”林克难，“对理论沉寂期的反思”，《中国翻译》，1998(6): (9—11)，第9页。 紧随其后的解构主义范式推进了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1997年，刘军平在《解构主义的翻译观》一文中，对于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的解构主义译学思想进行了介绍，指出其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就是: “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原文的生命不是取决于原文本身的特征，而是取决于译文的特征。文本本身的定义是由译文而不是由原文所决定的。”刘军平，“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外国语》，1997(2): (51—54)，第51页。 郭建中在《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一文中，论述了这一反对目的语中的种族中心主义、主张异化的抵抗式翻译策略，并指出: “采用何种翻译策略, 最终取决于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赞助人的力量以及翻译诗学, 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对象。”郭建中，“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中国翻译》，2000(1): (49—52)，第52页。 其他相关的论文还有: 王东风的《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中国翻译》，2004(6)]，黄振定的《解构主义的翻译创造性与主体性》[《中国翻译》，2005(1)]，杨柳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在中国的理论“旅行”》 [《中国翻译》，2007(3)]等。

这一范式中的翻译研究的主要特点有: 其一，受解构主义译学思想的影响，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例如，许钧在《论翻译之选择》一文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翻译活动中，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与阐释的过程，是充分发挥翻译主体性的过程，也是译者与原作者的对话过程。”许钧，“论翻译之选择”，《外国语》，2002(1): (62—69)，第68页。 孙艺风在《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一文中认为，译者的主体性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于语言文化差异的适当变通，另一方面是出于意识形态和诗学的考虑介入和干预文本孙艺风，“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中国翻译》，2003(3)，第3—9页。屠国元和朱献珑在《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的阐释》一文中，在解读了哲学阐释学中的理解的历史性、偏见、视域融合等几个核心概念之后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恰恰是其主体性的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有强烈的文化意识，以传递异域文化、繁荣民族文化为己任。不能一味归化而疏漏文本中蕴涵的异国情调和文化因素，反之亦然。”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的阐释”，《中国翻译》，2003(6): (8—14)，第14页。 其他相关成果例如: 杨武能的《再谈文学翻译主体》[《中国翻译》，2003(5)]，陈大亮的《谁是翻译主体》[《中国翻译》，2004(2)]，胡庚申的《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 [《中国翻译》，2004(3)]等。

其二，译学研究明显关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问题。在2004年第4期的《中国翻译》上，相继出现了三篇将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论文，即: 徐来的《在女性的名义下“重写”——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意义》、蒋骁华的《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和刘军平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中西话语》，这种对于性别与翻译之间关系的探讨延伸至翻译历史、翻译批评以及新的翻译理论等领域Luise von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13.，充分显示了后现代语境下后殖民主义及其相关理论对翻译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胡德香在《后殖民理论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启示》一文中，不仅介绍了坎泼斯(Haroldo de Campos)的吃人翻译理论和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异化翻译策略，还论述了我国翻译界的后殖民倾向，认为我国一部分译学研究者“过分迷恋中国的感悟式传统，努力在传统文论及名家散落各处的对翻译的讨论中挖掘出能够与西方系统理论相抗衡的只言片语，或探询旧理论言说中的新意”胡德香，“后殖民理论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启示”，《外国语》，2005(4): (56—61): 第58页。进而指出，当前的研究中所需要的是对话，而非对抗，因此我们既要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译论，又要以平等、对话的方式开展研究。其他成果如: 郭建中的《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异化与归化》[《外国语》，1998(2)]，谭惠娟的《从文化的差异与渗透看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中国翻译》，1999(1)]，蒋骁华的《东方学对翻译的影响》[《中国翻译》，2008(5)]等。

其三，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倾向更为明显，这体现在研究者更加主动地学习和借鉴其他相关领域的理论，并自觉地将它们应用于翻译研究，以推进翻译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例如，李运兴在《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一文中指出: “按照科学学的观点，跨学科移植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相关性、层次性以及适存性。”李运兴，“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移植”，《外国语》，1999(1): (55—61)，第55页。 马萧在《文学翻译的接受美学观》一文中，运用接受美学理论分析了译者和读者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和作用，并讨论了语言和文化的接受性问题马萧，“文学翻译的接受美学观”，《中国翻译》，2000(2)，第47—51页。。钱冠连在《语言哲学翻译论——兼论工具性语言扩展式》一文中，从塔尔斯基(A.Tarski)的真之语义理论(the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出发，指出翻译就是工具性语言扩展式中的一种钱冠连，“语言哲学翻译论——兼论工具性语言扩展式”，《中国翻译》，2003(5)，第31—35页。。其他相关成果还有: 黄国文的《翻译研究的功能语言学途径》[《中国翻译》，2004(5)]，方开瑞的《叙述学和文体学在小说翻译研究中的应用》[《中国翻译》，2007(4)]，武光军的《翻译即诠释——论保罗·利科的翻译哲学》[《中国翻译》，2008(3)]等。

其四，对于西方译论的介绍趋于多样化、系统化和深入化，并进行了一定的对比分析。例如，吴义诚在《中西翻译理论的比较》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译论较为模糊，重悟性，且具有浓郁的人文性；而西方译论则较为明晰，重理性，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吴义诚，“中西翻译理论的比较”，《外国语》，1998(3)，第47—51页。黄振定在《简论现代西方译论的艺术观与科学观》一文中，将西方译论分为艺术派(以洪堡特、克罗齐、波斯盖特、卡什金、本杰明等为代表)和科学派(以弗斯、费道罗夫、雅可布逊、威尔斯等为代表)两种黄振定，“简论现代西方译论的艺术观与科学观”，《外国语》，1998(5)，第34—39页。廖七一在《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一文中回顾了西方翻译的发展轨迹，并分析了中国传统译学的局限，主张扩大研究视域，引进多样化的研究模式，探索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廖七一，“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中国翻译》，2001(5)，第14—18页。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 汪友华的《以语义功能模式讨论翻译性质》[《外国语》，1997(5)]，黄海容的《本雅明翻译观述评》[《中国翻译》，2007(4)]，李红满的《布迪厄与翻译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中国翻译》，2007(5)]等。

其五，在对以往译学思想的不断反思和批判中深化和推进翻译研究。例如，许钧在《关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几点看法》一文中认为，当前存在着一些对翻译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不利的倾向: ①翻译文艺学派对语言学派的绝对排斥倾向；②中西译论的相互排斥倾向；③翻译研究的片面性倾向，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许钧，“关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几点看法”，《中国翻译》，1997(3)，第4—7页。吕俊在《翻译: 从文本出发——对等效翻译论的反思》一文中指出，译者应当从文本所展示的世界中去寻找作者的意图，“因为文本就是一种符号体系，也是语义上的凝结的生活表现，是生活意义的客体化”吕俊，“翻译: 从文本出发——对等效翻译论的反思”，《外国语》，1998(3): (34—39)，第37页。王大伟和王跃武在《关于翻译理论现状与发展的思考》一文中也指出了一些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 各种不同理论均可用于解决同一现象，译论难以用来解决大多数翻译现象，理论的应用与解释存在着较大争议，而且重复研究过多，等等，并据此提出了将统计学的成果运用于翻译研究的展望王大伟、王跃武，“关于翻译理论现状与发展的思考”，《外国语》，2004(1)，第69—74页。其他例如: 刘四龙的《重新认识翻译理论的作用——对奈达翻译思想转变的反思》[《中国翻译》，2001(2)]，朱志瑜的《中国传统翻译思想: “神话说”(前期)》[《中国翻译》，2001(3)]，谭秀江的《从“平动”到“流变”: 翻译的概念嬗变》[《外国语》，2006(4)]等。

其六，研究者加深了对中国译论发展的认识和理解，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更加自觉地疏理了翻译研究在各个时期的理论成果，从而清晰地掌握了译学的整体脉络和发展趋势。例如，林璋在《1996年中国翻译学研究综述》一文中，从翻译学、翻译的性质、翻译的过程和译文四个方面对1996年发表的译学论文进行了疏理和总结林璋，“1996年中国翻译学研究综述”，《中国翻译》，1997(3)，第42—45页。。吕俊在《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与20世纪西方文论学习》一文中，指出了我国译论界对西方文论的误解，认为学习西方文论“有助于充实和构建翻译学的学科方法论，建立起翻译学的上有哲学方法论的宏观指导，中有横向方法的贯通，下有学科方法的介入的方法论系统”吕俊，“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与20世纪西方文论学习”，《外国语》，1997(6): (50—54)，第54页。王宏印和刘士聪在《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现代诠释——作为建立翻译学的一种努力》一文中，将中国传统译论划分为肇始阶段、古典阶段、玄思阶段和直觉阶段，总结了其特点和不足，并进行了清理、阐释和形态的转换王宏印、刘士聪，“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现代诠释——作为建立翻译学的一种努力”，《中国翻译》，2002(2)，第8—10页。相关的成果还有: 孟凡君的《中国文化架构的演变对中国译学思想发展的影响》[《中国翻译》，2002(2)]，李伟民的《中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五十年》[《中国翻译》，2004(5)]，王友贵的《中国翻译传统研究: 从转译到从原文译(1949～1999)》[《中国翻译》，2008(1)]等。

如今，随着解构主义译学思想的渐渐退潮，一些研究者也开始反思并批评这一翻译观。吕俊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对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译学研究的反思》一文中，指出解构主义思想具有创造性，它用怀疑和否定的精神破坏了旧的理性，并以现象学的思维范式代替了结构主义的逻辑数学范式，而这种想象与联想的方式显然更适合于翻译研究，而且解构主义的开发性思维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应当避免把解构过程中发现的潜意识变成显意识，把解构当成目的，抑或把非理性当成理性的倾向吕俊，“翻译学应从解构主义那里学些什么——对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译学研究的反思”，《外国语》，2002(5)，第48—54页。在《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在对以往翻译研究的模式进行疏理和划分后，他提出了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来指导翻译研究的构想吕俊，“结构·解构·建构——我国翻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翻译》，2001(6)，第8—11页。。随后，他又发表了《翻译学构建中的哲学基础》[《中国翻译》，2002(3)]，《建构翻译学的语言基础》[《外语学刊》，2004(1)]，《论学派与建构主义翻译学》[《中国翻译》，2005(4)]，《共识性真理与建构主义翻译学——论建构的翻译学之真理观》[《外语学刊》，2005(6)]，《何为建构主义翻译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2)]等一系列相关论文，主张用一种新的译学范式，即建构主义译学范式取代以往的研究范式，并对之进行了具体、深入而系统的阐释。

另外，近期的翻译研究非常关注翻译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中国翻译》在2004年的第3期，连续刊发了七篇有关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文章，即: 穆雷的《翻译教学与翻译学学科发展》、廖七一的《学科设置与翻译学的发展》、王东风的《新的起点 新的挑战——新形式下的翻译学学科建设》、孙艺风的《开拓翻译学发展的空间》、王宁的《再论翻译学的学科定位和文化特征》、谢天振的《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和谭载喜的《翻译学: 作为独立学科的今天、昨天与明天》。这不仅仅让人们更加了解翻译学的学科独立性和系统性，也直接推动了翻译学作为独立学位点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