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的不足

然而，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的缺陷还是相当明显的。首先，这一译学范式将主体视为整齐、划一、无差异的，因而译者可以与作者一样深度解读作品，不同的读者也可以达成同样的阅读效果。只要把握了作品的原意，熟悉两种语言的内在转换规律，并且运用适当的方法，译者完全可以创造出与原作等值等效的译作；而读者只要具备了阅读和理解作品的能力，也能对同一作品产生同样的内心体验，甚至异域文化中的读者也可以像本民族中的读者一样透彻而准确地理解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且不说拥有不同语言背景的读者难以对同一部作品达成一致的认识，即便是处于同一国度甚至同一地区的读者对同一部作品的内心感受也是参差不齐的。否则，不同译者的译作就应当是完全相同或是基本相似的，而现实世界中风格迥异，甚至传递的知识和信息都存在着很大差异的译作比比皆是。而且，无论是作者、译者，还是读者，他们对于作品的理解都深受日常语言知识和生活体验的影响，而不是基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抑或是得益于相关语法规则体系的构建。后期维特根斯坦转而关注日常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时期的他认为，“意义和真理基于一种非命题的(extrapropositional)东西，且与行为或实践相关。”Patricia Hanna & Bernard Harrison, Word and World: Practic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60. 翻译并非基于抽象的语言体系之上，而是扎根于广袤无垠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土壤之中。译者可以接受、认同作者的观点，但绝不是臣服: 当译者阅读一部作品的时候，他或许可以抛下自己的私心、杂念甚至偏见，但是他决不可能完全地交出自我，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换言之，进入译者阅读视野的作品和他所理解的作者，必定掺杂了他个人的目光，代表了他的认识角度、立场和特点，因而是复杂多元的，而非单纯透明的。否则，翻译活动就会如同化学试验一般，同样的材料加上同样的过程必然产生同样的结果。若果真如此，即便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的理想得以实现，恐怕广大的读者也会觉得了无生趣，而批评者更会失去存在的空间和价值。如果说语言规律是晶莹透澈的水珠，那么翻译就是可以让其散发出无限光彩和璀璨光泽的阳光。很多时候，风格多样、特色迥异的译作并非翻译中的缺憾，而恰恰正是翻译活动的魅力所在，并昭示着不断重译和复译的深远价值和意义。

其次，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中，作者不再具有权威的阐释权，这在解除了作者的个人意志、思想和情感对于作品的操控的同时，却没有让译者和读者获得话语权，而是使作者、译者和读者都在文本中陷入了沉默: 他们不具有鲜明的个性、独特的思维方式抑或能动的阐释能力，而是必须遵循文本客体的内部规律，成为文本结构的分析者和证实者；唯一的话语权属于作品自身，即，作品内在的形式与结构足以解释其意义，也是作品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的依据。换言之，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在解除了作者阐释权威的同时，并没有让译者和读者获得阐释自由，而是让所有的主体都走向了终结。因为在这一范式中，不同的译者和读者都是齐一性的、无差别的主体，他们的个性、才华、思想和感情都无足轻重，他们与机械操作中的零件毫无二致，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保证翻译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这样一种思想在造成对作者意图的漠视的同时，也会造成对于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扼杀，使主体完全屈从于文本客体，这时主体存在的目的就是完成对文本客体的分析和转换，除此之外，再无别的价值。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指出: “结构主义以它对个人的轻视、对文学神秘性的冷静态度，以及与常识的明显对立而使文学权力机构大为愤慨。”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 译，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5页。 而且，这一译学范式要求目的语读者对译作作出与源语读者对原作同等的反应，这也是难以实现的。以一部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为例，由于源语读者熟识原作中所涉及的风土人情，这时的文本阅读过程对于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记忆再现和经历重温的过程，因而容易对作品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而对于目的语读者而言，作品中陌生的异域风情也许会让一部分读者产生好奇感，让其产生阅读的兴趣，但是也同样会拒斥另一部分读者，让其产生疏离感甚至反感，很容易造成他们对作品的抗拒心理。这种带有明显民族感、时代感、历史感的作品往往要求目的语读者具有接纳他者的宽容气度，这样才能获得全新的知识和体验，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经验，甚至修正自己原有的价值观。这对于目的语读者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他们不仅要拥有宽广的心胸，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还要具有积极主动吸纳新知识和新信息的意识。乔治·布莱(Georges Paulet)在《批评意识》中，就要求批评者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品中，从而在内心深处达成自我与作品的某种认同关系: “这部作品在我身上暂时地成为充满自我的唯一实体；此外，它就是自我本身，自我主体，存在的持续不断的意识，并且在作品的内部表现出来。”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 译，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62页。

再次，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要求挖掘语言的深层结构，把握两种语言的转换规律，但是，它是将语言置于封闭的静态结构中进行分析的，主要从语音、语义、句法层面对于语言规律进行考察。而实际上，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语言是动态的、生动的和多变的，代表了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伦理观和价值观，因而，这种将语言视作完全中立的、透明的观点并不适用于翻译研究。“语言从来都不为已经被作出或施行的规则所限制，因此，尽管它是一种受规则控制的行为，语言并不是固定不变或者完全受制于现存的规则的。”Maria Tymoczko,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261. 所以，要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的精准性与客观性也只能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这一范式精心搭建起来的精准而确切的语言体系，尽管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语言的规律性，但是它同样是封闭的，会窒息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并让研究走向单一性。诚然，分析哲学为翻译研究带来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逻辑实证主义更是让研究逐步迈向精准性与客观性，但是它们对于翻译研究而言却未必适用。“对一种基本真理的执迷让我们无视复杂性的相互关联的本质，尤其会忽略那些关联持续不断的转变。”Paul Cilliers, Complexity and Postmodernism: Understanding Complex System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112.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翻译学自然应该积极向其他学科学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完全取代翻译学原有的研究思路和体系，否则，即便不再像语文学译学范式那样松散和零乱，也会失去应有的宽容度和生动性，最终使研究陷入僵化，这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的。尤其是对于翻译批评而言，用类似科学、数学和逻辑的客观标准对文本进行精确的分析、计算和衡量，以求在两种语言之间实现完全对等的转换，只能是研究者的一个美好愿望而已。抛开两种语言之间的明显差异不谈，译者自身的意志、情感、偏见、能力、心理等都不能忽略不计，因为这些因素都必然会影响译者对于原作的理解和传达。换言之，译者根本无法使自己从作品中隐身，使自己完全屈从于作者的原意，做到如机器一般精密而确切地传递作品；而且，正是由于译者在翻译活动所表现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翻译研究才显示出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平添了一抹灵动的神韵和绚丽的色彩，也拥有了历久弥新的恒久魅力。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首先，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用看似客观的文本分析方法淡化了作品的美学效果，就如同从生物学的角度去看待植物和动物，尽管看得真切而明白，却失去了美感；而正是这种美感，将文学作品与科技文献区别开来，让它拥有了隽永的韵味和无限的解读空间，因而就文学作品的解读而言，审美的角度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一切流动于文本中的神思和文采都会荡然无存，徒留一副被抽离了血肉的骨架，那样无论对于译者、评价者还是广大的读者而言都无疑是一种难以弥补的遗憾。其次，译者毕竟是具有不同前理解、有血有肉的主体，这就决定了不同的译者必然会创作出风格迥异的译作；批评者由于在人生历练、情感体验、文学素养等方面的差异，对于同一部作品的认识、理解和感悟很可能是大相径庭的，这自然也会影响他们对于作品的最终评价。再次，这一范式将译者的创造性劳动简化为一种机械性、转换性的操作，这非但没有给予译者的才华以适当的尊重，相反还剥夺了他们的话语权，严重压抑了其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从而贬低了翻译的实际社会价值。最后，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富于各种隐喻性和修辞性的内涵意义，不可能是完全透明或精确的，文本的意义也不能仅仅从抽象出来的转换规律中获得，而作品的价值更离不开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共同建构，因而不具备人文精神关怀的自然科学方法是无法真正有效地推进译学研究全面而深入的发展的。这一系列问题不断暴露出结构主义语言学译学范式的矛盾与不足，让其一步步陷入了研究的困境，也为解构主义译学范式的登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