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茶道看日本文化中的佛教

浙江树人大学　关剑平

一、茶道在日本文化中的定位

日本茶道不过四百多年的历史，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看似平常，推敲起来却可以从貌似平常之中看出深深扎根于日本文化的各种文化要素。冈仓天心最早注意到茶道的文化意蕴，1906年，他在《茶之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茶始于药用，之后成为饮料。在中国，八世纪时成为洗练的娱乐之一，进入诗的世界。到了十五世纪，茶道在日本被提升为审美主义宗教。茶道是扎根于繁芜日常生活事项中的崇拜美的仪式。^[1]

即认为茶道是对于生活美的仪式化，并且上升到了宗教的层面。

之后对于日本茶道作了更加完整而深入的哲学思考的是由西田几多郎开创的京都学派最重要的学者久松真一。1952年5月，久松真一在京都大学心茶会创立十周年纪念讲演会上作了讲演，根据讲演纪录整理而成的就是《日本的文化使命与茶道》。

久松真一从日本文化应该对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的基本认识出发，认为茶道应该发挥其作用，在尖锐批评现代茶道界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的同时，明确指出“茶道是日本特有的一个综合文化体系”，既有艺术的侧面，也有道德的侧面。如果从日本文化遗产中除去茶道文化，日本特有文化遗产就失去非常重要的部分，甚至完全消失。^[2]

茶道是日本特有的综合文化体系的认识在当今日本具有比较高的认同。对于茶道如此高度的评价，与寄予茶道在日本文化中的期望是相辅相成的。反过来，也说明日本茶道是审视日本文化的最理想的视角。本文以茶道与佛教的关系为切入点，拟通过分析茶道形成中佛教介入的过程，以探讨佛教成为茶道基本思想的社会与文化原因。作为一个具体文化事项在文化大背景下独立发展的个案，从茶道的角度可以窥见日本文化的整体风貌。中国古代茶文化是日本茶道的母体，前面提到的冈仓天心在阐述日本茶道时也提及中国茶；现在中国茶文化又在日本茶道的基础上尝试复兴。就像日本茶道在发展中强调“融合汉和”一样，中国在茶文化建设中对于日本茶道的认识同样不可或缺。

四头茶礼：茶会主人龟山琢道行香

二、佛教影响茶道的历史必然性

日本文化史学者村井康彦在总结日本文化时提出了雅与俗这一对概念，而雅文化在古代是都市文化，而都市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市中山居”，即中国的所谓“大隐隐于市”，茶室也就成为遁世脱俗的空间，这也成为茶道兴盛的机缘之一。从茶会记可以看出，日本战国时期形成了“数寄”与“振舞”，前者是人对物，后者是人对人，进而又分别派生了“侘”和“一期一会”的审美观和哲学思想。但是侘并没有局限在审美意识的层面，就像凡事谨慎克制的心态那样，把一切都伦理化就是茶道的特质。而一期一会的宗教性、精神性也同样不局限于茶道，可以说是整个日本文化的特质。^[3]

这个宗教就是佛教，最经典的总结就是“禅茶一味”，整个东亚都奉之为圭臬。对于日本茶道来说，以佛教为根本既有文化上的必然性，也有特定时代的历史偶然性。

由于佛教在日本具有国教的地位，僧侣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知识阶层，而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的僧侣所传播的中国文化自然而然靠近佛教。就拿发生在平安时代（781—1184年）的首次茶文化传播来说，著名的留学僧永忠、空海、最澄等都有关于茶的事迹传世，日本正史最早的饮茶史料就是《日本后纪》中的大僧都永忠向嵯峨天皇献茶，事在弘仁六年（815）四月癸亥。传播到日本的唐朝茶道在日本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弘仁茶风”，可是之后的三百年中只有在季御读经中行茶的零星记载。“所谓季御读经是指春秋季在大内讲读大般若经。行茶是向僧侣供茶。中宫、东宫相同。”^[4]因此而被称为是茶文化沉寂的三百年。

到了镰仓时代（1185—1333年），日本再次传播中国茶文化的使命仍然落在了僧侣的肩上。荣西两次渡宋，最终带回日本的不仅有茶叶、茶具等“硬件”，还有制茶技术、饮茶礼仪等“软件”，再以其权威性鼓吹饮茶有益于养生，撰写了《吃茶养生记》。与永忠向天皇献茶不同的是，荣西献茶于将军，反映了日本世俗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首先接受宋代茶文化的主流阶层。于是宋代茶文化成为日本茶道的出发点。在之后的约二百五十年里，日本从模仿到创造，有意无意地对宋代茶文化作了最大程度的改造。

镰仓时代的饮茶以寺院为中心，以药用疗效为卖点展开，为日本茶文化谱写了佛教的基调。14世纪到15世纪前半，作为嗜好饮料的饮茶习俗形成了。在南北朝的动乱中兴起的武士阶层，特别喜欢新奇、奢侈的东西，这种观念同样也应用于茶会。在14世纪末的著述《吃茶往来》中就有这样的茶会的记载，特点就是豪华、热闹，最后酒足饭饱，大醉而归。斗茶的游艺也流行开来。在斗茶中往往有非常丰厚的奖品，因此斗茶也就成了争奇斗胜的赌博。总之，娱乐性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发挥，而佛教的成分却越来越少。

室町幕府的将军既是武家文化的缔造者，也是公家文化的新继承人。他们收集了大量从中国进口的工艺美术品——唐物，并且融合进茶道，书院茶道此时应运而生。书院茶道在书院式建筑里举行，主客席地端坐，主人庄重地为客人点茶，一扫南北朝时茶会的喧嚣。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专家，成为将军、大名的艺术侍从，能阿弥、艺阿弥、相阿弥是他们的代表，从名称上也可以看到佛教的影子。

从日本茶文化通史的角度看，这些时代的饮茶的主流是对于中国唐宋茶文化的模仿，以及在时代的经济、文化大背景之下的调整与改造。中国的饮茶属于全社会，而日本由于传播者，首先属于僧侣，然后属于朝廷（公家）或独揽朝政的将军（武家）。改造的结果，与引进的中国寺院茶礼相比，佛教严肃的要素减少了，而世俗娱乐的色彩增强了。这背后还是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世俗化也是日本佛教的一大特征。坂本太郎在分析日本早期的佛教时指出：“佛教是圣德太子文化立国的基础，在这个时代，佛教并不仅仅是作为信仰的宗教，而是包容一切新文化的广泛的文化体系。佛教的兴起，也就是整个文化事业的繁荣，尤其艺术的发展最为显著。”^[5]茶道就是艺术，再具体一点说是生活艺术，也就至少在理论上意味着与佛教保持着最紧密的关系。其实佛教与日本文化的这种关系至少保持到了明治时代排佛。在历史上，像镰仓、室町幕府的武士们一旦要回归文化，最终的结果就是回归佛教。

三、佛教影响茶道的时代偶然性

进入战国时代，名副其实的茶道形成了，之前的室町时代则是孕育茶道的决定性时代。

整个日本中世纪都充满了血腥的战斗。最后的室町幕府的统治体制从一开始就很脆弱，贿赂公行，骄奢淫逸，道德败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日趋严重，整个封建制度都濒临崩溃。主要表现为社会混乱，将军的权威丧失殆尽，地方守护大名相继叛乱，封建统治弱化。在不断的战乱中，应仁之乱最终不仅断送了室町幕府，而且宣告中世纪的终结。从应仁元年（1467）开始到文明九年（1477），由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的后嗣等问题引发了长达18年的内乱，并且发展到了全国规模。掠夺性的战事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以至于将军也束手无策，沉湎于个人生活的奢华，由此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培养了“东山文化”。而幕府除了横征暴敛就是无作为，加速了幕府与守护大名的衰亡，由此进入战国时代。

说到东山文化少不了茶道这个重要内容。不同于文化史学者、尤其是茶道研究者往往强调茶道自身内容的丰富，政治史、社会史学者往往从更加深层的社会影响出发加以审视，坂本太郎就是这样的史学家：

茶道、花道、香道等虽不是美术，但也是在这个时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些技艺是以将军足利义政在东山山庄里的风趣生活为中心而繁荣起来的，因而成为东山时代的文化而脍炙人口。“一碗苦茗品人生，四叠半茶室观天地，一枝英姿窥百花”。茶道和花道的这种闲静淡泊、幽玄雅致的境界，是在以将军足利义政为代表的上层统治阶级不事生产，逃避现实的情绪中孕育出来的。他们欲求升平而不可得，于是便自暴自弃，不问政治，专享风流。^[6]

四头茶礼：供给左手持净瓶，右手插着茶笔的瓶口，再次上场

室町时代尽管书院茶道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个时代除了对于流氓无产者是一个翻身解放的时代，而对于其他任何一个阶层来说都是不幸的时代。原先纯朴的武家文化也是追求形式主义的东西，于是大量摄取公家文化的要素；而公家自身却在没落，不得不依赖武家生存。以往的公家与武家各行其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武家在吸收公家文化时，对于“诗歌管弦”这些需要高度修养的内容一时无法接受，于是就在生活文化上做文章。

应仁之乱以后，虽然表面上动乱告一段落，但是造成社会动荡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并没有消除，因此社会混乱没有停止，只是从被破坏殆尽的首都转移到了地方，权力的争夺对象从将军下降到地方领主，于是各个地方领主纷纷被新兴的部下所取代。而这些新兴的势力一旦攫取权力就为所欲为，于是又迅速衰亡，权力阶层的更迭就像走马灯。于是要求结束战国时代群雄割据混乱局面的意识逐渐高涨，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到德川家康，终于完成了日本的统一。

佛教方面，旧的佛教宗派仍然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而临济宗也得到幕府的庇护，迅速贵族化。早期以五山为中心，应仁之乱以后，大德寺、妙心寺成了新的临济宗中心。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休宗纯（动漫《聪明的一休》的原型）就曾任大德寺主持。一休以竹林七贤的极端反叛方式批判庸俗的禅风，在社会下层传播禅宗思想，其破戒的作风犹如济公。他的禅具有在家、人性、平民化的特征，皈依者上至大名，下达农民，其中不乏时代文化的开拓者，茶道鼻祖村田珠光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两人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曹洞宗、一向宗、日莲宗等也都致力于向平民阶层的传播，对于佛教的普及，发展成为全民的宗教具有重大意义。

在这些连续战乱的时代，武士无时无刻不面对死亡的威胁，或者是剥夺对手的生命，触犯杀戒，或者是被剥夺生命的恐惧。更加受煎熬的是死里逃生之后，还要再次上战场，再一次面对死神。尤其对于上层武士来说，不仅要勇敢地上战场，而且还要冷静地分析战场瞬息万变的战况，迅速作出正确的判断。冷静的心态——平常心成为最基本的前提。为了达到平常心的精神状态，武士在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喧嚣的书院茶礼中加入了佛教的要素，佛教与茶完成了新的结合。^[7]

四、日本茶道的特质与佛教

这个以下克上的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下层社会的崛起。战乱中有所谓的“轻足”，他们是流氓无产者，残暴善战，没有任何的道德约束，最终武士不仅拿他们无可奈何，而且为了战争顺利，还纵容他们烧杀抢掠。地方富裕的农民势力抬头，这些地主在农民与武士之间，利用两者的力量发展自己，成为村落的实际控制者。而以在堺为代表的港口城市，商人依靠与明朝的贸易积累了庞大的财富，甚至左右武士。商品经济的发展，下层社会的农民、市民的地位上升，使社会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

以堺的豪商为代表的新兴阶层随即改造武士的茶道，审美成了最高目标，茶道成为“崇拜美的仪式”，严格意义上的茶道由此正式发足。

数寄是日本中世纪的审美意识之一，近世以后专用于茶道，最终归结于侘。在平安时代，数寄就是爱好，一方面向男女感情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为被艺能所倾倒的意义。于是爱好就演变为僻爱、迷恋，出现了数寄这个表达方式。到了平安时代末期，出现了数是命运，寄是异常的解释，数寄的命运也就意味着不幸的命运。因为数寄的邂逅一旦达到迷恋的程度，就变成了命运性的存在，而命运的结局与其说是幸福的，倒不如说很可能是不幸的。人与人之间的邂逅也一样，聚首是分别的开始。而与艺能邂逅的场合，与艺助人相比，艺毁人的可能性更大。因此，艺能成了数寄。时间、地点、人物的偶然相逢成为艺能的特征，用器物来表现这种观念时就出现了搭配的旨趣。中世纪出现了数寄一词，数寄的对象从王朝时代的音乐、和歌娱乐开始，到了室町时代把焦点对准了茶道。茶的数寄被定义为：拥有将茶道具配置得美丽到触及心灵的爱好的人。于是通过收集大量的茶道具，使得将匹配的茶道具搭配在一起成为可能，为此需要新的努力，于是新颖的想法受到欢迎。这里出现了被称为风流的要素，甚至数寄就被视为风流。数寄的基本精神是不完全美，日本茶道具鲜明的特色让人过目难忘，茶碗在茶道具里具有标志性意义，以茶碗为代表的精致的粗糙就是这种审美意识的具体写照。

侘，本来是指从隐者生活中发掘出来的自然朴实的美，伴随着茶道的发展，侘的审美意识得以确立。这个字的含义从原来爱情没有得到满足出发，演变为物质匮乏，在安贫的中世纪隐者生活中，产生了闲寂质朴的美的理念。进而因为在草庵生活中导入了原始自然质朴的理念，侘与贫困不再关联，成为更高层次的美。经过连歌的理论与创作，这种美被村田珠光以侘茶的形式继承，到武野绍鸥侘发展成为茶道的中心理念。侘的本质是追求自然原来的姿态。

而无论是数寄、侘的审美意识，还是具体反映这种审美意识的媒介的茶道具，最终还是要通过茶会的时空，在主客的交流中，尤其是在主人对于客人的款待中完成所有信息的传递。“振舞”简单地说就是款待。在接待客人时，全心为客人考虑的意思。饮食也被称为“振舞”，在宴请的时候，什么菜，如何接待才最贴切等的含义就是振舞，最典型的就是日本茶会的“会席料理”。这个款待提升到伦理、精神层面就出现了一期一会的哲学反思，痛感人生短暂，不可逆，并且没有少长之分，对于主客来说今天的茶会一生只有一次，大家都必须认真而真诚地对待。因此最终的追求是精神性的，而其思维方式则是佛教的，就是说一旦进入精神世界就又回到了佛教，由于日本与中国一样禅宗是佛教的主流，茶道的思想也就归之于禅。在著名茶会记《山上宗二记》中有所谓“由于茶汤从禅宗出发，因此是僧侣特有的修行。珠光、绍鸥都是禅宗”的表述。大林宗套在武野绍鸥的画赞中也写道：“不难想象，茶味、禅味相同。”由此派生出广为流传的“茶禅一味”四字成语。

对于禅有两种态度，其一，自己原本就是佛，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一生不能离开道场，严格遵守古代佛教的清规戒律；其二，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世俗世界的各分野，以之为道场，作为创造主体锤炼自己的英知睿智。前者发展为曹洞宗，后者则发展成为临济宗的公案禅。对于日本来说，临济宗是中国文化的别称，拉开了日本中世纪文明的幕布，包括茶道在内的各种艺能都与临济宗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小结

茶道是日本特有的一个综合文化体系，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其综合性也体现在佛教方面。佛教之所以能够在茶道中充分体现，一是因为佛教是传统日本的国教，一旦进入理性世界，自然而然地蕴含着佛教价值观的思维与判断，因此茶道以佛教为基本精神有其必然性。但是荣西法师在镰仓时代导入佛教茶礼后，却呈现出脱佛教的现象，演变成公家、武家的游戏项目。因此，日本茶道的佛教特征还有赖第二个条件，即在孕育茶道的室町时代、在茶道形成的战国时代领导社会风流的武士阶层，对于生命的思考（赎罪与希冀）的精神需求，进而又满足了没有土地资源的霸主织田信长对于分封部下的代用品的物质需求，达到茶道具价值连城的地步。而以千利休为代表的豪商在实现茶道具的经济价值的同时，又打造了以审美为第一目的的茶道。文化意义上的临济禅，既是武士的精神信仰，也是商人的文化修养，宋朝文人所精心构建的禅宗文化终于在日本饮茶生活中开花结果了，茶道也因此成为日本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修养手段，并且至今仍被高度重视。

东亚各民族都有重视修养的传统，日本民族因为这个传统被完整继承发展至今而更具现实代表性。文化人类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分析日本文化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把日本的修养分为能力培养与进而完成精神追求的两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日语中有一系列词汇表达自我修养达到“圆熟”者的精神境界。这些词汇有些用于演员，有些用于宗教信徒，有些用于剑术家，有些用于演说家、画家以及茶道宗师。它们一般都有同样的含义。我仅举其中的一个词：“无我”。这是禅宗用语，在上流阶层中很流行。它所表达的“圆熟”境界是指在意志与行动之间“毫无障碍，纤发悉除”的体验。^[8]

武士通过茶道达到平常心，商人通过茶道达到对美的感受，“平常心”在佛教界来说也是非常高的目标，一般人很难达到，毫无疑问茶道属于后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不仅一再强调了茶道，而且也认识到了佛教的终极意义，可见佛教在日本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以及在茶道中的集中体现。

【注释】

[1]冈仓天心：《茶の本》，桶谷秀昭訳，讲谈社，1996年，第1页。

[2]久松真一：《茶道の哲学》，讲谈社，1994年，第10－281页。

[3]村井康彦：《花と茶の世界》，三一書房，1990年，第8－23页。

[4]四辻善成：《河海抄》，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78年，第39页。

[5]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1页。

[6]《日本史概说》，第246页。

[7]中村修也《战国武将与茶道和佛教》，关剑平主编《禅茶：历史与现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8]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