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和民主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蓬勃展开。这是一次激发亿万群众革命智慧的哲学解放运动。哲学的解放，就是真理和群众的结合，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旗帜下充分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

一

真理和民主是属于不同领域的两种范畴：真理是认识论的范畴，民主是社会历史的范畴，两者似乎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如果思考一下事情的本质，就会发现两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是实践观点，即科学地指明认识的任务在于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的检验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前提是群众观点，即彻底地承认以物质资料生产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两个观点，不可分割，因为实践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改造自然、变革社会、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通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活动去发现、证实和发展真理的过程。坚持实践观点就必须坚持群众观点。这两个密不可分的基本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的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标志，也是共产党的全部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世界观基础。共产党人基于实践观点，坚持真理的客观标准，敢于实事求是，在实践中为真理而斗争；基于群众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自觉地发扬人民民主。真理和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性和革命性内在地结合起来的理论本身的绝对要求，也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根本条件。

林彪、“四人帮”基于篡党夺权、复辟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反革命目的，疯狂践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疯狂破坏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准则。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进行的“挖心战”，正是妄图挖掉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进行了两个理论上的根本颠倒：一个是根本颠倒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另一个是根本颠倒个人和群众的关系。这两个颠倒，正是他们全部反革命理论的基础，也是他们在真理问题上否定实践标准而另立所谓“标准”的反动理论支柱。

理论和实践的本质关系，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关系，是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任何理论、认识，作为主观的东西，都必须接受客观实践的无情检验。实践高于理论，理论的产生、发展、判别真伪都取决于实践。林彪、“四人帮”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些基本原则，放肆地鼓吹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精神万能论。林彪提出“倒过来”的哲学，叫嚷“要想办法用精神力量代替物质力量”，“四人帮”提出“理论——实践——再上升为理论”的反动公式，攻击“存在第一，思维第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一个腔调，一个目的，就是要根本颠倒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从而否定实践第一的观点，摧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

对真理标准这个关键问题，林彪、“四人帮”玩弄了许多哲学诡计。他们首先用“顶峰”论之类把发展着的活生生的革命真理凝固化为“终极真理”，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和历史性，狂热鼓吹什么“最高真理”可以“高于认识、高于实践、高于群众、高于历史”之类的绝对唯心主义的呓语。张春桥所谓“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即在夸大理论作用的烟幕下，公然把检验思想正确与否的实践标准偷换为“理论标准”。接着，林彪、“四人帮”又把一整套的所谓“活学活用”的“断章取义”法抛了出来，进一步把革命真理的科学体系诬蔑为“多而杂”、“多则惑”，否认真理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林彪宣称：“学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断章取义”、“走捷径”、“背警句”，诡称“记那么几条”，就可以“一本万利”、“一通百通”。于是，一方面，高喊“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按“有用即是真理”的实用主义原则，恶毒地肢解革命导师的著作、言论，取其所需，割裂歪曲，篡改原意，大搞片言只语“立竿见影”的骗术；另一方面，鼓吹“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类，按信仰主义原则把一些片言只语神圣化、神秘化，变成“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律令，炮制出一个以“语录为究竟”的“语录标准”。

林彪、“四人帮”利用这样的“语录标准”来制造现代迷信，而他们自己却从不迷信这些“语录”。在他们看来，“语录标准”不过是愚弄群众的工具，不过是以理杀人、扼杀真理、设置禁区的工具。他们所迷信的是自己手中的权力。一手遮天、唯权是夺的权力意志，驱使他们还需要搞另一个理论的颠倒，即根本颠倒个人和群众的关系。

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开始创立就作了科学的阐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高明的个人（包括领袖人物）只有在多少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的条件下，才能对历史的发展起一定的推进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杰出领袖们之所以能对历史发展起巨大的推进作用，正是也仅仅是因为他们自觉地遵循了社会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代表了群众的利益，而绝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什么“超凡入圣”的“先知”或“天才”。任何高明的个人（当然也包括领袖人物），他的意志和主张，一旦脱离实践、脱离群众，违背了客观规律发展的要求，违反了人民群众的意愿，那就一定会犯错误。林彪、“四人帮”被反动阶级本质所决定，极端地仇恨群众，迷信权力，必然继承反动剥削阶级的唯心史观。林彪宣扬“政变”经、天才论，“四人帮”鼓吹“法家”帝王主宰历史、“三突出”英雄独占舞台。他们通过无限夸大革命领袖的个人作用，来抹杀党的集体智慧，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也创造合乎历史要求的领袖人物的根本决定作用。他们的反动历史观，具有权力拜物教的思想特征。所谓“一切为了权字”，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专政就是“全面专政”，成为他们反革命的政治代数学。他们凭着权力意志，炮制出一个以权力作为尺度的“真理标准”，似乎“谁有权谁就有真理”，权力大小还能决定真理的多少，“首长”说的全部谣言和诡辩也都可以变为真理。这种“权力标准”，把“长官意志”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不过是“强权即真理”的再版，是林彪、“四人帮”拼命宣扬的权力拜物教在真理观上的表现。

二

针对林彪、“四人帮”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所制造的思想混乱和理论颠倒，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民主观，从理论上弄清坚持真理和发扬民主、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地发展着的科学真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开始创立时，就把真理和民主作为两个互相联系的最重要的研究课题。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批判，出版了《神圣家族》，清算了鲍威尔等人的天才史观，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肯定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根本观点。恰在同年，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批评，写出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认识论上既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并认真剥取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中把实践作为认识的一个环节的真理颗粒，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规定了实践是变革现实的物质活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即人类认识的来源和检验真理的标准都只能是社会实践的根本观点。这样两个观点的同时确立，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石，引起人类认识史的空前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每当革命进入新阶段，需要总结实践经验、克服错误思潮时，革命导师总是一再提出实践标准问题，指出：对一切哲学怪论“最有力的驳斥就是实践”；同时，革命导师又总是一再强调“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而痛斥把个别人物神圣化的天才史观或英雄史观。

毛泽东早年的光辉著作《实践论》，深刻阐明了实践既是认识的动力和来源，又是认识深化的基础，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真理、证实真理；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进一步把作为唯物史观的基石的群众观点，明确地直接地引入了认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认识论紧密结合，深刻地阐明了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的统一，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保证发现真理、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认识路线得到实现。这就把真理和民主这两个课题内在地结合起来，作了深刻的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非常强调无产阶级是最坚决、最彻底的民主派，强调必须认真研究民主问题。毛泽东面对中国革命具体的历史特点，对民主革命问题作了深刻研究，写了许多论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深刻阐述了真理和民主的关系，语重心长地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实践不是抽象的个人活动，而是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也就是认识的主体，真理的认识在实践着的群众之中，要学到知识，找到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极为精辟地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里所阐明的是党的工作路线和认识路线的一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揭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发现和检验真理的必由之路。所以坚持真理和发扬民主、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和实行群众路线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这里所阐明的关于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领导对群众的从属关系，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关系，先有民主后有集中的关系，等等，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民主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观，就是实事求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发展真理的真正源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严肃的科学态度。无产阶级的民主观，就是群众路线，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依靠群众，无限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党的各级干部只能是群众的勤务员，社会的公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并逐步组织劳动群众直接管理自己的国家，实行巴黎公社原则的选举制。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民主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才可能确认群众对真理最有发言权，因而才会自觉地实行群众路线，发扬人民民主，倾听群众的呼声，集中群众的意见，把自己对真理的认识放到群众中接受检验，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样的，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人民民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拜群众为师，才可能把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的这个理论真正落实到行动，在实践中解决认识路线问题。相反的，如果相信“领导高明，群众落后”，颠倒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乃至迷信“长官意志”，迷信“权力标准”，那就根本不可能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不可能实行群众路线，不可能遵循科学的认识规律，不可能坚持实践标准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可能取得客观真理的认识。结果，只能回到“本本标准”或“语录标准”上去，继续颠倒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就必然走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民主观的反面，乃至成为阻挡革命发展的绊脚石。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