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自由宪政思想的哲学前提

伯林曾经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但是他后来的哲学旨趣与之大相径庭。因为他发现以艾耶尔为代表的这一哲学流派处理知识和真理的方式具有简单化倾向。首先，伯林认为，哲学不是一种累积性学科。我们无法重现或复原古代哲学语境，但古人探讨的哲学问题对今天人们研究哲学仍然有启示意义。这表明伯林对待哲学史和思想史具有更宽容的态度。这一点表明了伯林与当时英国哲学主流的根本差异。其次，伯林认为，哲学产生于各种有争议观念的冲突。观念来自生活，生活变化了，观念也会变化，冲突随之变化。冲突滋生困惑。但是，当生活变化时，更多的困惑在没有获得解答之前就枯萎了。思想因营养不足而枯萎较之通过争论而被驳倒要快得多。因此，由于滋生新问题的社会是不断变化的，以为所有问题都能找到解决办法的观念即使在原则上也是荒谬的。^[9]哲学解决的是观念之间、语词之间或表述方法之间的冲突产生出来的各种疑难。困难在于，用来解决这些疑难的方法彼此是不可类比的。伯林主张，不同问题应当以不同方式来对待，他反对艾耶尔否证理论，即把不符合一定标准的知识通通斥之为“伪知识”而给予抛弃。第三，哲学问题不同于经验问题，也不同于数学问题。伯林强调哲学问题的独特性，哲学问题无法用经验手段或逻辑手段来解决或消解。生活目的、善与恶、自由和必然、客观性和相对性等问题，既不能靠查阅最高级辞典来解决，也不能用经验方法或数学推理方法来解决。这一点表明伯林与艾耶尔等逻辑实证主义者具有不同的哲学趣味。第四，伯林认为，哲学能大大增强人们的批判能力。哲学的用处之一在于让人透过政治上冠冕堂皇的词藻，识别各种谬论、欺骗、恶作剧、赘疣、感情上的讹诈，以及各种各样的诡辩和伪装。这一点表明，伯林继承了批判哲学的精神，承认哲学的批判性，强调哲学的治疗功能。第五，伯林主张哲学的主要目的在于自我理解。哲学的目标在于理解人、事物、语词三者之间的关系。哲学不仅探讨主体和客体、意识和物质、存在和思维的关系，而且在这里，伯林突出了语词在哲学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性。第六，伯林非常重视思想史，尤其重视对哲学家或思想家个案的研究。他的论著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只是到了晚期才编辑成论文集形式出版。注重个案和注重具体政治与社会问题是伯林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一大特点。第七，伯林主张，极权的独裁的专制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思潮之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即，宇宙有一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皆有一个根本同一性。它一经发现，就能为解决人类社会根本问题提供最终解决方案。^[10]按照这个假设，“全部实在，我们关于它的所有知识的分支，构成了一个合理的、和谐的整体，人类各种目的存在着终极的统一性和和谐性。”^[11]伯林称这种信念为形而上学的一元论教条。这种形而上学信念是一个谬误。它是人类所有重大社会灾难的思想根源。伯林的主张同胡塞尔、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德里达、福柯、罗蒂等哲学家或哲学流派对于“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反省和批判相一致。第八，伯林哲学的逻辑结论便是多元论。伯林专注于探讨伦理、政治、审美价值和人类知识领域的多元论；无论在政治理论和历史哲学著作中，还是在认识论著作中，“这种专注都居于中心位置”^[12]。多元论为伯林自由宪政思想确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伯林提出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多元论。这种多元论关注的焦点不是“善”与“恶”之间的不可兼容性和不可公度性，而是“善”与“善”之间的不可兼容性和不可公度性。伯林把它视为当代哲学的核心难题。这个难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本体论上如何揭示善的多样性、不可兼容性和不可公度性；二是在方法论上如何应对善的多样性、不可兼容性和不可公度性。围绕上述难题，伯林提出了三个命题来给予回应，即“善与善之间存在着不可兼容性和不可公度性”、“无法逃避选择是人类的状况”、“不存在无缺憾的完备性世界”。这使得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在当代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英国哲学中极富悲剧和悲观色彩的一种哲学。

命题之一：善与善之间存在着不可兼容性和不可公度性自从柏拉图以来，西方思想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信念是，所有善不仅和谐共存，而且相互包容。在最美好的人类生活中，人类不断发展的优点或样式都彼此不相冲突或相互排斥。“宇宙有一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皆有一个根本同一性。它一经发现，就能为解决人类社会根本问题提供最终解决方案。”^[13]按照这个假设，“全部实在，我们关于它的所有知识的分支，构成了一个合理的、和谐的整体，各种人类目的存在着终极的统一性和和谐性。”^[14]所有真正美好的事物、所有善的事物都“在一个单一、完美的整体中相互关联，或至少彼此相容”^[15]。伯林称这种信念为形而上学的一元论教条。“该教义包含这样一种推论：实现由这些美好事物所构成的模式，乃是所有理性活动，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理性活动的真正目的。”^[16]像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等都持着这种一元论思想。即使到了今天，它仍然支配着西方主流哲学和西方主流意识形态。

与这种一元论思想相对应的是各种怀疑论和主观主义。怀疑论和主观主义看到了伦理学观念和实践理性观念中的不可公度性。它们否定道德知识的客观性，拒斥任何类似于道德信念或道德判断的东西，把道德规范同化为对偏好的表述。比如，休谟明确地区分了实然世界（事实）和应然世界（价值），他认为，我们无法从前者推导出后者。人的道德是人的同情心的推广和放大，因此，人们从实然世界角度来演绎和思考应然世界是不可靠的。康德沿着休谟的思路，试图弥补在事实和价值之间的裂痕。当康德在脑海中浮现“浩翰灿烂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的时候，康德有一股强烈的要给宇宙万物立法的主观冲动。这种冲动导致他一直摇摆于承认客观实在即“物自体”的一元论和我们只能认识现象世界但无法认识“物自体”的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之间。休谟、康德等人关注的重心是如何把事实和价值给予一致起来。正如罗尔斯指出的那样，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一种“建构论”。实际上所有建构论都是“补救论”或“补偿论”。^[17]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既反对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价值一元论，也反对怀疑论和主观主义。与康德一样，伯林显然受到了休谟的影响，“休谟通过他的怀疑论的论证贬低理性的主张，并不是要推出一种认识力的绝望，而是引导我们去发现和接受我们自身的局限。”^[18]休谟怀疑论激起康德一种去克服道德和人类活动的消极性的冲动，即去开发或建构一个宏大的内在和谐和一致的价值世界的冲动。但在伯林那里，情形正好相反，“去发现和接受我们自身的局限”实际上导致伯林承认人的卑微和理性的卑微，看到在现实世界里不同的善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冲突。

伯林主张一种基于事实和人类生活（方式）多样性的客观价值多元论。伯林发现，不仅善与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可公度性，而且善与善之间存在着无法消解的不可公度性。伯林一再强调人类实际生活中面临的各种两难处境：“在某些特定情形中，是不是要以牺牲个人自由作为代价来促进民主？或者牺牲平等以成就艺术、牺牲公正以促成仁慈、牺牲效率以促成自发性、牺牲真理与知识而促成幸福、忠诚与纯洁？”^[19]伯林认为，人类对于这些两难境况的处理只能顾此失彼或非此即彼，而做不到两者兼顾。“我想提出的简单的观点是：在终极价值无法调和的情况下，从原则上说，是不可能发现快捷的解决方法的。”^[20]

由此，伯林提出了第一个价值多元论命题：“善与善之间存在着不可兼容性和不可公度性”，这是我们人类面临的首要难题，也是伯林终身关注的首要难题。

命题之二：无法逃避选择是人类的状况由于在现实世界中确实存在着许多善是敌对的和冲突的，伯林进而否认当不同的善发生冲突时总能运用合理标准解决这些冲突。许多人类的善不仅难以和谐共存，而且不可公度和无法比较。因此，客观的价值多元论是人类的必然选择。这种多元论在西方哲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人类拥有的异质而基本的“善”和“价值”在终极层面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冲突。伯林认为，在任何道德或行为准则的范围内，在终极道德价值之间总会产生一些冲突，对此，无论是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都无法予以解决。比如自由与平等、公平与幸福都被认为是内在的善，但这些善在实践中经常发生冲突，在本质上存在着内在竞争，对这种冲突不可能依靠任何超然标准加以仲裁和解决。“在我看来，那些要求最终答案——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整齐划一的哲学一元论——以前和现代正在做的正是这些。”即他们强调应当“理性地做决定”^[21]。应当“根据普遍的理想，即根据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所追求的整个生活模式来做决定”^[22]。当他们如此思考或行动时，他们不是直面价值两难，而是无视价值两难，或者借助于一些技巧或知识从表面上消除这些价值两难，或者用价值两难的一方简单地取消或取代另一方。所有这些做法都“曲解”了价值两难。“既然有些价值可能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那么，原则上可以发现所有价值都能和谐相处的模式这样一种观念，便是建立在关于世界本质的一种错误的、先验的观念之上。”^[23]

伯林由此提出第二个价值多元论命题，这是一个类似于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哲学命题：“无法逃避选择便是人类状况。”^[24]人的“目的是相互冲撞的，人不可能拥有一切事物……于是，选择的需要，为着一些终极价值而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的需要，就成为人类困境的永久特征”^[25]。因为选择，无论什么样的选择，都不会指向完美的无缺憾的世界，所以，当面临“疑难案件”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伯林都否定了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寻求“唯一正确答案”的可能性。^[26]在伯林看来，“这种观念……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曾经（并依旧）导致理论上的荒谬与实践上的野蛮后果。”^[27]

其次，同一个“善”和“价值”自身存在着内在矛盾或不确定性。这些善或价值在本质上是复杂的和内在多元的，包含着冲突因素，有些因素是基本的和不可公度的。比如，举报自由和保护隐私自由是相互竞争的，体现了各自独特的不可公度的价值。再比如，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也是相互竞争的。这些善自身在总体上不是和谐的，它们只是各种不可公度因素进行竞争和发生冲突的场所。

与伯林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罗尔斯提出了“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和“最大化最弱者利益策略”（maximin strategy），^[28]德沃金提出了“根本的善”和“派生的善”的观念，“基于原则的权利”和“基于政策的权利”的观念，实际上都试图回答“善和价值的内在矛盾和不确定性”问题。^[29]但是伯林认为，无论采取何种“原则”或“办法”，这些“内在矛盾”和“不确定性”都无法得到圆满解决或根本解决。“这种进退两难在逻辑上是不可解决的：我们既不能牺牲自由，又不能牺牲捍卫自由所需的组织，也不能牺牲最低限度的福利。”^[30]伯林给罗尔斯和德沃金的忠告是：“所需要的是少一些一般原则的机械的、狂热的作用，不管这些原则多么合理或正确；将广为接受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普遍方案运用于未被检验的个案时，所需要的更多的谨慎、更少的傲慢自负。”^[31]

第三，每一种价值与其所属文化的内在一致性，文化差异导致价值冲突。不同文化具有不同价值，不同价值依附于不同文化，由于文化的不可公度性，导致价值与价值的冲突。不同文化产生不同的道德和价值，这些文化包含重叠交叉特征，也为不同不可公度的优点、美德和善的概念提供了说明。有些善各自起源于不能结合的社会结构，假如这些社会结构是不可公度的，那么这些善也是根本无法结合的。伯林因此成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思想先驱，伯林哲学也成为社群主义和文化多元论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很容易被混同于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桑德尔曾经把它与相对主义相提并论，说伯林“差一点就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桑德尔对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提出了这样的诘难：“伯林假定的道德宇宙具有悲剧性的构造，问题是，自由理想难道不也和其他相竞的理想一样，都要受到价值的终极不可共量性的约束？若是如此，为什么自由理想具有优越的地位？而如果自由不具有道德上的优越地位，如果它只是众多价值之一，什么可以支持自由主义？”^[32]在《自由主义社会的偶然》一文中，罗蒂站在伯林一边，对这种指责做出了回应：伯林对价值相对性的承认是一种对于客观事实的承认，而不是一种主观好恶的承认。“我是站在伯林这一边发言的，想要为伯林打杂，替他芟除哲学树林下的一些丛薮。”^[33]罗蒂明确把伯林自由理论表述为“自由是对偶然的承认”，并坚决拒绝了“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需求”^[34]。因此，面对人类的价值和“善”的多样性、不可兼容性和不可公度性，在本体论上拒绝一元论，坚持多元论是伯林哲学的逻辑结论。

更重要的是，伯林预见到了他的价值多元论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这将'毁或动摇古今大量思想与行为的基础；并且至少将影响对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解，以及建立在这些自由之上的价值。”^[35]

命题之三：不存在无缺憾的完备性世界。伯林专注于探讨伦理、政治、审美价值和人类知识领域的价值多样性；无论在政治理论和历史哲学著作中，还是在认识论著作中，“这种专注都居于中心位置”^[36]。当伯林从他的价值多元论视角来评判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现实的时候，“既然没有一种解决方案是保证不会错的，那么，也就没有一种部署是终定的。”^[37]因此，承认和接受“有缺陷的不完备的世界”便是他的唯一选择。他由此提出了第三个价值论命题：“不存在无缺憾的完备性世界。”

伯林是一位“清醒而冷静”的哲学家，他基于对人性现实性的探讨来揭示人类基本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重视不同社会基本制度设置的思想观念根源或意识形态根源，但否定其超越人性的形而上学根据，把社会制度建构建立在对某种人性模型即多元论人性模型的确认之上。比如，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论证，对我们认清自由的本质，认清一些政治思想对自由的严重误认，重新认识和评价近代文明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具有重大借鉴意义。^[38]

伯林主张有原则的宽容，主张少数派和异端的消极自由权利应当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步出困境之路存在于某种逻辑上混乱的、可变的甚至是含糊的妥协。”^[39]伯林强调现代社会应当全面保护个人的消极自由，使其免于积极自由的过分侵害。伯林把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或公共理性置于同等重要的平行地位，积极地替消极自由和公民权利作辩护，他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提防“开始时作为自由学说的东西结果成了权威的学说，常常成为压迫的学说，成为专制主义的有益武器”^[40]。与此同时，同专制相比，在伯林看来，尽管正义的自由社会可能比任何其他社会都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但是它绝不是没有代价的。“舆论一律的要求今天比昨天更加急切；忠诚受到更严厉的试炼；有其自己私生活品位和内在行为标准的怀疑论者、自由主义者、个人，如果他们自己不刻意认同有组织的运动，就将成为双方面恐惧与嘲笑的对象，成为迫害的目标，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大战中，受到所有进入阵地的党派的诅咒与蔑视。”^[41]不存在没有代价的社会世界（no socialworld without loss）。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不可能为所有的人类价值留下足够的空间。“它的实现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压制是为了生存，而生存主要是去压制。于是治疗变得比疾病更坏，并且采取教条的形式，而这些教条是建立在某些个体的简单的、清教徒式的信仰之上的，他们从不知道或早已忘记了生活的甘美、自由的自我表达、人与人的关系的无限多样性、自由选择的权利、忍受的艰难、屈服的无法容忍性等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42]伯林借此批判了现代完备性社会的虚假性和残暴性，提出了“无缺憾的完备性社会”的不可能性，为后人构建新社会制度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为我们认清人自身、社会和制度的本质提供了新视角。

伯林承认“不存在无缺憾的完备性世界”，实际上触及人类社会根本制度设置的合理性问题，但是他没有解决那个问题。他只是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建议：“少一些弥赛亚式的热诚，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对特异性的宽容，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地多一些达到目标的方法，为那些其趣味与信念（对错姑且不论）在多数人中很难找到共鸣的个体或少数人实现他们的目的多留出一些空间。”^[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