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思想家的个人生活经历在其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可以忽略不计，有些思想家的个人生活经历与其学术思想具有内在联系。康德属于前一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则属于后一类思想家。
1909年，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出生于当时为俄国城市后为立陶宛首府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为木材商人。由于发生俄国革命，加上其家人对英国生活的向往，他在1920年前后随父母移居英国。[1]伯林描述了俄国革命时自己的家庭：“我的父母属资产阶级自由派。”[2]“我不可避免地受苏联存在的影响……尽管我父母没有受过苏维埃政权的迫害，来英国也不是被驱逐的。”[3]1928年伯林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成为万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汀等一起参与了普通语言哲学运动。艾耶尔是伯林的同学和朋友。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对伯林产生过一定影响。但他认为“逻辑实证主义者在主要方面是错误的”[4]。伯林在1928年至1940年发表论著《卡尔·马克思》和讨论音乐和诗歌的许多文章，并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巴古宁、柏格森、杜威等人思想有些评论。[5]伯林与其牛津哲学同事具有不同学术兴趣。二战期间，伯林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伯林没有亲临一线，并且他直到1944年底才得知纳粹在二战期间屠杀犹太人的确切消息：“对我来说，至少在1944年底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些屠杀……我得知这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实在是太晚了。”[6]作为犹太人，伯林对自己虽非主观造成的这一重大过错深感愧疚。在1941年到1946年，他暂时离开学术界，没有公开发表著作。1946年伯林重返牛津教授哲学，并转向政治和法律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1974年至1978年担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7]
从上述描述可知，伯林既亲历又回避的三个事件对其自由主义多元论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俄国革命，伯林既经历了那场革命，又躲避了那场革命；二是牛津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运动，伯林既参与了那个运动，又中途退出了那个运动；三是二战，伯林既经历了那场战争，但他远在后方，正像他躲避俄国革命一样，实际上躲避了那场战争。伯林对当时正在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学院事件有所介入，有所耳闻目睹，但他看得不很真切。他多少回避着这些历史事件或学院事件。起初的认识失真导致他后来不断的回顾、追溯和反省，导致1946年的学术转向。这个转向的最重要理论成果便是《自由四论》，尤其是《自由的两种概念》，后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被后人誉为一篇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宣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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