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行的教育思想

张伯行(1652—1725),字孝先,号敬庵,一号恕斋,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历任内阁中书,福建、江苏巡抚,户部侍郎兼管仓场及钱法堂事务,礼部尚书等职。卒谥清恪,光绪初从祀文庙。历官二十多年,以崇程朱理学为己任,建有仪封请见书院、福建鳌峰书院等,刊刻有理学著作《正谊堂全书》,著有《正谊堂文集》《续集》《困学录集粹》《续录》等。

一、“学为圣贤”的教育目的

张伯行生活的时期是理学衰颓和演变时期。虽然程朱理学仍是统治思想,康熙帝还“夙好程朱,深谈性理”^[163],但张伯行感到,理学已受到“俗学”和“异学”两方面的挑战。所谓俗学是指因科举兴盛,士子“奔竞成俗”。他们或者不读《诗》《书》,不钻研程朱那一套理论,或者言行不一,“言称先王而行同流俗”^[164]。所谓“异学”是指王阳明心学、李贽“不受拘检”思想以及颜元事功学说、训诂学派等。当时,这些学说广泛传播,张伯行惊呼:“今天下学术裂矣,李中孚以禅学起于西,颜习斋以霸学起于东。嗟乎,正学其不明于斯世也乎!”^[165]在“异学”中,王学的影响最大:“近世王学之害尤甚,希心顿悟,卒天下而尽禅,其流曷有底止。”^[166]在这种形势下,张伯行力图以其“得位遇时”的有利条件,“大为整顿一番,救陷溺、扶正道,使一世咸归一道同风之上理”^[167],复兴理学。

张伯行认为,要消除俗学、异学的影响,复兴理学,必须从“正趋向”即端正士子为学目标开始。学习目的端正了,就等于立定了“根基”,这样,“日积月累,自然渐有长进”,士风也会好转。“若不先定趋向,读书时知有圣贤,到应事时,依旧还是庸人,随俗俯仰,与世沉浮,徇情纵欲,汩汩而不能以自振。”^[168]因此,他提出学为圣贤的教育目的。

张伯行指出,人应该顶天立地,不光考虑自己的功名利禄:“天地人为三才,人须是顶天立地,不亏其分量方好。生要有益于世,为天地间不可少之人;死要有传于后,为千万世重有赖之士,方不负此七尺之躯,不至碌碌与草木同朽。”^[169]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圣贤为自期:“学者立志当以圣贤为自期,本圣贤之学以消其固陋,发之为经济,见之为事业,其用也宁有穷乎?”^[170]

那么,如何学为圣贤呢?张伯行指出,应该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学者志不可不志于远大,亦不可骤期乎远大。盖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也”^[171]。要为圣贤,就必须从小事做起,从日常事做起,认真实践封建伦理道德。他说:“盖圣之所以为圣,只此伦理之克尽而已。……诚能于日用之间,入则孝,出则弟,事事本之以忠而行之以恕,去其所以不如尧、舜、孔子者,就其所以如尧、舜、孔子者,则亦尧、舜、孔子而已矣。”^[172]从这种意义上说,学为圣贤就是“尽此伦理,成得个人”^[173]。他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试看朱子《小学》、《近思录》,便是做人的方法。虽是要做圣贤,也须从此做去。”^[174]他所说的做人,就是真正实践封建伦理道德的人,而不是当时常见的言行不一的伪道学。

但是,光能实践封建伦理道德还不够,还须德才兼备。张伯行要求士子“毅然以斯道为己任,不沦于俗学,不溺于异端,处则为幽独不愧之身,出则为家国有用之士”^[175]。这种人才既有远大目标,又能脚踏实地;既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又有杰出的统治才能。这就是张伯行“学为圣贤”的真正含义。为实现他的教育目的,张伯行系统提出了各级各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二、以“经义”“治事”为主的教育内容

作为程朱理学家,张伯行首先要求士子读程朱理学著作,反对泛览诸子百家。他强调:“学者恪守程朱,是入圣贤的大道,泛览诸家便走错了路头,所以学贵知要。”^[176]

鉴于当时“异学”“四方响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177],为防止士子误入“歧途”,张伯行为学者精心编排了一份书单,作为为学的次第和途径:“学者实心做为己工夫,须是先读'‘五经’、‘四书’,后读《近思录》、《小学》,则趋向既正。再读薛文清《读书录》、胡敬斋《居业录》,然后知朱子得孔孟真传,当恪守而不失。再读罗整庵《困知记》、陈清澜《学部通辨》,然后知阳明非圣贤之正学,断不可惑于其说。从此观诸儒语录,则是非了然胸中,邪正判如白黑,可以无歧趋之惑矣。”^[178]在这份书单中,张伯行强调先读孔孟和程朱理学著作,以定“趋向”,使学生有正确的是非观念,能“辨同异而定取舍”。他认为,为学之初即无选择地泛观博览,则会“美恶杂陈,是非混淆,我之趋向能粹然一出于正乎?吾恐五色迷目,其不为所惑者鲜矣”^[179]!

张伯行反对泛览诸家,而鼓励学生泛读程朱理学的著作。他创鳌峰书院,搜罗自宋代至清初的理学著作数十种,刊刻为《正谊堂全书》以教诸生。他建紫阳书院,又“谨纂先儒语录、文集不背朱子者,得数十部,尽发之书院,令诸生得以纵观”^[180],使诸生“渐摩陶淑于其中”,“德性自坚”^[181]。

为了培养“有裨实用”的统治人才,张伯行强调,士子除了读经书,还应“深究用世之道”。他尖锐地批评当时士子只知读八股文,“时艺之外,茫然无知”,根本没有实际知识,侥幸得了一官半职,则“茫然失措,民有隐而不知,下有奸而弗烛”^[182],“不得不听命于奸胥猾吏”^[183]。针对这种情况,张伯行办紫阳书院,就仿照宋代胡瑗的方法,经义、治事兼顾,他自称:“余维所以教导诸生者,不出经义、治事二者之外。”^[184]他要求学生,在读书时就要以天下为己任,“留心世务,淹贯博通,务在有裨实用”^[185],认真钻研“兵刑、钱谷、农桑、水利民生日用之务”^[186],今后,“出则为乘时济世之才,处则为经明行修之士”^[187]。

张伯行反对士子沉溺于八股文之中,但并不反对士子读八股文。他认为既然科举考试成为入仕的途径,那么士子就有必要学写八股文。但他要求士子不要仅仅在文字上下功夫,“斗声竞艳”,而应把注意力放在“发明道理”“各抒心得”“阐明圣贤之义蕴”上。

总之,张伯行的教育内容,是为他德才兼备的统治人才的培养目标服务的:通过程朱理学教育“正趋向”,通过治事教育培养实际才干,而习八股则为士子入仕作准备。这些教育内容基本上反映了清初统治阶级对人才的要求。

三、“致知力行”的教学思想

张伯行的教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知行统一理论基础上的。张伯行指出:“知与行不可偏废。”接着,他总结了古代特别是程朱的知行观,指出知行的相互依赖关系:“《书》曰:‘知之非艰,行之维艰。’是行固难矣。程子曰:‘自古非美材能力行者,然鲜能明道。’以此见知之亦难矣。朱子曰:‘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致焉。’是先知而后行也。若不知而能力行者,特其天资之高,生来纯粹,所行偶能近道耳。故知行不可偏废,而亦常相须。知之真,则力必行。行既力,则知益真,而守愈固。”^[188]由此可见,张伯行是同意朱熹的观点的,即先知而后行。他认为,不知而能力行,仅是个别天资特别高的人才能做到,而且他们也仅仅是“偶能近道”而已。张伯行的这种观点是对颜元思想的批评。张伯行认为,颜元重视行但不重视知,是“未能知之,先以行之,以修身之事为格物之功,其为学不已误乎”^[189]?同时,张伯行指出,知行互相依赖、互相促进,“致知力行如车两轮,如鸟两翼,缺一不可”^[190]。这种观点是对当时不良士习的批判。张伯行指出,当时的士子有的做学问脱离实际,“求之高远”,“日从事于不可究极之域,以炫耀于人”^[191];有的则“口谈道德而念切纷华,言称先王而行同流俗”^[192],一当上官就只知肥身家、保妻子。为此,张伯行强调要知行统一。他的知行统一包含着学用一致、言行一致和思想。

那么,知行应统一于哪里呢?张伯行认为,应统一于封建伦理道德,也就是所学和所行都必须符合封建伦理规范。他说:“自古圣贤都是在人伦日用上用功夫。若离了人伦日用讲性命,就是禅学;人伦日用上若有欠缺,犹自谈元(玄)说妙,便是伪学。”^[193]把知与行都统一于“人伦日用”,就可以杜绝不切实际和言行不一的现象,培养出真正实践封建伦理道德的人。

从他的知行统一观出发,张伯行的教学思想强调致知力行。如何教学生致知呢?张伯行总结了儒家的教学经验,提出教人应从日常生活“极平常处”着手,从已知到未知,从具体到抽象,循循善诱。他说:“夫子不以一贯示他人,而独示曾子。周子不以太极图示人,而独示二程。曾子却不言一贯而言忠恕。二程夫子却不言太极,只言人伦日用当尽的道理,无非要人从极平常处循循做将去,自有入手得力处。张横渠先生以礼教人,使人有所持守,朱子纂《小学》、《近思录》,亦是这个道理。”^[194]

同样,张伯行教学生读书,也主张从易晓处入手,由浅入深:“朱子答郑景明曰:‘读书且渐就易晓处求一入头下手,功夫且读且行,久之自有见矣。’予谓且读且行,这便是入头下手最切要的功夫,所谓知行并进也。而于易晓处求之,又由浅入深之法也。”^[195]

教学生“力行”是张伯行教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指出,最好的教学方法就是教人实下手做功夫:“善教者无他法,只是教人实下手做功夫,便是善教;善学者亦无他法,只是从实施上下手做功夫。”^[196]

在张伯行看来,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是一个统一体,决不能分开:“岂可以教学分为二事?”^[197]教与学都必须遵循致知力行的原则。关于学习,张伯行提出,应该深入钻研义理以致知,体贴到自己身上以力行。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点:

①读书不可浅浮,应深求书中的义理,了解作者的精神实质。他说:“圣贤立言自有本旨,吾人读书须是深求其意,要得古圣贤本意之所存,方能有得。”^[198]如果“不向里面去探讨”。就会像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张伯行还以登山为比喻,指出钻研义理的重要性:“学者为学,进一步便见得一步的道理,若层垒渐渍,则道理精微矣。譬如登山,上一层有一层的光景,迤逦而上,到绝顶处光景自是不同。学者功夫用得深,则道理亦见得深。登山上得层次多,光景见得亦多。”^[199]

②读书不可穿凿。张伯行指出,读书要探求义理,但也不能穿凿附会,对不懂的地方,要能阙疑。他说:“阙疑是读书之法,强解则凿矣。”^[200]他规定学生每人备一本小册子,将每天读书遇到的问题记下来,等今后读书多了融会贯通,或请教老师。

③读书不可过于急迫。他指出,读书过于放松固然不好,但要能深求义理、自得于心,也不能过于急迫,应该勿忘勿助,循序渐进:“学者固当主敬,然功夫又要勿忘勿助。才宽缓便恐涉于放纵,而有颓堕委靡之患;才谨守又恐过于执持而无宽缓自得之致。须是涵养省察交致其功,而又循序渐进,优游不迫,则工夫自可驯致矣。”^[201]

④读书应体贴到自身。张伯行强调,读书必须联系自己实际,付诸实践,这样才有益:“读书须是体贴在自己身心上,则读一句得一句之力,读一章得一章之力,方为真实,读书方于自己有益。若不体贴,则书自书,我自我,虽读书万卷亦奚益哉!”^[202]

张伯行的力行包括两方面的实践:平时应将义理“验之于日用行事之间”,言行一致,“身体而力行之”^[203];踏上仕途以后,则应将义理“措之家国天下之大”^[204],实行“圣贤”的义理。

总之,张伯行教学思想的特点是提倡致知力行,注重实践在教学中的作用。虽然他的实践范围主要在于封建伦理道德,但他的知行统一观和重实践的主张,包含着唯物论思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四、儿童教育思想

张伯行继承了历代儒家特别是朱熹的教育思想,把儿童教育看作大学教育的基础,予以高度重视。他强调:“发蒙之初,圣功之本,古今人才胥造其中。”^[205]张伯行提出了儿童教育的两条原则:第一,应该养生与养德兼顾,“动息节宣以养生也,威仪行义以养德也”^[206]。既要使孩子身体健康,又要从小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两者不能偏废。第二,要“幼而教”,使孩子习与性成:“教子弟者,自其幼而教之则甚易,迨其长而始教之则甚难。幼而教之,使顺其性之本然,故易。长而教之,习染既深,使返其性之本然,故难。”^[207]张伯行还总结历代儿童教育经验,把儿童教育进一步分为胎教、家教和小学教育这三种互相衔接又相对独立的教育,并论述了它们的特点和教育原则。

①胎教。张伯行认为,蒙学是大学的基础,而胎教则是“蒙养之原”。如果胎教与蒙学相衔接,则子女成才就比较容易:“有胎教以端蒙养之原,复有启蒙以至圣学之本,人才之成也易矣。”^[208]关于胎教的具体方法,张伯行主要吸收了《列女传》中的有关思想,主张:“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正则善,感于邪则恶。”^[209]因为:“子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母以正气感之,则先天之变化得效最速。”^[210]如果能“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不给胎儿以不良刺激,所生的子女就能“形容端正,才德过人”^[211]。

②家教。张伯行指出,化民成俗必从家教始。家教有两个特点。第一,家教是潜移默化的教育。正是父母的言语举止和处世方法,给孩子以长期的、深刻的教育。从这种意义上说,学校教育的作用还比不上家庭教育:“师教不如家教。《传》曰:孔子家儿不识骂,曾子家儿不识斗,化使然也。”^[212]第二,家教是亲情教育。父母出于爱子之心,对子女往往“恩多掩义”,对孩子的缺点不忍批评。孩子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无以约其泮奂不一之心,平其悍鸷难御之气,小则伤恩害义而不自知,大则灭天伦而不可救,以此救治不亦难乎!”^[213]因此张伯行提出,应建立家规,用来约束和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对子女应进行“五品之教”:“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214]既要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成长,又不能管得太死。总之,真正做到“爱而有教”是家教成功的一个关键。

③小学教育。小学是在家庭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儿童教育的高级阶段。张伯行提出,小学教育的目标是教儿童“做人底样子”^[215],也就是培养儿童在思想品格、言语举动等方面都一归于正,与大学教育相衔接。张伯行是理学教育家,他的小学教育也以理学为基本内容,主张“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216];小学教育从主敬入手,将“敬”字“体之于身而实践之,方知人之所以为人,……然后有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大学之基本以立”^[217]。关于小学的教学,张伯行非常赞赏胡籍滨的教法:“胡籍滨先生教诸生,每日于工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此于养蒙之功为最要。”^[218]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能积累课外知识,“每日录一条,积久自多;常目在之,故不至于遗忘”^[219],而且儿童都喜欢听故事,观看古人故事不以为苦。这样,久而久之,“义理浃洽,浸灌不自知,而入于圣贤之路矣”^[220]。虽然这些主张是为培养“圣贤”服务的,但他提倡的顺应儿童兴趣,逐渐灌输知识,开阔知识面的主张,符合儿童心理特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五、学校教育与取士制度改革思想

清初,科举考试制度暴露出许多弊端。正如黄宗羲所指出的:“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221]张伯行也反复指出其弊病:一是以八股取士,“所重独在文词”^[222],士子整天埋头“讽诵摹仿”,不解义理,不问世事,没有任何实际经验;二是以富贵利达引诱士子,使士子“声色货利溺于中”^[223],一旦当官,“甚者恣睢暴戾,以肥身家”^[224]。科举衰落还严重影响学校教育。当时许多学校已成为科举的附庸,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张伯行指出:“今日学校不修,世间所称为好人者,不过天资醇朴,不加以学问之功,终不能做出事业来,安望有益于世?”^[225]面对上述状况,他提出学校教育与取士制度改革的设想。

张伯行指出,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是互相连接的。两者之间人才培养是基础,决不能重取士而轻培养,重科举而轻学校:“人材待养而后成,而后待用,此古者用人之法。今日养士之道缺矣,不素养而求人材,犹不琢玉而求之文彩也。”^[226]太学是封建时代最高层次的教育,张伯行主张整顿太学,选拔有德义的教师和英才荟萃于太学,以明体达用、修己治人为教育内容,不能以八股为重。为了制止学校变成科举的附庸,他提出应采取分流措施,让部分学校以学义理为主,部分学校以学八股为主,“稍为区别,以激其向道之心”^[227]。他指出,如果学校不加区别,统统“定期每月三课,沾沾以文艺之高下分人才之优劣”,那么,士子都去“揣摹场屋,冀得入彀,置正学于弗问矣”^[228]。他在福建时就推行这种分流方法,建鳌峰书院以教义理,建共学书院收习举业者。

张伯行看到科举考试的弊端,但又认为不能废科举。因为士子读经书是为了科举考试,一旦废科举,人们必然不读经书:“或有欲废科举,行乡举里选之法者。”予曰:“科举不可废也。今之读经书者,于经书不出题处则不读矣。今日废科举,则《四书》、《五经》皆不读矣。虽欲行乡举里选之法,将选不读书之人乎?”^[229]张伯行设想,在行科举考试的同时,行乡举里选之法,以弥补科举的不足。具体做法是:“今逢子、午、卯、酉之年行乡试,辰、戌、丑、未仍会试,寅、申、巳、亥之年加乡举里选之科,举贤良方正。”^[230]乡举里选的取士标准以忠孝为主:“其法以恪遵圣训、谨身寡过、早完国课、急公尚义者为忠;以生事死葬尽礼,昭彰耳目,宗族共称者为孝。至于长幼之序,夫妇之别,朋友之信,皆随其所行之事实而填注之。”^[231]选举的方法是由士民推举,从儒学、知县、知府到吏部层层核实上报,由皇帝量才录用。为防止滥报,还制定了连坐措施。被举者如果贪赃枉法,所举之官均要受处分。张伯行这些设想的目的,在于用推荐制度来弥补考试制度的不足,别开选拔人才的途径,并以举忠孝来“正人心”,转变社会风气。他的改革设想并没有触及科举考试,因而也不可能消除科举考试的弊端,而且其思想也有不少矛盾之处:他既看到养士与取士的互相连接,重视学校的养士作用,但在取士制度改革设想中并没有相应地提出重学校的措施。他批评科举考试忽视士子的实际经验,而乡举里选以人伦为标准,同样忽视实际经验。但是,张伯行看到推荐制与考试制度各有其优缺点,主张两者相结合以取长补短,这在选士用人方面是有其理论和实际意义的。

张伯行在理学衰落时期,大力兴办教育,宣传理学教育思想,力图复兴理学,巩固封建思想统治。正如蔡世远所说:“(张伯行)深悯世俗之汩于势利、惑溺于词章,其高明者又为姚江顿悟之学所惑,大声疾呼,如救焚拯溺。呜乎!先生之于道,可谓不遗余力矣!”^[232]张伯行兴办教育,在一定时期确实起了作用。特别是他创鳌峰书院,“日给廪讫,岁供衣服,主以耆儒,亲加谆训。当是时,上者醇茂敏达,出为名公卿,次亦化其乡人,……乡人可为尧舜之奋,盖士习、人心于是乎醇,其以学化人如此”^[233]。但是,理学的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张伯行的努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理学发展趋势。

然而,张伯行的努力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教育史遗产。张伯行纂集并刊刻了历代理学童蒙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教学制度、教学方法史料,如《养正先资》《养正类编》《小学集解》《学规类编》,等等,为后人留下了系统的理学教育史文献。张伯行总结了程朱以来的理学教育经验,提出从胎教到大学的一系列教育原则、内容和方法,他特别提倡知行统一、致知力行。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纠正王学末流弊端的作用,对现代教育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总之,张伯行的教育思想内容丰富,值得我们去粗取精,批判继承。

【注释】

[1]《夏峰先生集》卷二《寄张蓬轩》。

[2]《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3]同上。

[4]同上。

[5]《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6]《系辞上传》,《读易大旨》卷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7]《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8]同上。

[9]同上。

[10]同上。

[11]同上。

[12]《晚年批定四书近指》卷十七,“尽心知性”章,《孙夏峰全集》(康熙中刊、道光至光绪递刊重印)本,下引同。

[13]《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14]《夏峰先生集》卷二《与魏莲陆》。

[15]《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16]《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17]同上。

[18]《读易大旨》卷一《坤》。

[19]《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20]《读易大旨》卷四《说卦传》。

[21]《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22]《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23]同上。

[24]《夏峰先生集》卷一《与杜君异》。

[25]《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26]《夏峰先生集》卷二《答钱升阶》。

[27]《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28]《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29]同上。

[30]《夏峰先生集》卷二《答常二河》。

[31]《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32]同上。

[33]《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34]同上。

[35]同上。

[36]《晚年批定四书近指》卷十一,“上智下愚”章。

[37]《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38]《晚年批定四书近指》卷十二,“百工居肆”章。

[39]《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40]《读易大旨》卷一《蒙》。

[41]有必要将“道德教育目标”与“教育的道德目标”的含义做点区分。前者立论的起点仅仅是“道德教育”,因而其中一般不包含“智力教育”等内容。后者则不同。

[42]《夏峰先生集》卷十四:“纯乎天而入不与,圣人也。”

[43]《晚年批定四书近指》卷十,“多学而识”章。

[44]《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45]《夏峰先生集》卷四《四书近指序》。

[46]《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47]同上。

[48]《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49]同上。

[50]同上。

[51]《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52]同上。

[53]同上。

[54]同上。

[55]同上。

[56]同上。

[57]《夏峰先生集》卷二《答戴定园》。

[58]《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59]同上。

[60]同上。

[61]同上。

[62]同上。

[63]同上。

[64]同上。

[65]《系辞下传》,《读易大旨》卷三。

[66]《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67]《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68]同上。

[69]《答常二河》,《夏峰先生集》卷二。

[70]同上。

[71]《夏峰先生集》卷十四《语录》。

[72]陆世仪:《性善图说》,见《桴亭先生遗书》,清光绪二十五年唐受祺北京刊本,下同只注篇名。

[73]《性善图说》。

[74]同上。

[75]同上。

[76]同上。

[77]《性善图说》。

[78]同上。

[79]《性善图说》。

[80]《思辨录辑要后集》卷四。

[81]《性善图说》。

[82]《思辨录辑要后集》卷四。

[83]同上。

[84]《思辨录辑要后集》卷五。

[85]《思辨录辑要后集》卷四。

[86]《淮云问答辑存·问大学小学之殊》。

[87]《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一。

[88]《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二十。

[89]《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一。

[90]《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二十。按“国学,太学也”,依文义“太”当作“大”。

[91]同上。

[92]同上。

[93]《治乡三约》。

[94]同上。

[95]同上。

[96]《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一。

[97]《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一。

[98]《思辨录辑要前集》卷四。

[99]《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一。

[100]同上。

[101]同上。

[102]同上。

[103]同上。

[104]《治乡三约》。

[105]《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一。

[106]《治乡三约》。

[107]《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一。

[108]《思辨录辑要前集》卷四。

[109]《思辨录辑要前集》卷四。

[110]同上。

[111]同上。

[112]《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二十。

[113]《思辨录辑要前集》卷二十。

[114]李颙:《二曲全集》卷十二《匡时要务》,清嘉庆十五年兰山书院刊本,下同。

[115]《二曲全集》卷三《两庠汇语》。

[116]《匡时要务》。

[117]同上。

[118]《四书反身录》卷三《下论语·颜渊篇》,版本同《二曲全集》。

[119]《匡时要务》。

[120]同上。

[121]《匡时要务》。

[122]《四书反身录》卷二《上论语·公冶篇》。

[123]《二曲全集》卷十一《东林会语》。

[124]《四书反身录》卷二《上论语·公冶篇》。

[125]《四书反身录》卷二《上论语·述而篇》。

[126]《二曲全集》卷十五《授受纪要》。

[127]《四书反身录》卷三《下论语·季氏篇》。

[128]同上。

[129]《二曲全集》卷二《学髓》。

[130]《四书反身录》卷三《下论语·季氏篇》。

[131]《四书反身录》卷二《上论语·为政篇》。

[132]《二曲全集》卷四《靖江语要》。

[133]同上。

[134]《二曲全集》卷一《悔过自新说》。

[135]《靖江语要》。

[136]《二曲全集》卷一《悔过自新说》。

[137]《二曲全集》卷十一《应求录》。

[138]《二曲全集》卷二十二《观感录自序》。

[139]《二曲全集》卷四《靖江语要》。

[140]同上。

[141]《二曲全集》卷十八《答朱字绿书》。

[142]《二曲全集》卷十八《答朱字绿书》。

[143]《朱子语类》卷五。

[144]《传习录》上。

[145]《二曲全集》卷十八《答朱字绿书》。

[146]《二曲全集》卷二《学髓》。

[147]同上。

[148]同上。

[149]《二曲全集》卷二《学髓》。

[150]《二曲全集》卷三《两庠汇语》。

[151]《二曲全集》卷二《学髓》。

[152]《二曲全集》卷一《悔过自新说》。

[153]《四书反身录》卷一《大学》。

[154]同上。

[155]同上。

[156]《二曲全集》卷十五《嘱别》。

[157]《四书反身录》卷一《大学》。

[158]同上。

[159]《四书反身录》卷二《上论语·学而篇》。

[160]《四书反身录》卷四《孟子上·梁惠王》。

[161]《四书反身录》卷首《读四书说》。

[162]《二曲全集》卷七《体用全学》。

[163]昭梿:《啸亭杂录》卷一,1915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

[164]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九《圣人可学而至论》,同治五年福州正谊书院刊本。

[165]《正谊堂文集》卷九《论学》。

[166]《正谊堂文集》卷十二《紫阳书院示诸生》。

[167]《正谊堂文集》卷六《答浙江彭学院》。

[168]徐世昌:《清儒学案·敬庵学案》,1937年天津徐氏刊本。

[169]张伯行:《困学录集粹》卷二,同治五年福州正谊书院刊本。

[170]《正谊堂文集》卷七《二程粹言序》。

[171]《困学录集粹》卷三。

[172]《正谊堂文集》卷九《圣人可学而至论》。

[173]同上。

[174]《困学录集粹》卷二。

[175]《正谊堂续集》卷六《请见书院记》。

[176]《困学录集粹》卷一。

[177]《正谊堂文集》卷九《论学》。

[178]《困学录集粹》卷二。

[179]《正谊堂文集》卷五《与友人》。

[180]《正谊堂文集》卷十二《紫阳书院示诸生》。

[181]同上。

[182]《正谊堂文集》卷七《二程粹言序》。

[183]《正谊堂文集》卷十二《紫阳书院示诸生》。

[184]同上。

[185]同上。

[186]同上。

[187]同上。

[188]《困学录集粹》卷五。

[189]《正谊堂文集》卷九《论学》。

[190]《困学录集粹》卷一。

[191]《正谊堂文集》卷九《圣人可学而至论》。

[192]同上。

[193]《困学录集粹》卷二。

[194]同上。

[195]《困学录集粹》卷七。

[196]《困学录集粹》卷三。

[197]《困学录集粹》卷八。

[198]《困学录集粹》卷二。

[199]《困学录集粹》卷三。

[200]《困学录集粹》卷七。

[201]《困学录集粹》卷四。

[202]《困学录集粹》卷一。

[203]《正谊堂文集》卷九《鳌峰书院记》。

[204]同上。

[205]《养正类编序》,同治五年福州正谊书院刊本。

[206]同上。

[207]《困学录集粹》卷四。

[208]《正谊堂文集》卷八《养正先资序》。

[209]同上。

[210]同上。

[211]同上。

[212]《困学录集粹》卷六。

[213]《困学录集粹》卷六。

[214]同上。

[215]《小学集解序》。

[216]同上。

[217]同上。

[218]《困学录集粹》卷二。

[219]同上。

[220]同上。

[22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14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222]《正谊堂续集》卷一《请乡举里选疏》。

[223]《正谊堂文集》卷六《答同年陈宫詹》。

[224]《正谊堂文集》卷七《二程粹言序》。

[225]《困学录集粹》卷三。

[226]《困学录集粹》卷二。

[227]《正谊堂文集》卷六《与蔡闻之》。

[228]同上。

[229]《困学录集粹》卷四。

[230]《正谊堂续集》卷一《请乡举里选疏》。

[231]同上。

[232]《困学录集粹序》。

[233]《鳌峰书院志》,嘉庆丙寅福州鳌峰书院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