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的译名思想

第二节　从“好在小说重关目，不重名词也”到“翻译名义之当从音译，抑从义译，此必视制语时之情况为衡”

陈平原认为：“对新小说文体影响最大的，应该说还是新名词之输入。”^[46]应该说，新名词的翻译和引进——译名——是译本文体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1897年，高凤谦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中就提出了统一译名的问题，他认为：

译书之要有二，一曰辨名物。泰西之于中国，亘古不相往来。即一器一物之微，亦各自为风气。有泰西所有，中国所无者。有中国所有，泰西所无者。有中西俱有，而为用各异者。至名号则绝无相通。……一曰谐声音。名物制度，有义可寻，虽有异同，犹可稽考。地名人名，有音无义，尤为混杂。西人语言，佶屈聱牙，急读为一音，缓读为二三音。且齐人译之为齐音，楚人译之为楚音。故同一名也，百人译之而百异。……此二者，译书之根本也。^[47]

在此，他将泰西新名词的翻译分为意译与音译两类，而且开创性地指出译名在翻译中的根本地位。1898年，译坛巨匠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也表达了他对译名的重视，他以所译《天演论》上卷为例叙说厘定译名之艰辛：

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甫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调，“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48]

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踯躅”^[49]的执著精神为译界所钦敬。言及如何译名，他深刻地指出：“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50]虽然，严复的译名思想主要是针对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但作为译界先行者，这些思想还是对近代文学翻译尤其是小说翻译有着一定的影响。

近代早期的许多译者在翻译域外迥异的人名、地名、称谓和术语时，大多牵强地进行汉化，使之成为近代读者所熟悉的表达方式，以期迎合国人的阅读习惯。即使偶尔按音对译，也大失精准，对于较长的名称往往进行草率的简化。鬘红女史对于当时勇敢进行名词直译的译者甚至直言不讳地批判说：

咭呖咕噜，地名人名，累四五字，至不能句读。读者病之，宜其然也。中外风俗不同，习惯各别，译笔最忌率直。^[51]

应该说，这些早期译者一方面深受严复“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52]观点的影响进而在其指引下走向了极端;另一方面，近代早期的洋务派从一开始就对西方新学语构筑起了心理防范之堤坝。张之洞就宣扬：“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世风”，“傥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矣。”^[53]因此，在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中我们见到了这样的译文：

闻守者言，始知其死。问死何日?曰：“已二十有一日矣。”^[54]

初读之，似无不妥。但对比当代翻译家王振孙的译文，细微的差异便不言自明了：

“怎么!”我对看守人说，“玛格丽特·戈蒂埃死了吗?”

“是呀，先生。”

“什么时候死的?”

“有三个星期了吧。”^[55]

除了林纾将原著对话形式作了些许改造之外(该问题不在本章讨论范围之内)，他还巧妙地将“三个星期”置换为“二十有一日”。表面上看这无伤大体，但实际上，林纾执拗地将西方文化中常用的计时术语——星期——进行了汉化。

在《惨世界》(1904)中人们读到了“卢逸仙”、“孔美丽”、“项仁杰”、“春英”等人名。在《电术奇谈》中见到了“韶安埠”、“明安街”、“东明栈”等地名。吴趼人在翻译《电术奇谈》(1905)时曾经为自己辩解说：

凡人名皆改为中国习见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国地名，俾读者可省脑力，以免艰于记忆之苦。好在小说重关目，不重名词也。^[56]

徐卓呆在《大除夕》(1906)的“译者小引”中也认为：

固有名词，恐甚难记忆，故悉改为我国风，以便妇孺易知。^[57]

试看以下“悉改为我国风”的例子：

原来这青年军人，是个陆军千总。^[58]

凡是乡儿，与他身份不合，他就不和他们一同游玩。学问上有一个比他稍好，可算得鹤立鸡群的，姓梅名叫克戴，表字黎克，家住在本村里，地名叫黑鹫楼。^[59]

这种译名思想波及深远，直到包天笑据日译本转译《馨儿就学记》(1910)时，译名之汉化依然严重。在该书的日译本中日本译者已“把书中的人名、地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包天笑汉译时还是不辞辛劳地“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60]。

粗暴草率的译名汉化之弊端不言而喻，鲁迅对此类现象曾给予了辛辣的嘲讽：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Gogo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rthy也姓高，假使他谈到Gorky，大概是称他“吾家rky”的了。我真万料不到一本《百家姓》，到现在还有这般伟力。^[61]

除了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人名汉化以外，“而尤为重要的，是中文名词所代表的中国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旧思想、旧观念和西洋近代由科学上产生的新思想、新观念，更是丝毫不相仿佛。我们若把这种旧名词来翻译一个西洋学说上的新思想，简直好像拿一件中国古代的衣冠，套在一个簇新式的欧洲人身上，变成一个莫名其妙的现象。这种现象最容易引起人的观念上的紊乱与误会。”^[62]

随着翻译文学的发展和国人外文水平的提高，译界有识之士在译名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地超越着盲目汉化之藩篱。1905年王国维发表了著名的《论新学语之输入》，在文中他首先论述了引入新学语的必要性：

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况于我国夙无之学，言语之不足用岂待论哉。夫抽象之过往往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之一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乏抽象之力者，概则用其实而不知其名，其实亦遂漠然无所依，而不能为吾人研究之对象。何则?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63]

对于这一问题，精研佛典翻译的梁启超也深有感悟地指出：

及所研治日益深入，则觉旧语与新义，断不能适相吻合，而袭用之必不免于笼统失真，于是共努力从事于新语之创造。……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业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64]

那么如何输入新名词呢?王国维的回答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65]但使用日文译名的便利又往往使人走向另一个极端。刘师培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一文中不无忧虑地说：

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其始也，译书译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66]

为防止滥用日文译名，王国维又指出，“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67]梁启超、王国维等能够历史地看待新学语的输入，应该说他们既反对因好奇而滥用新学语，又反对把外来语看成洪水猛兽，既而一棒打死。新词语的引入应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表现，是时势所趋，非人力可逆转的。

在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呼吁和身体力行之下，译名汉化之风大为收敛，但译名思想的芜杂态势仍有待整饬，大量粗制滥造的带有异域色彩的音译、意译之译名又以另一个极端的形式出现。正如陈子展所形容的“在以新典故代替旧典故，好象徒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的革命一样，自然不彻底，自然要失败”^[68]。因此，林纾在《〈拊掌录〉跋尾》(1907)中悲凉地认为：

吾中国百不如人，独文字一门，差足自立，今又以新名词尽夺其故，是并文字而亦亡之矣。^[69]

对于蜂拥而入的日文新词，他不满地说：“所苦英俊之士，为报馆文字所误，而时时复搀入东人之新名词。”^[70]

1909年，鲁迅的《域外小说集》问世。在《〈域外小说集〉略例》中，他表明了他的译名主张：“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地名无他奥谊。人名则德，法，意，英，美诸国，大氐二言，首名次氏。俄三言，首本名，次父名加子谊，次氏。二人相呼，多举上二名，曰某之子某，而不举其氏。”^[71]

次年即1910年，章士钊发出了共鸣之音，他以“民质”为笔名在《国风报》第29期发表了《论翻译名义》。在文中他认为，在译名方面多采用音译乃是解决译名混乱的一个有效方法：

佛经名义之不滥者，译音之法乃确为一绝大之保障。至今“涅槃”、“般若”等字，未闻有人苦其难读者。故愚以为，自非译音万不可通，而义译又予吾以艰窘，吾即当诉之此法。^[72]

之后，他又先后在《论译名》、《译名》、《答容挺公论译名》等文中反复论述新名词的音译、意译问题。在《论译名》中，章士钊的译名观点已有了较大改观：

翻译名义之当从音译，抑从义译，此必视制语时之情况为衡，非可为概括之词也。记者之主张音译，断非遇名词而辄如此译之。特谓音译之利，确有可言者在耳。^[73]

至此，近代中国翻译界在翻译语体的译名问题上终于形成了较为科学、成熟和公允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