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學的復興與“新子學”的建立

諸子學的復興與“新子學”的建立

張雙棣

方勇先生提出“新子學”的概念，於今有重要意義。想就此談一些體會和感想，向大家請教。

一、先秦諸子的百家争鳴及其對中國思想文化的貢獻

中國社會在春秋末、戰國時期經歷着大動盪，舊的制度在衰敗，在崩潰，正所謂“禮崩樂壞”，新的形態在不斷産生和發展。諸多諸侯國，經過兼併戰争，剩下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强。七國之間縱横捭闔，都力圖通過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手段發展壯大，占據統一天下的有利地位。這一時期争鬥與發展並存，動盪與機遇同在。因此，社會經濟蓬勃發展，思想空前活躍。各個學派的思想家紛紛闡發自己的思想，亮出自己的治國理念和主張，形成了百家争鳴的局面。這一時期，出現了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法家，以吕不韋為代表的雜家，等等。各家之間，没有尊卑貴賤之分，可以平等自由地辯難。《吕氏春秋·不二》對各家的特點有所總結：“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虚，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各家都力圖用自己的理論和行動影響各國的政治，力圖使各國君主采納自己的主張。因此，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思想最活躍、文化大發展的最佳時期。中國的諸子百家之學便在這種形式下産生了。

諸子的思想不但在當時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後世也産生了深遠影響。後世的思想家都從諸子思想中吸收了豐富的營養，從而使中華文化得以不斷的發展，没有被單一的思想完全桎梏。

二、先秦諸子的統合與“雜家”的産生

百家争鳴的局面，是思想文化蓬勃興盛的象徵。但是，各家思想都有長處，也有缺點。這對於各國君主想要戰勝他國，統一天下，特别是維持其長治久安，都是不够的。他們需要一種兼采各家之長的思想作為治國的思想基礎。於是，諸子思想統合的要求便應運而生了。

當時國勢最為强盛的是秦國，其統一六國已成不可阻擋之勢。它的當政者吕不韋開始為統一大帝國的治理進行謀劃，制定其治國方略。吕不韋廣為招攬天下人才，包括有各家思想主張的人，來為自己出謀劃策，最終完成了綜合各家思想而具備自家體系的《吕氏春秋》。吕不韋將它懸之咸陽市門，聲言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實際上他是以這種辦法脅使有法家獨尊思想的秦王政接受他的主張，作為統一大帝國的治國方略。

吕不韋的思想，班固歸之於雜家。我們説，雜家不是雜湊之家，而是綜合之家、統合之家。雜家不為一家之言所囿，而是綜采各家之長而為我所用。吕不韋打過一個比方，他説：“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粹白之狐”與“粹白之裘”的比喻正是吕不韋融合百家之言而成《吕氏春秋》思想體系的形象説明。先師王力先生説：“雜家之所以可貴，就是它把儒墨名法熔為一爐，采其所長，而揚棄其所短。《吕氏春秋》一書，可以説是集儒墨名法的大成。”

三、獨尊儒術與諸子學的衰落

秦始皇没有采納吕不韋的主張，而是繼續維持他的法家獨尊思想，致使秦二世而亡。漢初文景之治所采用的所謂黄老政治，與吕不韋的主張有着明顯的聯繫，應該是接受了秦帝國滅亡的教訓。

文景之治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使國勢逐漸强盛。漢武帝没有接受秦始皇“獨尊”的教訓，反而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尤其是體現儒家思想的禮、樂制度，成為他統治天下的唯一理論基礎和行動準則。這裏不僅“獨尊”，而且先行“罷黜”。這樣一來，思想被桎梏而僵化，戰國時期的百家争鳴的自由局面不復存在了。思想家劉安在獨尊之前，看到了這種徵兆，做了最後的挣扎，但以失敗告終。

獨尊儒術的實行，極大阻礙了中華文化的發展，此後諸子學進入了衰落期，只在某個特定的時期某一家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重視，得到闡釋，有所恢復。如魏晉隋唐時期，道家思想受到一些士人的青睞，也得到某些統治階層的認可，所以《莊子》有了郭象注，成玄英疏，陸德明《經典釋文》也把《莊子》包括在内。但就總體而言，諸子的思想即使没有隱滅，至少也在非主流的境地，不存在復興及發展的可能。

四、復興諸子學的時機已經到來

儒家獨尊的局面曾有可能被打破，但歷史没有抓住機遇，反而走入了歧途。近幾十年來，思想得到解放，諸子學研究蓬勃展開，並取得相當的成果，尤其是《子藏》工程的啟動，使諸子學研究進入一個全面復興和發展的新時期。2012年的先秦諸子學術研討會提出“全面復興諸子學”的口號，凝聚了學界的共識，明確了奮鬥的方向，復興諸子學的時機已經到來。

五、“新子學”的建立必須在全面復興諸子學的基礎之上

方勇教授在提出“復興諸子學”的口號之後，適時地提出建立“新子學”的構想，是具有前瞻性的。不過“新子學”的建立必須在諸子學全面復興的基礎上才能實現。

諸子學的復興，大概至少有兩個方面的標志：一、對傳統諸子學全面深入的整理和研究。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諸子原典的整理，從版本校勘到語言文字的疏通，都要下一番實際功夫。尤其是出土文獻的發現，為諸子學增添了新的血液。現在還不能説以文獻整理為主要工作的傳統子學已走向終結；一是對諸子原典義理的闡釋，要發掘原典的真實含義，首先要通過古人的語言去體會古人的原意，而不是摻雜研究者個人隨心所欲的解釋。二、要注重諸子學的普及。諸子學的復興，不能只在幾個專門家或學者的筆下，而應該成為全民文化的一部分，特别是要使青年一代能够對諸子學有盡可能多的瞭解和認識。近幾十年來，普及工作做了一些，還應該更加深入。

六、“新子學”是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謂“國學”，現在討論得很熱烈。國學的概念，應該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着時代的變化而有所改變。以儒學經典為國學主干的時代應該已經過去，今天的國學包括什麽内容，正是需要廣泛討論的問題。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學，將應勢成為國學新主體”，是值得重視的新看法。

儒家是諸子百家之一，而且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家。儒家文化的精髓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諸子學是諸子百家之學，儒家學説是諸子學的重要内容。我們今天講國學，自然不能將儒家排除在國學之外。如此看來，包括儒學在内的諸子學成為國學的主干，乃順理成章之事。

當今形勢下的諸子學，即“新子學”，應當是包容的，兼收各種傳統的、現代的思想成果。方勇教授提到傳統方技類不應在子學之列，從宏觀上看，這應該是對的。但是，我們不應排斥方技類著作中所藴含的思想内容，比如《黄帝内經》這類醫書，就包含着豐富的哲理，我們應該吸納他來充實“新子學”的内涵。

“新子學”是諸子學在新形勢下的發展，因此，它既是獨立的個體，又是融合的整體。也就是説，它有單一某一子的思想體系，又有包容各子思想的統合的思想體系。正如先秦諸子發展到秦，便産生了統合的需求，從而産生了綜合的“雜家”。我們説“新子學”的統合體系，也就是所謂“新雜家”，一定會隨着“新子學”的發展而逐步産生並得到發展。

“新子學”的建立，是一項複雜而艱巨的工作，要求當代學者從諸子思想中汲取精華並且發揮今天的智慧，與時俱進，去解決當今紛繁複雜的問題。我們期待“新子學”能為中華文化再現輝煌，為中華民族的新的復興貢獻力量和智慧。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