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學”與“新儒學”之辨

“新子學”與“新儒學”之辨

郝　雨

在此前發表的《尋找中國文化真正發源起點》（《深圳特區報》2013年7月23日）一文中，我就談道:其實，“新子學”的概念，並不是針對“舊子學”而言，或者説，根本就没有什麽“舊子學”一説。如果一定要為“新子學”找到一個挑戰對象，應該説，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就是針對“新儒學”而提出的。

所謂新子學概念的提出並不是相對於舊子學而言，也就是説，我們不是首先把舊子學做一個界定，並對舊子學有一個新的超越而提出來的。那麽，新子學所針對的是新儒學，又是怎麽一回事呢？這就需要對新子學和新儒學的概念做一個深度的剖析。這裏，首先需要明確的一個要點，新子學和新儒學二者在總的文化方向上是一致的:都是要振興民族文化，傳承民族文化，復興中華文化。其根本區别在於:新儒學對儒家思想的基本判斷是認為在中國文化的發展當中，儒學、儒家始終是處於核心的、貫穿的、主體的以及主導的地位。他們首先認定，儒家有史以來就是處在中華文化的核心部位。而在這一根本點上，新子學和新儒學的嚴格區别就在於，它不認為只有儒家、只有儒學才是中華文化的核心構成，諸子百家才是中華文化的真正源頭。

其實，新儒學對於中華文化的核心認定，對儒家的價值判斷，潛在的暗藏着一種邏輯，那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是天然合法的，是必然的，是歷史的自然的形成。把通常我們認為的儒家思想貫穿了幾千年的中華文化的這樣一種狀態合法化，這樣的一個過程和走勢是理所當然的。問題就在於，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回顧一下儒學一統天下的局面是怎樣形成的: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很顯然這是人為造成的。這種人為是由於我們當時這樣一種占據特殊政治地位的文化人，為了適應當時封建統治的需要。因為到了漢代，大一統的封建的國度建立起來之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用一人之力控制整個國家，這樣的一種控制不僅僅體現在權力上、政治上、經濟上、體制上，而且要深入到人的思想。所以思想上的高度專制就是這樣開始的。而這樣的一種倡導，又符合了歷朝歷代統治者的需求，所以這樣的一種倡導就不斷地被強化和接收，於是儒家一統天下的局面就一直延續下來。歷史雖然如此，但這樣真的是合法的嗎，合理的嗎，是歷史必然如此嗎？這就是問題。所以新子學概念的提出，就讓我們明白了儒學一統天下本身就值得懷疑，因為它並不是歷史自然形成的，其中有非常強烈的人為因素。那麽，既然是人為的，到了幾千年之後，我們還要繼續如此發展下去嗎。所以“新子學”的“新”就是力圖尋找到中華文化的真正源頭，讓我們的國人認識到我們需要傳承的文化内涵到底是什麽。

問題在於，新儒學這樣的一種既成的觀念，也就是認為儒學應該是我們傳統文化的核心。尤其是到了“文革”以後，改革開放，進入了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快速的推進又導致了精神的滑坡、道德的淪喪。現在假饅頭、假奶粉、毒酒等問題屢屢發生，很多人歸結為新文化運動、“文革”對於傳統文化的兩次斷裂。所以這些人提倡復興傳統文化，用傳統文化來抵禦市場經濟對於人心和道德的侵蝕，而他們認為核心就是儒家思想。為了繼承和振興傳統文化，首先就要倡導儒學。所以在他們的主張當中，要把儒學振興起來。

幾千年來，儒學的確就貫穿在民族文化的發展當中，但是它並不是天然合法的。振興中國的民族文化，並不能以振興儒學作為核心倡導，源頭應該在子學，諸子百家才是中國文化的真正源頭和繁榮標誌。

另外，當今世界處於全球化時代，新媒體的高速發展，整個世界正在成為“地球村”。文化的發展更不可能是單一的，我國幾千年文化發展的教訓就是幾千年來一直獨尊一家。其實諸子百家的每一家都充滿智慧，都有自己的哲學思想。而百家被這種一元文化扼殺的現象都説明這一獨尊的錯誤，必須要強調多元。

不得不説，我國古代能够實行獨尊一家是有其原因的，漢代能“罷黜百家”是因為當時傳播技術相對落後，生産方式也非常低下，人的交往和對媒介的依賴不是很強。小國寡民的農耕生産方式要獨尊一家並在思想上控制還是容易做到的，而且當時文化的普及率不高，思想也不是很活躍，所以強調獨尊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在網絡傳播時代、自媒體時代，人們早已習慣自由發表、自由討論、自由表達，想要用一種思想、一種聲音來取代衆聲是不可能的。所以文化必然是多元的，而多元的時代必然需要多元的思想、多元的大師，諸子時代的文化狀態就正是我們今天的鏡鑒和參照，也為我們提供了今後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新思路。

總之，在全球化下，試圖通過復興一種文化傳統而復興整個傳統文化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當下找到一種適應全球化和當今社會的文化傳統則必須回歸百家。只有回歸到這種多元狀態，中華文化才能真正迎來復興。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影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