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子學”對國學發展的理解

“新子學”對國學發展的理解

劉思禾

衆所周知，國學問題的提出與近代以來的社會巨變相關，其直接的動力則來自於西學的強勢輸入。張之洞率先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拉開了國學發展的序幕。黄節、鄧實完整地表達了保存國粹的立場，掀起了國粹運動。其後衆多學者參與到討論中去，一時蔚為壯觀。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等人的整理國故論一反國粹派的復古憂思，以科學整理為指向，為後來的文史哲研究定了基調。而其他如學衡派、顧實等學者則力圖走中間路線，融匯舊學新知，這一思路在清華國學院的創辦過程中也得到貫徹。從晚清到民國期間，國學的討論很熱烈，但是國學的發展卻遠遠無法和現代學制下的各種研究相比較。建國後這一局面也没有改善。直到2004年，學者提出《甲申文化宣言》，加之兒童讀經、漢服運動、“論語熱”等等，國學作為一個問題才又重新提出。

在以往的討論中，各方對國學的定義差異非常大，往往不同的立場決定了不同的定義。僅拿命名來説，國粹和國故就代表了不同的態度。而國學則相對中立，故而慢慢為學界接受。一般地講，國學指中國傳統學問的總和，但實際上説到國學又意味着是對傳統學問的現代研究。深一層來看，有關國學的討論都在傳統學術如何進行現代轉型這個問題域中。没有這個問題域，就没有國學這個話題，更没有圍繞國學的種種糾結和挫折。在這個問題域中，學者們對國學的界定、國學價值的判斷和結構分析以及國學發展的方向都有不同的思路，因而可以區分出不同的派别。在這些差異中，胡適和馬一浮代表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方向，而其他學者則多在二者之間，可稱作中間派。

胡適可稱作體制派，或者主流派的代表，類似的主張還有陳獨秀、傅斯年等。他的整理國故論系統説明了對於國學發展的看法，其要點就是把傳統學術判定為舊的無價值的故紙，學術的工作就是在大學中做博物館式的清理，並且堅持懷疑為中心的方法論。這一主張事實上成為大學體制内中國人文學科學者的基本規範，日後的研究也基本是在這一路徑下展開的。這一路徑的西化傾向、非價值化和多元精神是傳統學術轉型的主流。胡適的方向，實際是傳統學術現代化的一個自覺，無價值化的學壓倒了價值訴求，學術成為生産知識的機制。即使今天我們對大學體制内的研究是否可以稱作國學存有疑慮，不過大學體制下的學者是國學研究的主力，這在過去和今天都是一個事實。

與胡適相對立的是馬一浮。馬一浮的國學路徑可稱作基本教義派，或者説是絶對保守主義。在馬一浮之前有黄節和鄧實，張揚國粹。但是馬一浮更徹底，他甚至和熊十力、梁漱溟、錢穆都有區别，根本拒絶大學體制，也不熱衷學術的現代轉型，堅持依靠傳統書院，緊緊抓住傳統學術成德之教的特質，而以六藝（六經）為根本，這不能不説是時代的一個異數。我們知道在儒學的傳統中也有為道與為學的争論，但是無論如何，價值總是優先於學術，馬一浮繼承的就是這一傳統，這一思路與胡適的思路是針鋒相對的。在一個全面現代化的時代，學術的現代化就是科學化、專業化和實用性，而馬一浮的書院既不能提供文憑，又不能給人功名，其義理系統又缺乏邏輯，最後失敗似乎無可避免。馬一浮代表了傳統學術精神在現代語境下的主體自覺，其價值取向是國學發展的另一個路徑，只不過這條路要遠為艱辛。

更多的學者則在胡適和馬一浮之間，如章太炎不贊同大學體制，不贊成去價值化，和馬一浮一致，但是章太炎不求一統，推崇諸子學，以史學視野觀察古代學術，這與胡適又相同。錢穆在大學體制内，也自創過書院，他積極創建現代史學體系，同時也保持濃厚的價值追求。在文化觀上尊儒但是不求一統。梁啓超作為清華國學院的導師，致力於傳統史學的改造，對傳統抱有温情和敬意，但是並不墨守一家，積極倡導現代價值以造就新民，這是他不同於馬一浮的地方。其他諸如學衡派以及東南大學顧實等學者更是自覺地走匯通的方向。不過，從歷史上來看，這些學者都被邊緣化了。

檢視上述學者的言行，首先在對國學的界定上，有泛化的主張和精英的主張。其次是對待的國學價值評判，是去價值化還是存價值化。再次國學的結構是尚一統還是重多元。最後在國學的發展路徑上，是大學化還是書院化。我們認為核心問題是價值評判和結構分析，這裏有存價值化的多元主義，如章太炎、梁啓超，也有去價值化的多元主義，如胡適。還有存價值化的一統，如馬一浮。

梳理國學的不同發展脈絡是為了更好地面對現實。國學要發展，這是傳統學術要適應時代、自我更新的問題。今天，已經過了胡適、馬一浮的時代，我們對傳統和現代有了更深更複雜的理解，亡國滅種的焦慮已經消失，但是文化認同的焦慮卻迎面襲來。在技術日益同質化的時代，我們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是否並且應否與西方人一樣呢？重新來看待國學發展問題是很有必要的了。

新子學對國學發展基本持一種中間的立場，我們認為有四個方面的問題需要加以注意，一是國學範圍的界定，二是國學發展的路徑，三是國學的價值問題，四是國學的精神。這裏主要談第四點。

關於國學的範圍，我們主張收窄到傳統學術的精英層面，反對漫無邊際的國學分類。把國學範圍擴展到幾乎所有領域，這是鄧實、胡適以來的流行主張，今天的《國學通論》等都是如此。我們認為，這種劃分在今天實際已經失去了能指意義，不利於我們把握傳統學術的根本特徵。要把關注點集中在傳統學術的精英層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經子之學，這是文化的靈魂，當是今天國學的適當對象。

國學的發展路徑要走民間化的路，傳統書院是一可行思路。如果國學仍舊依附於現代大學體制，進一步發展的難度會非常大。在這點上，章太炎和馬一浮是正確的，因為傳統學問在精神氣質上和現代大學體制是相衝突的。國外的神學院和日本的松下政經塾以及民國時期的無錫國專、復性書院，這樣的思路是值得借鑒的。當然，這需要國家和社會方面條件的成熟。

確定了國學的内涵及其發展路徑，之後最重要的是重新恢復國學的價值意義。如前所述，主流的學術研究就是把國學作為材料來處理，以知識生産為目的，這是去價值化的知識路徑。我們今天看待國學，應該離開胡適，回到章太炎和梁啓超、馬一浮那裏去。既然大學體制已經完成了傳統學問的知識化工作，致力於傳承的國學就該做真正的價值恢復工作。當年梁啓超就提醒人們，要把國學作為德性的學問，這就要求國學去知識化，進入生活。這種工作，恰恰是這個社會最需要的。

以今天知識界的共識來看，重新重視傳統的正面價值似已成為主流。而恢復傳統的目的在於文化的主體自覺。無論我們怎麽來定義這種主體性，某種程度的特殊性總不可避免，問題只在於這種特殊性如何加以明晰化。新子學致力於傳統學術的研究，一直在思考這一問題。我們認為，如果國學的新發展在於為今天的中國人提供自我認同的基本資源，那麽更應該關注其如何貫注多元精神，這是新子學對國學發展的根本意見。

就國學的歷史而言，主流一直都是在多元的方向上。章太炎和胡適在國學價值問題上並不一致，但是在反對一統、客觀評判國學的多元發展問題上是一致的。在某種意義上梁啓超、錢穆也是如此，今天張豈之等也如此。這也就意味着我們要放棄馬一浮式的經學一統意識，以更加開放和複合的姿態看待傳統。從現代的古典學術研究成果來看，傳統學術内部的確是複雜和多元的，而從現代國學的發展來看，多元並進正是前進的方向。這裏的關鍵還在於在胡適、章太炎和馬一浮之間找到中道。我們今天已不可能放棄多元精神，但是同時也要對傳統學問的基本性格保持尊重，這就要通過回到精英學問、依據民間方向和着力恢復價值這三個方面來着實工作。新子學希望開掘和繼承中國學術的多元精神，破除舊國學的封閉意識，同時注意恢復其價值意義，以進一步推進國學的發展。

（作者單位:東北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