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人文的直觉方法

其实，科学自身已意识到了其方法的局限，因此，现在科学正经历着方法的变革，正如苗东升（1990，2000）指出：“从还原论到涌现论的发展代表科学方法论的根本变身，是科学这个动力学系统出现转型的重要标志。由欧洲文艺复兴滥觞，到20世纪中叶达到巅峰的现代科学，是科学作为系统的一种历史形态，可以粗略地称为还原论科学。现在正在孕育的是科学系统的一种新的历史形态，可以粗略地称为涌现论科学。借用克勒的语言，还原论代表科学的第一维度，物理学是第一维度科学的楷模。涌现论代表科学的第二维度，系统学将是第二维度科学的典范。我们正处于另一次科学转型的起步阶段。”这种转型的核心，就是要找到认识系统涌现特性的方法。从现在系统科学发展来看，科学方法走过的路程恰恰是一条螺旋上升的路程，从古代的整体论（不分解，不了解细节），到现代的还原论（通过分解而了解细节），再到涌现论（了解细节基础上的综合）。

对比科学方法发展的历程，我们来看看人的思维发展过程。心理学认为人的思维发展从婴幼儿的直觉思维开始，发展出形象思维，在童年期从具体形象思维逐步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到青少年期，抽象思维逐步占优势，而且辩证逻辑思维得到发展。等到成人以后，便同时具有直觉思维、形象思维、抽象逻辑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2002）。

既然科学为了弥补还原论的不足要采用整体论的系统思想从而形成涌现论，那么逻辑思维的不足也可以借助直觉思维来弥补，因此，笔者提出科学与人文的直觉这一方法。该直觉已不仅仅是最初时的直觉思维，而是在逻辑思维基础之上的直觉，是经过螺旋上升后，建立在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深厚的人文关怀基础上涌现出的直觉，既包含科学与人文，又对知识和道德有无限追求。这样的直觉既可以弥补科学的不足，又可以减少直觉的不确定性，才能从整体层次审视人生，审视科学的创造，避免因过度创造所带来的灾难，个人和谐才有根本的保障。

科学人文的直觉方法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向外追求，二是向内反省，三是思想缝合、直觉涌现。

1、向外追求

人最初的直觉也许并不需要任何知识就能做出判断，但是，科学人文的直觉则首先需要知识，需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大量知识，并且将所掌握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和创造活动中。这就是向外追求，核心是“争取”、“获得”、“有为”。

人生不易，对每个人来说，从生到死都是一趟无法回头的单行线。要使这趟旅行过得精彩，在人生旅途结束时无怨无悔，就必须去“争取”，争取一切可能的机会，为自己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去“获得”，获得一切人类所创造的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知识多样性就越丰富，越有利于达到更高境界；去“有为”，就是去创造，去实现人生价值。

“争取”，是为自己争取一个生存发展的恰当位置。人与人的潜力千差万别，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潜力充分发挥的位置是人之大幸。人生最大的不幸也许是当快到达人生终点时，才发现自己在其他方面更有天分，或者是虽然知道自己的天分，但一生都没有遇到得以施展的机会。为防止这样的不幸发生，就需要不断争取，不断尝试。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社会所能提供给个人选择的位置，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十分有限，这就需要个人根据自己的潜力和天分去创造适合自己的位置。这种创造实际上是一条自然规律，例如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不断增加就是物种不断创造适合自己生态位的结果，社会系统中行业越来越多则是创业的结果。因此，我们真的没有理由抱怨自己被埋没了，或怀才不遇，而应该扪心自问：我争取了吗，我做了多少努力，我给别人带来了什么？

“获得”，每个人都有获得知识的权力，获取一切人类所创造的知识应该成为人的终生追求。其中科学不仅给人以客观的知识，还能训练人的逻辑思维能力。音乐、美术、文学等不仅能培养人的审美感，更能训练人的形象思维能力。从知识结构来看，合理的知识结构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历史。因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只能提供一个关于世界横断面的了解，也就是说是静态的知识，而历史则把世界纵贯起来，成为一个流动的知识体系。只有这样，个人的生命才能在这一流动、纵贯的人类文明洪流中寻找到自己的归宿，同时也才能看清自己创造的动力所在。正如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沃尔特·艾萨克森，2010，第521页）用他朴素的语言所表达的：

我想大多数创造者都想表达对前人取得成就的感激。我并没有发明我们的语言和数学，我的食物基本都不是我自己做的，衣服更是一件都没做过。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赖于我们人类的其他成员，以及他们的贡献和成就。我们很多人都想回馈社会，在这股洪流中再添上一笔……用我们仅有的天分去表达我们深层的感受，去表达我们对前人所有贡献的感激，去为这股洪流加上一点什么，那就是推动我的力量。

“有为”，是去创造，去实现生命的价值。自古以来就有人不断地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其实生命作为自然系统的涌现特性，并无任何特别意义，它只是一种现象，是各种因子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自然现象。宇宙自140亿年前的“大爆炸”诞生以来，产生了无数现象，多一个现象，少一个现象，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像大海中的一朵浪花，转瞬即逝，你能说出每一朵浪花有多大价值吗？而人生的意义在于赋予，你给人生赋予的内涵越多，即创造越多，带给别人越多，你的人生价值就越大。

然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向外追求越多，就越能激发出更多的欲望，过度追求很容易导致贪婪和不择手段，离和谐就会越来越远。这就需要不断向内反省，从而为向外追求指明方向。

2、向内反省

向内反省就是不断发现和壮大自己的良知。良知是人类道德的根本源头，在良知基础上建立起人与人的伦理关系，道德体系才能得以建立，才能为向外追求提供方向。

从系统思想角度看，人的良知是人的恻隐之心所表现出来的向善倾向，它是人体系统的涌现特性或创造性，是整体属性。由此建立的道德同样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属性，也是涌现特性。因此道德的基础不能像科学知识那样有一个客观基础，无法根据逻辑推理而得出，它是建立在系统的涌现性之上。这种涌现性随系统分解而分解，如采用还原论方法，将人体系统分解成其组成部分时，其良知、恻隐和道德便都不复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学可以瓦解道德的原因。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人类文明是从古希腊走来的西方文明，或称基督教文明，其道德建立在《圣经》之上，而《圣经》的根基是上帝创造人类。由于存在一个万能的上帝，任何不道德的行为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因此人类的行为千百年来受到严厉的道德约束，这是道德他律。然而，随着科学的发达，上帝的存在受到挑战。试想，以上帝存在为道德基础的基督教文明，没有了上帝，真可谓釜底抽薪，道德衰弱在所难免。从而导致如今的科技越来越发达，而道德越来越衰弱，偏离和谐就越来越远，灾难纷纷降临。

显然，通过限制科学的发展而达到人类和谐既不现实，也不恰当，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增加道德力量。使人的行为和一切科技活动符合人类的道德规范，受道德严格约束。故此，如何重建道德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史学家汤恩比把选择的砝码投向中国传统文化，并对儒家思想情有独钟，其根本原因，也许是儒家思想的道德基础不是靠任何鬼神或上帝来维系，而是建立在最自然的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上，通过发现和扩大人人具有的良知，将其用于父母和子女亲情关系上，就体现为“孝”，再推广至爱天下所有人，就是“仁”，这是道德自律。这就难怪英国十七世纪思想家霍布斯，会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作诸多与国家有关的自然法则中最根本的法则，列为总则。这样的道德基础既符合人性，又不会因为科学发达而受损。

因此，向内反省的核心是发现良知和扩大良知。虽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如果不刻意去培养、去壮大，良知也会泯灭。至于发现和壮大良知的方法，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种，不必强求一致，根据经验，可以采取以下几步：

第一，读书。尤其是长期坚持阅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最能陶冶情操，明心见性，发现和壮大良知，进而提高道德修养。根据牟宗三（2008）先生的观点，中国文化的特点首先在于把握“生命”，这与西方文化首先是把握“自然”不同。而中华文化把握生命不是生物学意义的把握和了解，而是道德政治的把握。“生命”是最麻烦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征服世界易，征服自己难。”征服自己就是对付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如何安顿人心。中华文化在这一点上开出了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精神领域：心灵世界，或价值世界。“正德利用厚生”是中华文化生命里最根源的方面，“正德”是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律己要严；“利用、厚生”是安顿好、调护好百姓的生命，对人要宽。中华文化的经典就是对这一基本面的不断阐述，从而形成了道德的洪流。阅读这些经典，就是接受这一洪流熏陶，当自己的心灵完全融入这一洪流，定会发现自己原来渺小而短暂的生命，同样会显现出神圣和尊严。

第二，静思。任何经典既有永恒的东西，也有其带时效性和局限的方面。静思，就是要在阅读经典的基础上，结合现实，对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等根本性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当以良知为核心，将经典中的精华在自己头脑中形成体系时，良知自然呈现，道德标准便会油然而生，即使面对任何现实问题，也不会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独立的观点，人格定会挺立，就不会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中失守道德底线。

第三，反省。人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随时随地都需要进行判断和选择，很多时候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凭直觉就决定了。这样一来，错误在所难免，不道德的事情也会出现。反省，就是用良知检查自己的所作所为，看是否符合道德标准。一个道德修养高的人，可以做到随时反省，一件事办完后，良知紧跟着就进行检查，对错很快就知道了。但一般人达不到这一境界，最可行的方法之一是日记，每天将自己经历的重要事情记下来，用良知对其进行分析检查。据记载，曾国藩一生办过很多大事，而且手段非常高明和精明，但他智商并不特别高，30岁以前，性格方面还有很多平常人常有的缺点和毛病，基本属于一个平庸的人。后来他到北京做官，见到很多大儒、大学者，很受触动，便在而立之年立志学做圣人，方法是从写日记开始。用工整的蝇头小楷，把自己每天的所作所为，特别是把不符合圣人标准的都摘出来，痛自反省。有了日记这一工具，曾国藩工作、学习的效率大为提高，道德修养也大大提升。

第四，修正向外追求过程中的错误。反省过后，就是对自己在向外追求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进行改正，即使有的错误已无可挽回，也要引以为戒，防止以后再犯同样错误。

向外追求和向内反省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但又不可割裂。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最终必须体现在其向外追求的过程中，这种体现的核心是将向外的“争取”、“获得”、“有为”，与向内的“不争”、“舍弃”、“无为”有机地融为一体。“不争”是淡薄名利，在名誉地位上不争，“舍弃”是清心寡欲，对过多物欲的舍弃，“无为”是随遇而安，不过分强求人为。

通过向内反省，就可将人的无限追求和欲望引向对人生境界的追求，而人生境界是没有尽头的，是无限的，因此欲望就有安全的归宿，与自己有利，与别人无害，自然有利于个人和谐乃至社会和谐。

3、思想缝合、直觉涌现

科学人文的直觉是一种提高直觉思维可靠性的方法，它将向外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和向内对人生境界的无限超越结合起来，当两者融会贯通，形成浸透着科学与人文的复杂系统时，系统就会产生涌现特性，在面对需要决策的问题时，就会产生直觉，这就是科学人文的直觉。这种直觉已不是人在婴幼儿时期的直觉思维，而是拥有丰富内涵和实践经验的直觉。它既尊重科学，又具有道德，既不会被迷信所惑，也不会将科学当成万能工具而滥用。

为保证科学人文直觉的涌现，可以采取“思想缝合法”：以所要解决的问题为目标，以想象力为缝合线，将还原论所了解的系统各组成部分的静态知识、系统的发展历史、系统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以及自己向内反省基础上所形成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当这一切的内在关系被发现、打通、融合，系统的涌现特性就会产生，直觉便出现，最终在人的大脑中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形成对问题对象的整体把握。这一过程其实就是人脑的思考过程，也是人脑动态地模拟对象的过程，是系统涌现特性大量显现的过程。它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是不能分解的，一旦分解成各个部分，涌现性就会消失。但是，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科学人文直觉的产生过程，我们不得不将这一方法分别地进行描述。

第一，确定并专注目标。直觉不能凭空产生，它以目标为导向，目标越是明确，直觉才有针对性，提出的解决方案才更可行。同时，对目标必须专注，只要你肯一心一意与自己所做的事完全融合在一起，那么你很快就能感应到直觉的召唤（彭妮·皮尔斯，2009）。

第二，了解系统静态结构。目前的科学方法以还原论为基础，是在对系统进行分解后得到的，这一知识反映出系统的静态结构。对与目标相关的科学知识了解越多、越全面，直觉的基础就越稳固，确定性也随之增加。

第三，了解系统发展历史。静态结构只反映系统的一个横切面，即现时状况，只有了解系统的发展历史，才能把系统纵贯起来，得到系统完整和动态的知识。

第四，了解系统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系统的行为、意义等关键要素都与其文化背景有关，如果不了解系统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直觉判断有可能会失去其文化内涵。西方哲学中有一种叫结构主义运动的，始于20世纪前十年的早期，其两个关键要素是：（1）一个事物的意义是由它的背景文化结构来规定的；（2）这个系统有一个反映在两极对立中的一贯结构。假使我要理解一枚结婚戒指的意义，那么如果我脱离我的文化中一切别的事物而独立地考察我的戒指，我将会一无所获（斯通普夫等，2009）。

第五，个人向内反省所发现和扩大良知基础上建立的道德标准。这将为直觉指明道德方向。

第六，思想的缝合、直觉呈现。以目标为导向，以想象力为缝合线，通过自由方式，将以上五个方面融合为一整体，涌现性、直觉必将出现，在此直觉基础上的判断必定有利于个人乃至社会的和谐。

缝合的根据是事物的联系性，怀特海指出，“联系性是所有事物的本质。”科学所试图分割的东西，哲学则必须将之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怀特海反感的是科学分析漏掉了一些东西，而“被漏掉的东西却构成了一切最重要的东西”即道德直觉和生命本身。他说“除非我们把物质世界和生命融合在一起，并把它们看作是真正的实在事物的本质组成部分，而这些实在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它们的个性又构成了宇宙，否则，我们就既不能理解物质世界也不能理解生命。”（斯通普夫等，2009）

缝合的关键是以想象力进行自由联想，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创造的想象力通过将各种元素带进真正的和谐而构建一种真正的统一体，这不能通过相关的范畴来定位，因为这样自由就会受到必然性限制。然而，在这里，想象力的组合必须以某种自由的方式进行。为了能使人类的自由领域扩展至整个现实，人们必须能够欣赏和谐。这个领会并非是单纯与认知相关的概念，而是通过自由产生过程中的愉悦而审美化地欣赏。正是通过这种深思或反思式的欣赏使我们明白恰如其分和真正的秩序产生与否。

缝合的本质是非线性的，它不是简单、机械地将相同的部分拼接、缝合，而是用想象力进行自由联想，使关于判断对象的所有材料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并在这一整体基础之上产生直觉，涌现，也就是创造。这一非线性过程与复杂系统涌现特性产生的过程具有相似之处。因此这个方法就是利用人脑涌现特性产生的直觉，来理解自然、社会复杂系统涌现特性，用个人的创造来理解自然、社会创造的方法。

由于直觉的创造性，它就可以产生预见。有人认为，预见就是将已经在过去中观察到的东西投射到未来中，或者说，预见就是按照一种新的次序，为以后的时间设想出那些已经被观察到的元素的新组合。但是，对于有意识的生命来说，要存在就要变化，要变化就要成熟，而要成熟，就是要连续不断地进行无尽的自我创造（昂利·柏格森，2000）。由于不断创造，“生物当前状态无法在其直接过去中找到解释。”因而，对于生命、社会等有创造性的复杂系统，仅仅观察了过去发生的东西，仍然无法准确预见未来。而直觉的预见是创造性预见，并非简单根据过去而推测未来，是将静态知识通过想象力变成活的整体，活的整体就会表现出趋势，把握这一趋势，就能进行预测。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与毛泽东的预见性不无关系，其准确性达到惊人的程度，大到对国际形式的把握和对战争动向的判断，小至对个人命运的预测，很多预见都应验了。毛泽东的预见决不是臆测，也不是巧合，而是建立在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基础之上，加上超凡的洞察力、深入的调查研究、缜密的分析判断，从而得出客观规律的判断，这其中就包含了我们所说的科学人文的直觉。如果我们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这之前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与科学人文直觉的方法是完全相符的。

从向外的追求上看，毛泽东既学习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历史、文化、文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又亲自付诸实践，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一生追求。在向内的反省上，坚持阅读中华文化的经典，独立思考，经常反省，作为最高领导人能两袖清风，廉洁勤政，艰苦朴素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当有重大问题需要决策时，他那科学人文的直觉便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1916时就预言，中日之间20年内必有一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也应证了20年前一位24岁师范生的预言。进入抗战后，毛泽东于1938年5月预言，中国的抗战要打七八年，并将克敌制胜的战略方针写入了《论持久战》一书，后来战局的发展果然都在他的书本之中，难怪当时连蒋介石都感觉如获至宝，便发至全军，每个军官一本。毛泽东的视野开阔，并不局限在国内战场上，他把世界看成一盘棋。当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突然向苏联开火，苏德战争爆发。就在全世界为之震惊，大多数人还在观望时，毛泽东敏锐地感到苏德战争的爆发必将直接影响中国战局的变化，他反应迅速。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占线》。四天后的6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世界政治的新时期》，明确提出“苏德战争是世界政治新的转折点”。紧接着，六天后的6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根据毛泽东的想法，胡乔木执笔的社论《苏必胜，德必败》。一年后，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胜利让毛泽东笑逐颜开，他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在极短的时间内，要对如此重大的事件进行这样明确的表态，是相当不易的，这充分体现毛泽东对整体的直觉把握。试想，如果没有对中、日、苏、德、英、美、法等主要大国的现实、历史、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将这些浩繁的知识和信息缝合，形成一个整体，产生直觉判断，正确预言是不可能的。

科学人文的直觉还体现出中西文化的融合。科学是向外追求，这是西方文化的特征，向内反省是中华文化的特征，两者融合产生的直觉对个人乃至社会和谐均有重要意义。牟宗三把人分为认识主体、实践主体两个层面。认识主体是知识的或理智的（智），实践主体是情和意的。人如果仅仅是知识主体，认为只要掌握科学知识就够了，把意与情视为浮游无根之游魂，让其随风飘流而漫荡，而不与实践主体接触，他就不敢正视人生和宇宙。同时也会产生较大偏差，会给社会带来危害。惟有由认识主体进而实践主体，智、意、情形成三度立体之形，才能产生精神生活的认识，才能产生历史文化国家的政治。他把这称为“辩证的综合系统，必须以柏拉图的逻辑分解系统，与康德的超越分解系统，以及儒家的心性之学仁义之教为底子，而后始可以言之恰当而无舞弊，而且正可以见其利也”。从哲学角度说，只有贯通了这一系统，才能真正谈得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向外追求体现的是才华和能力，但这方面凡人皆有局限，因此，西方历来认为，人不管如何努力，终究达不到上帝的境界，最多只是无限地接近。所以，康德断言，凡人没有“智的直觉”，即直接知道一切而不需要知识，只有上帝才有可能，上帝具有全知全能的无限性，才可能具备“智的直觉”。而向内反省体现的则是道德境界，这是无限的，凡人经过努力同样能够做到，所以中华文化中，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即圣人；道家人人能成至人，或真人；佛家则人人能成佛。因为成圣人的关键在德性、智慧，而不是知识、技术、才能。有所谓“大贤以上不论才”之说，“大贤以上”即指圣贤，并不是说圣人不需要才，而是圣贤的主要关键在德而不在才。

这与和谐的比例不谋而合，即体现稳定性的道德占大（0.618），体现才能的创造力占小（0.382），当一个人创造力越大时，越需要更高的道德修养，否则，这个人可能非常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