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的两翼，只有在两者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社会文化才会获得一种和谐健康的发展。换言之，走两种文化融合之路，克服非此即彼的文化偏执心态，才是人们面向未来的一种合理的价值选择。
1.“两种文化”融合的必要性
①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对立起来的这种科学观是与科学的整体性特征相背离的。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链条。
②科学文化并非完满的“样板”，它需要人文文化的弥合。因为科学可以提供日益强大的、有效的“工具理性”，却不能满足人类对于政治理念、伦理规范和终极关怀等层面的需要，而现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困扰，往往发生于“价值理性”、“意义危机”的领域。
著名科学哲学家P·弗兰克曾从这样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即现代人类文明所受到的严重威胁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科学的迅速进展同我们对人类问题的了解无能为力。”而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根源，又在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44)。为此，我们就不仅需要理解科学本身，而且还必须了解科学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地位，说明科学与伦理、政治等等的关系。确实，科学只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有限性手段，仅靠它并不能使人类达到一个至善至美的世界。科学是实现人类目标的工具，但终极的目标指向并非科学研究的客观实在；科学是批判的、进取的，但社会的运行还需要保守的、稳定的机制，包括伦理、法律规范在内的意识形态则具有强制性，不能仅以科学方法论原则推导；科学研究程序的主旋律是理性的，但人的内在情感世界包含着非理性的直觉内容。正如美国科学社会学家B·巴伯所指出的：“科学在我们的社会中独立于整个社会所持的批判理性的价值。科学的理性仅仅是我们的这种价值之最明显的工具，仅仅是社会影响之最丰富的源泉。但是，理性，无论表现在什么地方，对产生变化和破坏已有的社会秩序具有同样的影响。因此，社会不稳定是我们为理性的建制化所付出的代价。”(45)科学文化尽管可以算得上是现代人类文明结构层次中最基础的部分，但它绝对没有涵盖人类文化的全部。“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46)事实表明，科学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人文关怀；科学如果丧失了人文关怀，就会“走火入魔”。
③无论是科学文化还是人文文化，都是人类文化创造所必需的。人与自然是人所面对的两大对象、所要处理的两大关系，也是文化实践的两大主题。科学理性的弘扬弥补了人文文化对自然研究不足的缺陷，同时也显示了人类理性思维和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人文文化则展示了人性的尊严和价值，是对科学理性文化的必要补充和导引。因此，要使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推进人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显现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必须使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互补充和调节，实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紧密结合。
2.融合的内在根据：科学与人文的对立统一关系
科学与人文有可能出现冲突，但并不意味着两者必然发生冲突。从辩证的观点看，科学与人文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不是无差别的统一。
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差异无疑是存在着的。美国人类学家露兹·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借鉴了F·W·尼采在古希腊悲剧研究中使用的两个概念，分析了“阿波罗型”精神和“狄奥尼索斯型”精神。“阿波罗型”是指古希腊神话中日神阿波罗所具有的精神特征——安稳、遵守秩序、理性、固守传统，亦被称为“日神型”，代表秩序和控制，表示科学文化。“狄奥尼索斯型”指酒神狄奥尼索斯所具有的精神特征——充满热情或激情、爱好幻想、易冲动、富有进攻性，亦被称为“酒神型”，代表激动与激情，与人文文化相关。美国哲学家R·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也对“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概括。他认为，人们习惯于将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看作是客观的，而将人文科学如政治学、诗歌等看作是非客观的，并将人文科学统称为“精神科学”或“软性学科”。自然科学被认为是一种“发现”的活动，即“发现自然已经创造了的东西”；人文科学则是另一种不同的“创造”活动，即“创造自然还没有创造的东西”；自然科学需要“说明”（explanation），人文科学以“解释”（interpretation）与“理解”（understanding）为前提；自然科学可以预测，人文科学无法预测；认识论适用于自然科学，解释学适用于人文科学。此外，这种差异与对立的一个突出方面，就是反映在两种文化的主体即人的身上，亦即分别偏重于科学和偏重于人文的人之间在思维、情感、性格、气质等等方面形成的一定差异。这也就是所谓典型的科学知识分子与典型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性格问题。莱斯利·史蒂文森在《多面孔的科学》中，就将典型的科学家与传统的文学家、艺术家、浪漫型人之间进行了有趣的对比，构成14个方面的两两对照，这就是：理性—感觉（左端为典型的科学家的特质，右端为后者的典型特质，下同），抽象—具体，概括—特殊，有意抑制—自然而然，决定性—自由，逻辑—直觉，简化—杂多，分析—综合，原子主义—整体主义，实在性—表面化，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男性化—女性化，阳刚—阴柔，左脑—右脑(47)。
大体上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包含下述四个不同的层次：
①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对象、理论特征、研究方法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性。人们常常根据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在性、客观性，研究手段的实验性、控制性，研究结果的定量性、可检验性，理论功能的解释性、预见性等，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建立一系列的对应关系。这种差异性或者不连续性是现实的，对于人的自我理解和发展来说也是有意义的。从本源上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是人以“外向地认识自然”和“内向地观察自己及生活”（E·卡西尔语）的方式进行自我理解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近代科学的独立、科学传统的建立和巩固导致了两者的分化和嬗变，但同时却导致了人的文化世界的丰富性，因为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等作为人的文化的基本样式，反过来又成了人把握世界、塑造自己本性的基本方式。
②人们关于科学与人文价值的主观意见之间的关系。科学与人文对于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但这种意义常因人的具体评价而表现出某种对立。例如，科学工作者将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方法和知识看作是惟一深刻的能使人获得真理的东西，或以“功利性”、“有用”的价值标准衡量人文科学，而人文学者则以自然科学对世界把握的“抽象性”、“对日常生活世界的远离”来反诘科学。例如，E·胡塞尔认为，欧洲人的危机之所以产生，就是由于以往科学家与哲学家忽视了人及其所处的生活世界，拯救这一危机的关键，只能是用现象学去阐明科学产生之前所特有的“生活世界”的根本含义。E·胡塞尔断言，生活世界乃是科学之前的世界。当I·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探讨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时，实际上就包括了探讨科学之前的生活世界的问题，即科学认识的基础问题。不过，由于I·康德刻意效法并模仿自然科学，所以他本人并没有确认和阐发这一问题。E·胡塞尔指出，在从事任何一种科学研究之前，首先探讨前科学的生活世界，是克服由于科学盲目发展所导致的人的危机的前提。对于这一点，科学本身是难以做到的，这只能是现象学所特有的任务。在他看来，自G·伽利略以来得到蓬勃发展的全部自然科学所忽视和遗忘的正是这一作为其前提的生活世界，由于科学的发展偏离了航向，最终必然会导致人的危机。
③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这是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关系的系统化、理论化反思。它们之间的对立，是哲学思潮也是哲学形态的对立。在当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出现了从冲突到融合的新趋势。融合不是无差别的统一，而是对话、沟通、借鉴，以达到新的哲学形态。一般地说，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目前的这种异质状态仍然存在、人文科学研究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范式转换的情况下，完全消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是不现实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归根结底有赖于当代社会实践的进一步扩大、丰富。
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人类文化包括了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同样，人类精神包括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涵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则是人类对自己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珍视与关怀，包含对人的价值的至高信仰，对人类处境的无限关切，对开放、民主、自由等的不懈追求，凝结为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科学精神是人哲学地理解科学规范，将科学的特征推至极致而领会到的科学的理想的精神气质。当人们用这种精神规范科学家群体的行为、价值取向、道德素养时，就变为了人们所说的科学的人的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理想精神，R·K·默顿最初的关于普遍主义、公有主义、非谋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的“四规范说”(48)是从现实的科学活动中提炼不出来的，而只能通过科学规范来理解。既然它是人的一种理想，因而与以人的自由为终极意义的人文精神就不可能是矛盾的。科学精神本身并不在人文精神之外，而是就处于人文精神之中。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而缺少了人类在科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无穷探索、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就会变得残缺不全。
因此，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既有现阶段对立性的一面，也有本源和终极意义上一致性的一面。它们之间的对立，是人以人的方式生存，创造有意义的世界而还没有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的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本质上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哲学观、科学观、社会观、人文观的对立、演化、发展的结果，是两种不同的科学观、社会观、人文观的对立。这种现象的形成逻辑，可以表示为：
从两种科学存在的客观差异到两种哲学之间的对立，方法论（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人文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关键环节。它们既是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对象、形态、思维方式、评价标准、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的这种客观差异的哲学概括，也是直接影响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发展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科学与人文对于日常生活中个人的理论评价和生活选择尺度的影响，正是这两种方法论通过教育和学科的职业化所发挥的作用。在历史上也正是这样。与近代自然科学共同发生、相伴而生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不仅指导着科学家进一步的科学研究，而且更演变成了他们观察社会、生活，评价人生的方法论，内化成了现代科技教育的方法论。近代科学方法论的机械性，它对于人性的排斥等局限性，都已成为人文主义批判的靶子。而现代科学的辩证理性方法论已表现出了科学人性的一面，辩证地处理了认识方法的规范性与非理性，理性的逻辑性与历史性，建立了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实现了科学思维方式从决定论向概率统计性的转变。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讲，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绝对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正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是从方法论的对立开始的，这两种文化对立的消解也必须立足于对方法论的广泛研究。只有不是从单纯的自然科学或者人文科学方法论，而是从建立在通晓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间断性与连续性的辩证法基础上的、对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广泛的比较研究出发，我们才能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把握到真正属于人的，符合人的历史发展逻辑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例如，当代诠释学方法的研究就为科学与人文的融通提供了依据和可能。“诠释学传统从词源上至少包含三个要素，即理解、解释和应用的统一，所谓统一，就是说它们三者互不分离，没有前后之别，即不是先有理解而后有解释，也不是理解在前而应用在后。解释就是理解，应用也是理解，理解的本质就是解释和应用。”(50)
3.“两种文化”融合的现实基础：人类文化的一体化发展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汇流发展的趋势，使得科学与人文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增强了相互之间的对话。前已提及，在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就出现了相互结合的趋势。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就指出了这种趋势：“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51)这种趋势到了20世纪初期又有所发展。列宁在他1914年写的一篇文章里，把这种趋势叫做“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他指出，这个潮流在马克思时代已经存在，“在20世纪，这个潮流也同样强大，甚至可以说是更强大了”(52)。而在今天，不仅存在着从自然科学奔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潮流，同时也存在着从人文、社会科学奔向自然科学的潮流。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吸取概念、理论和方法，不断丰富各自的内容，改善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如把自然科学中的“熵”、“信息”、“反馈”等概念引入经济学，把电学中的“阈”的概念引入感觉、知觉范畴，把力学中的“惯性”引入社会学，将控制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用于现代管理、人口研究、货币控制等。自然科学中的假说、类比、模拟、思想实验等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普遍使用的方法。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也在不断渗透到自然科学。例如，经济学关于经济效果的理论和方法正在用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评价问题，语言学关于自然语言的构造和规律对于设计电子计算机的程序语言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由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吸取概念、理论和方法，在它们之间涌现出了一系列综合学科，如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空间科学等。由此可见，科学与人文正在走向文化融合，从而为避免或减少彼此间的对立和冲突提供了现实基础。
4.“两种文化”融合的基本途径
在我们看来，融合“两种文化”存在着两条道路。一条是“自发的”道路。其根据就在于科学与人性有着内在的关联。D·休谟早就揭示出这种关联。他写道：“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他指出：“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根据他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53)
在实践上，科学家通过对科学的至深探索可以将他的眼光引向人文关怀的终极问题；而对科学局限性和科学家责任感的双重把握，则使科学家有可能走向对科学的人类性效应的深切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将一方面继续追求更新的科学成就，另一方面则同时致力于发掘其人文意义，实现其积极的人类性价值。这样，科学和人文在他那里就不是必然冲突、两者择一的选择，而是可以统一的事业（爱因斯坦就是一个典型）。但是，这一过程是极其艰难的、曲折的。
二是“自觉”的道路。这就是通过“科学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社会科学的“中介”、倡导“新人文主义”等途径，实现“两种文化”的融合。
首先，“两种文化”的融合，体现在知识主体的身上，就是要努力促进“科学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沟通，达到相互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由于自己所受的文化教育和文化熏染，在文化研究和文化交流中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化定势和文化价值作为惟一的或基本的标准、尺度和参照来度量、理解和评价其他文化，并从自己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来看待、要求甚至改造异域文化，从而产生出非常复杂甚至根本相反的文化态度和文化理解。而要破除上述这种文化偏执心态以促进文化的有效理解和交流，就应该以一种宽容的文化心态，看到文化发展的多元性和相对性，并努力寻找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共通性。正如E·O·威尔逊所说：“随着这种汇流的进行，一种真正的好奇心将重新进入变宽阔了的文化……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能比过去更进一步努力明确各种伟大的目标，使有教养的人们能朝着这些目标展开发展的航程。”(54)
其次，就是要通过两种教育即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来实现“两种文化”的融合。科学哲学家P·弗兰克在谈到科学与人文之间所缺少的环节时指出：“许多不同行业的著作家都悲叹我们现在的文明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们科学的迅速进展同我们对人类问题了解的无能为力，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条很深的鸿沟，或者换句话说，科学同人文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而在以前各个时期，这条鸿沟有着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作为渡桥。”(55)吴大猷教授也指出：“人类文化，由于科技的猛速发展，乃有‘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的分野。前者指哲学、语文、文学、艺术、宗教、历史、法律等等，后者包括数学、物理科学、生命科学等等。由于科学的高度专门化日甚，两个文化间的鸿沟亦日广，为使人能适应这个迅猛改变的世界，教育的责任之一，是沟通这两个文化。”(56)
而要达到两种教育的结合，就要实施“文理融通”的教育。通过这样的教育，造就既有科学知识又有人文素养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如今，已有许多院校在两种教育的融合上进行着富有成效的探索。如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将自己的办学宗旨定位为：“我们需要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创造更好的联系，其目的在于：把两者融合成一种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为基础而又不削弱任何一方的广泛的人文主义，从而能从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所形成的障碍中找出一条道路来。”
第三，以社会科学为“中介”，实现“两种文化”的融合。社会科学在学科上，它的某些学科既可以看作是社会科学，也可以看作是自然科学或人文研究；在对象上，它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研究有交叉之处；在方法上，它既可以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可以使用人文研究的方法。因此，在科学与人文的对话中，社会科学在某种语境中可能更靠近科学，也可能更靠近人文，还可能以横跨两域的“中介”来展示自己；从总体上看，社会科学带有中间和交叉的性质，是科学与人文两者相互过渡的地带，也是促进科学与人文相互沟通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正如I·华勒斯坦所指出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分法已经不像它一度显示的那样不证自明了。同样，各门社会科学也不再是站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对立的家族之间、不知道该投向哪一方的穷亲戚，恰恰相反，它们业已成为自身的潜在调和场所。”(57)
第四，倡导“新人文主义”，是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起来的有益尝试。英国哲学家M·波兰尼从认识论出发，通过批判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证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知识一样，充满人性因素；科学实质上是一种人性化的科学。他创立的“默会理论”，指出在非言传性的“默会知识”层面，科学与人文是相通的。他提出科学乃至一切知识都无法摆脱主体性，都属于“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因此，研究事实的科学和研究价值的人文学，其意义都为人所赋予，其中并无谁优谁劣的问题，两种文化由此得以融合。现代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出现的“新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则从自然科学自身的理解出发，揭示科学的人性基础和科学活动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机制。美国科学史家G·萨顿指出：“没有同人文科学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58)在他看来，科学不应该是自身的目的，也不只是满足人类自然欲望的工具，更不仅仅是达到以科技为目标的方法；科学应当与合乎人性的价值体系以及行为原理相配合。他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一书中写道：“新人文主义”是建立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它赞美科学所包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59)。他强调：“无论科学可能会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的本质都是人性的。每一次科学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果实，都是对它的价值的一次证实。”(60)科学历史主义则力图将它们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将科学真正当作人的科学来理解。科学历史主义揭示的科学活动的范式结构，表征着人的科学活动具有与人类的其他活动本质相同的社会、心理机制。美国科学哲学家M·W·瓦托夫斯基也强调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他认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作为科学哲学的基本关系，不仅涉及科学是什么，或科学思想是如何发生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科学思想与常识、科学的概念框架与常识的概念框架和哲学的概念框架的关系。科学哲学的目的就是要以某种首尾一贯的方式提供两种文化，即“科学的”与“人文的”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M·W·瓦托夫斯基说：“哲学如果不致力于寻求首尾一贯性，不致力于把我们这一领域的知识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综合起来，那它就无存在的必要了。”(61)与过去一般仅仅从自然科学的外部“观”科学的传统人文主义完全不同，这种对科学理解的“新人文主义”是立足于科学之中，通过揭示科学的人性前提，揭示先于科学并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历史性条件而强调科学的人性化的，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人文主义。
【注释】
(1)O·斯本格勒：《西方的没落》，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18页。
(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读》，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3)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4)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5)丁文江：“我的信仰”，《独立评论》第100期，1934年5月。
(6)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枙人生观枛”，《科学与人生观》（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0页。
(7)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8)任鸿隽：“赴川考察团在成都大学演讲录”，《科学》第15卷第7期，第1168页。
(9)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10)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页。
(11)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
(12)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二”，《科学与人生观》（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1～22页。
(13)胡适：“科学的人生观”，《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页。
(14)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二”，《科学与人生观》（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1～22页。
(15)《胡适的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6～297页。
(16)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二”，《科学与人生观》（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17)王星拱：“科学的起源与效果”，《新青年》1919年7卷1号，第18页。
(18)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二”，《科学与人生观》（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19)梁启超：“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科学与人生观》（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
(20)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21)A·索卡尔在这里引用了“jouissance”和“différance”这两个法文单词，以表明这种趋势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jouissance”是J·拉康常用的一个词，它意指高兴和愉快，包括性的冲动。“différance”是J·德里达创造的一个词，指着差别（difference）和延缓（delay）的结合。
(22)A·索卡尔、J·德里达、R·罗蒂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23)A·索卡尔、J·德里达、R·罗蒂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24)P.R.Gross and N.Levitt.Higher Superstition : The Academic Lef t 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
(25)鉴于“科学元勘”中某些研究走向极端的相对主义和科学意识形态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菲利普·基彻建议用大写的“Science Studies”代表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并将它称之为“后现代科学元勘”。（诺里塔·克瑞杰：《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化曝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
(26)Andrew Ross.Science Backlash on Technoskeptics.The Nation 261（10），October 2，1995，p.346.
(27)安德鲁·罗斯：《科学大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8)同上书，第13页。
(29)同上书，第14页。
(30)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对现代科学思潮的批判已从第一阶段的对认识论相对主义的批判进入第二阶段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
(31)诺曼·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43页。
(32)同上书，中文版序言，第1页。
(33)诺曼·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文版序言，第1页。
(34)同上书，第37页。
(35)同上书，第38页。
(36)同上书，第29～30页。
(37)菲利普·基彻：“为科学元勘辩护”，转引自诺里塔·克瑞杰：《沙滩上的房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38)同上书，第50页。
(39)菲利普·基彻：“为科学元勘辩护”，转引自诺里塔·克瑞杰：《沙滩上的房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40)同上书，第70页。
(41)诺里塔·克瑞杰：《沙滩上的房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3～4页。
(42)斯蒂文·温伯格：“索卡尔的恶作剧”，见A·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43)诺曼·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44)Philipp Frank.Philosophy of Science : The Link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h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57，p.xii.
(45)B·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6～24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5页。
(47)Leslie Stevenson and Henry Byerly.The Many Faces of Science.Westview Press，1995，p.32.
(48)详见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科学的社会建制”。
(49)陈其荣、曹志平：《科学基础方法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50)洪汉鼎：《理解与解释》，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编者引言，第7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52)《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9页。
(53)D·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7页。
(54)E·O·威尔逊：《论人的天性》，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
(55)Philipp Frank.Philosophy of Science : The Link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h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57，p.xii.
(56)吴大猷：《吴大猷文集》（7），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版，第34页。
(57)I·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3页。
(58)G·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59)同上书，第125页。
(60)同上书，第49页。
(61)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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