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基本观点与主要内容

第三节　本书的基本观点与主要内容

本书提出“什么是经济效率转型，上海经济需要怎样的效率转型”的问题，在效率驱动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建构下，结合上海过去五年转型发展的特点，力图从实证的视角，比较客观地描述上海经济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进而为全面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奠定物质与结构基础的过程。

研究发现，上海经济效率转型遵从资本配置、城市化、研发科技活动、信息化、节能减排和转变政府职能等六条路径展开，有效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海经济正在由传统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型。本书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上海经济在过去的五年里，六大领域内取得的转型成效，深度挖掘了效率增进的制度原因与市场原因，与此同时，就上海经济效率转型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进一步推进上海经济效率转型的政策选择与对策建议。

本书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经济发展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过程中，往往需要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效率驱动不仅有助于在要素驱动的后期阻止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而且还能为创新驱动集聚效能较高的投入要素，在生产函数不变的条件下，有效促进偏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以促进生产力为导向的经济转型，势必是一个在时间上继起、空间上连续的，即“要素（投资）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完整递进发展过程。上海经济效率转型的六条路径是相互支持、彼此支撑的，效率驱动的经济绩效还与体制机制改革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

本书以大量的实证材料与详实数据，客观反映上海在过去五年里效率转型的主要成效，体现了在当代中国，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发展精神。其中，除第一章理论依据和第二章时空背景分析外，第三章运用数理经济学方法测度了上海在过去五年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及其同全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第四章至第九章以分论的形式，进一步结合上海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原因，对效率驱动的六条路径给予细致的阐述与分析。具体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上海经济效率转型的理论依据与路径选择。从上海经济自2007年以来出现的各类现实问题出发，指出防止上海潜在增长率下滑的有效途径是通过效率驱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效率转型的理论依据来自对经济效率内涵的理论追溯，无论是财富积累还是资源配置，效率指向始终贯穿经济学发展的每个阶段。上海经济效率转型是在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前提下展开的，符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本质要求，效率驱动既是创新驱动的前导阶段，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表现。

第二章，上海经济效率转型的时空背景分析。上海经济效率转型在纷繁杂乱的国际环境与扑朔迷离的国内宏观经济环境背景中前行。首先从国际环境看，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续震荡、2010年的欧债危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的再工业化，以及新产业革命的来临等，交织成一幅绚丽的图景，上海在引进吸收利用外部资源以促进自身效率提升方面挑战与机遇并存。其次从国内环境看，实现“增长奇迹”之后的关于增长与发展的思辨与争论，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增速放缓和要素报酬递减趋势，都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这构成了上海经济效率转型与提升的国内背景。

第三章，上海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与比较分析。基于经典增长理论框架，通过经验实证方法，估计上海及全国在1978年至2011年劳动与资本的要素投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上海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的五年里相对全国而言呈现上升态势。从理论上看，对这一结果的科学解释至少应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物质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二是劳动力市场转型；三是科技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四是信息化水平提高；五是环境、能源利用效率改善；六是政府行政效率优化。这六个方面相互支持、彼此支撑，为上海经济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结构基础与物质条件。

第四章，资本配置效率。上海在经济发展与转型的过程实现了资本配置效率的大幅提升，特别是资本效率在股份公司和民营企业内的生长，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从广度和深度上看，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资本深化有利于运用先进技术提升资本的利用效率；二是从结构上看，打破不同所有制经济部门和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资本自由流动壁垒，促使资本流向效率更高的部门。为此，上海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是两种平行效应的结果，一种是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不同部门之间的结构变动效应，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有所提升；另一种是资本自由流动使得民营经济通过资本深化实现效率增进。其中，市场机制导向、法律框架体系、政府管理创新以及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进一步促进上海资本配置效率的重点措施及政策因应，仍将是围绕民营经济的资本深化以及革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歧视政策，并在财政税收、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和金融支持等方面扎实推进与细致落实前期政策。

第五章，城市化效率。伴随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上海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衡量的人口城市化率持续升高，位列全国之首。然而，外来劳动力在就业结构、工资收入、劳动条件、培训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不能同本地劳动力一样获得相等的公共福利，也难以形成对城市工作与生活的稳定预期，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导致上海的城市化效率并不高。为了进一步激发全员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上海在促进劳动力市场转型与社会融合方面，围绕缓解上海的“新二元结构”展开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其中不乏卓有成效的政策调整，如加大最低工资调整力度与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去碎片化”等。“十二五”时期，上海将围绕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彻底消除城市的“新二元结构”，提高上海的城市化效率，促进劳动力市场融合和构建包容性的全球城市。

第六章，科技活动效率。科技创新是效率转型与创新驱动的核心载体，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以及协同创新等多种模式。近年来，上海通过实行“人才＋项目”机制，在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与高新技术产业化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获奖与专利数量及新产品价值显著提升。目前，上海已基本形成包括科技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人才队伍、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以及政府采购等在内的八大类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有力地推动了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应用型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上海科技活动效率稳步提升。在现有政策框架下，上海科技创新体系未来的发展重点应致力于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营造有利于市场主体的创新环境，提高企业创新动力；二是完善产学研合作的机制体制，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活力；三是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发挥政策的引导和补充作用。

第七章，信息化效率。上海在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功能转型的过程中，善于学习和运用新产业革命特别是数字服务产业涌现的最新成果，以发展信息服务业和在应用型与服务型领域对传统产业内容加以改造与创新，信息化整体水平继续保持国内领先，部分指标达到发达国家先进水平，一批新兴技术创新成果在世博会之后得到示范应用，引起了从实验室（科学）到企业流水线（技术），再到产业组织、商业模式、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等一系列连锁反应。2010年上海正式启动智慧城市项目建设，提出“大力实施信息化领先发展和带动战略”，加快建设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智慧城市”，将上海城市的信息化效率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十二五”时期，面对相关政策与制度设计相对滞后于信息产业结构变化与智慧城市建设内在诉求的现象，上海信息产业发展应当遵从效率优先原则，强化信息制造业的研发与创新功能和信息服务业的效率改进功能，并调整与智慧城市建设理念相匹配的制度设计与政策选择。

第八章，能源效率。节能减排是建设“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社会的主要途径。2007年以来，上海把建设“两型社会”与优化生态环境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多方位完善节能减排的政策配套体系。这既是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环保新道路，又是坚持从上海的实际情况出发，倡导源头控制、综合治理、预防为主，大力推进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型，促进上海能源使用效率提升，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融合发展。目前，针对上海在节能减排实践中存在的各类体制性问题，特别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缓慢等问题，亟须建立与完善“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协作机制，并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节能减排标准、强化政府监管和激励企业进行能源管理；二是加强节能减排服务体系建设、促进资源价格调控；三是深化节能环保宣传、提倡“绿色消费”和“绿色信贷”理念；四是试点和推广能源税与污染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及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五是实施帮扶节能技术改造、创新与推广的财税政策。

第九章，行政管理效率。上海经济效率转型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在既定约束下的主动转型与自觉转型，就政府部门而言，需要在宏观层面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与改革的演进脉络，实现以自身行政效率转型与提升为核心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在这里，政府的公共财政收支的职能将被还原到政府的“权利”与“义务”的层面加以考察，其中，外在的财税体制改革与内在的行政管理效率提升，是行政力量推动经济效率转型的两把“利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目标应当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导向下的财政支出有助于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行政管理效率提升，并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激励，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上海在加快“四个率先”和“四个中心”的建设中，应致力于加快行政管理效率提升，加强自我行政监督，在行政层面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上海在效率驱动的发展路径的实践中，深刻体会到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要义是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而任何发展方式的调整归根结底都是一种动力机制的塑造和利益分配体制的确立。为此，本书在全面阐述资本配置效率、城市化效率、科技活动效率、信息化效率、能源效率与行政管理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新机制体制下，需要满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这既符合经济理论发展尤其是新政治经济学在用经济学逻辑思考政策合意性的演进方向，又代表着政策研究者对于政策在实施与调整过程中对“善治”意义解读的一场方法论革命。

【注释】

[1]数据来自2012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2月公布），按2012年12月31日的汇率1美元=6.2855元人民币换算。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2页。

[3]张薰华：《〈资本论〉脉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4]［法］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75页。

[5]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384页。

[6]［美］穆尔堡：《经济理论的社会限度》，（纽约）路特里季公司1995年版，第70页。

[7]具体计算过程可参阅［美］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5页。

[8]Daron Acemoglu，“Modelling Inefficiency Institutions，”NBER Working Paper11940，2006.

[9]郑秉文：《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需向效率驱动转型》，《中国证!报》2011年3月9日。

[10]被誉为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典范的“东亚四小龙”，日本和中国香港都只用了7年、新加坡用了8年、韩国用了11年实现了从下中等收入组向上中等收入组转型。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上海市创新转型发展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研究报告摘要，2012年。

[12]“资源诅咒”指的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的更慢。经济学家将原因归结为贸易条件的恶化、荷兰病或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等，主要由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的过分依赖导致。1993年，奥蒂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在此之后，萨克斯和沃纳（Sachs＆Warner，1995，1997，2001）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

[13]以上海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例，经计算，2007—2011年，上海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从人均12.3万元提高到17.5万元，年均增长10.36％，略低于2002—2006年和1997—2001年年均10.76％和11.56％的增长率，但不同产业部门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表现，比如，第二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8.48％，同2002—2006年的13.31％和1997—2001年的11.38％呈递减态势，而第三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1.01％，高于2002—2006年的8.41％和1997—2001年的10.22％。这表明上海在效率转型的过程中，服务业的生产效率有所提升，而工业效率则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