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结论

第七章　总结

本书前几章对货币危机传染的渠道和机制进行了深入详细的研究，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理论和实证上得到了一些基本结论。本章对前面的创新点和研究结果进行了概括，并在结论的基础上提出防御货币危机传染的政策建议和启示。这些结论和启示是针对世界经济新问题在理论上所作的探索，对阻止货币危机的传染和防范外部冲击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国与东南亚的几个危机国家存在相似之处，而且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提高，与世界经济联系的一体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而内部经济特别是金融体系还有待健全，抗冲击的能力还不强。本书的研究也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货币风险的防范提供了参考。

第一节　本书的主要创新点

货币危机的传染机制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理论上还有待发展，同时由于涉及国家和因素较多，实证上的难度也非常大。下面简要归纳本书研究中的主要创新点。

一、货币危机传染的定义、研究角度和方法

本书首先定义了货币压力的概念，在货币压力的基础上定义货币危机传染，并将传染渠道划分为媒介传染和非媒介传染，这样的研究角度有利于对传染过程的研究。

货币危机传染内涵的界定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研究内容和方法，在已有的文献中，关于货币危机传染的定义有许多，但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

本书首先定义了货币压力概念，将货币危机的过程视为连续的，即货币危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货币压力逐渐增加的结果，当货币压力增加到一个极限位置时，货币危机就发生了。定义货币压力有利于定义货币危机的传染，本书中的货币危机传染就是货币危机国家的货币压力向其他国家扩散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危机在经济传染机制的作用下导致了其他国家货币压力的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由危机国家的货币动荡引起的导致其他国家货币压力增加的因素都应纳入危机传染的分析之中。所以，本书将货币危机传染定义为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机制（包括信息传递）增加其他国家的货币压力，并引发货币危机的过程。这个定义有利于对货币危机传染机制进行全面的分析，有利于研究货币危机的传染规律。

本书将货币危机传染过程划分为媒介传染和非媒介传染。媒介传染包括贸易渠道、金融市场渠道和投机攻击等；非媒介传染包括信息传递、心理预期传染、市场恐慌情绪的传染等。在这种划分方法下，可将目前国外研究中的“溢出效应” 、 “金融联系传染”等视为媒介传染， “飓风效应” 、 “羊群效应” 、 “惊醒效应”等视为非媒介传染。

这样的划分明确了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避免了国内外货币危机传染研究领域中对传染效应混用的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全面分析并比较各种力量在货币危机传染机制中的作用。

二、明确了关于货币危机产生根源的研究与关于货币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之间的差异

本书在研究过程中明确了研究货币危机产生根源与研究货币危机传染的差异。目前关于货币危机产生根源的研究文献已经非常多，但货币危机传染的研究则比较少，货币危机传染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不足就是没有明确它与货币危机产生根源研究之间的差别与联系。

从联系上看，货币危机的产生是货币危机传染的起点和终点，有了货币危机的发生，才会有货币危机的传染。同时，货币危机的传染也以另一国家货币压力的增加为落脚点。有了起点和终点，就确定了研究的方向。从研究范畴上讲，除第一个爆发货币危机的国家外，后面爆发货币危机的国家都包括了货币危机传染这个因素。从这个角度上讲，货币危机传染的研究与货币危机产生根源的研究存在紧密联系；二者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如果说货币危机产生根源注重危机首发性，重点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国家爆发了货币危机，那么货币危机传染则注重对货币危机的继发性及货币危机的国际转移。如果说货币危机的产生根源强调货币危机产生的初始条件，那么货币危机的传染机制则强调一个国家的货币危机引发另一个国家的货币危机的过程或机理。

在明确二者差异的基础上，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将货币危机的产生作为一个前提条件，在此条件下研究货币危机对其他国家的传染效应。如在货币危机期间汇率市场相关关系的突变研究，在国际贸易传染研究中对指标变动率的研究，投机攻击中对货币危机引起的预期突变的研究等。

三、关于货币危机传染的基础和方向性的研究

货币危机的传染研究要以其存在性为基础，没有存在性，就失去了研究的基础。在已有文献中，许多都将事件的先后次序作为传染存在的事实依据或者默认传染的存在。本书的研究以因果分析为先，对不同的滞后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数据支持东南亚危机国家汇率市场之间存在稳定的因果关系，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汇率变动对解释其他国家的汇率变动是显著的。这个分析虽然不能作为危机传染存在的充分条件，至少也是危机传染存在的表现，是系统性分析中不能缺少的部分。

在证实了汇率市场满足传染存在的必要条件后，本书进一步分析了货币危机传染存在的基础。这个基础可以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这些国家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如经常账户恶化、储备的持续减少，或者汇率高估，或者短期债务增加、债务结构不合理等（尽管每次货币危机，投机者所看中的进攻点是不同的，但每次都应该存在发动攻击的着眼点）。这些相似性的研究，包括第三章中金融市场的高相关性，都是货币危机传染存在的基础。传染基础的实证，使后面内容的分析不至于凭空而来，具有了连续性。

在第二章的实证分析中，还得到东南亚货币危机传染中的一个特性——经济基础健全和储备充足的国家承受货币压力增加的效应不如其他国家显著，从这个角度上讲，货币危机传染中投机攻击是具有方向性的。

四、关于货币危机传染机制的提出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本书得到了如下结论：媒介传染中的金融市场传染和贸易传染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但单个渠道的传染力度都不足以使被传染者爆发货币危机。对货币压力的影响的实证结果表明，贸易因素并不如金融因素影响显著；在对金融因素（主要是汇率市场）的研究中，货币危机的影响（冲击）也不是唯一的主要力量，在很多时候，本国汇率波动的滞后影响超过了来自外部的冲击。这些结果说明，非媒介传染在货币危机传染中起了重要作用，媒介传染和非媒介传染的综合力量共同促进了货币危机的传染。

在本章第二节中给出了货币危机传染机制的框架，如图7.1所示。

五、预期影响下的投机者与政府的博弈模型的建立

预期和投机攻击是货币危机传染的重要因素，在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中，以独立研究预期、投机攻击或者二者的综合作用的居多。事实上，在固定汇率制下，投机者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博弈关系，预期、投机攻击、政府三个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在目前的研究中，虽然存在预期、投机者与政府博弈的研究文献，但还未发现一个比较完善的分析模型。本书建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模型，并将其用于货币危机传染机制的分析。本书清晰地分析了各种因素对博弈结果的影响机制：如货币危机引起的预期突变、投机攻击成本、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成本等因素对博弈结果的影响及其在货币危机传染中的作用，对每种因素的分析都得到了明确的结论。

第二节　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结论

一、传染基础及各种传染渠道的研究结论

（1）从实际数据上看，在不同滞后期的因果关系分析中，五个危机国家的汇率市场存在较为稳定的因果关系，东南亚货币危机国家间的汇率市场满足传染性存在的必要条件。同时，在经济基础方面危机国家也存在共性，而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出口竞争力下降以及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加重了相关国家的汇率高估。经常账户赤字的持续增加，使得外汇储备消耗和货币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弥补经常账户赤字，这些国家越来越依靠短期资本的流入。另外，长期资本随着这些国家货币压力的增加而流入速度放慢，结果导致外债结构中短期外债的比例越来越大，汇率风险也随之增加。这些共同点是投机者发动攻击和货币危机传染的重要原因，在泰国发生货币危机后，投机攻击者会迅速向同类国家发动攻击，导致了货币危机的迅速扩散。在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中还发现，经济基础健全和储备充足的国家遭受攻击的可能性较小，从这个角度上讲，货币危机传染是具有方向性的。

（2）关于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传染的关系。根据IMF对货币危机的定义，从历史数据来看，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实行浮动汇率制和钉住汇率制的国家都有货币危机发生，从发生的频率上讲，实行钉住汇率制的国家的发生频率并不比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高。当然，两类国家危机频率的高低与货币危机的定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由于本书主要以东南亚危机为背景分析货币危机的传染机制。而东南亚国家实际实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钉住汇率制。本书进一步对钉住汇率制下货币危机发生的机制进行了总结分析，钉住汇率制下政府的隐性担保滋生的道德风险是货币风险增加的主要原因。累积的货币风险就是一个投机攻击的信号，在其他国家发生货币危机后，这些国家容易成为投机攻击的对象，也就是货币危机的传染对象。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表明，东南亚国家在钉住汇率制下积累了相当的货币风险，主要是外资利用不合理，短期债务和市场泡沫不断增加，汇率风险不断增加，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监管不能同步发展。在泰国发生货币危机后，其他国家遭到攻击，成为传染对象也在情理之中了。

（3）沿市场联系的货币危机传染。本书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深入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南亚危机国家的金融市场（由于数据原因，本书主要对汇率市场和股票市场进行了研究）存在高度的相关性，货币市场具有联动性，这是货币危机传染存在的基础。

从市场联系的平稳性角度分析，市场联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平稳增长时期的市场相关关系，另一类则是市场非平稳时期（本书中主要指相邻的其他国家发生了货币危机）的相关关系。在平稳时期，相关系数是相对稳定的；但在危机时期，由于货币危机的传染性，可能存在共同投资者的决策变化，市场的跟风效应（羊群效应），甚至是投机者对两个国家同时发动攻击，这些行为都将使得两个市场的相关关系在短期内发生突变。也就是在货币危机期间，如果存在有别于平稳时期的市场力量，两个国家的相关系数会突然增加。在货币危机过去后，这种短期力量产生的相关系数的突变也应该逐渐消失。实证的结果证实了这种假设。说明东南亚的几个危机国家在泰国发生货币危机后承受了非常明显的促使市场共同变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促使货币危机不断扩散的短期因素。

另一个更重要的也是争议所在的问题是，市场传染的力量是不是危机传染的主要力量，或者说，A国的货币危机通过市场传染的力量是不是足以使B国的货币危机爆发呢？本书进一步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分析图表明：危机中心国家对其他国家存在显著影响，但从整体上看，市场联系并不是货币危机传染的唯一力量，甚至不是主要力量。在多数时候，被传染国家汇率波动的滞后影响居于主要地位，甚至超过了危机国家汇率波动的影响。脉冲响应图还呈现另一具体特点，危机国家汇率的影响还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随着时间的延长，其影响力明显减弱。市场联系的力量并不足以导致被传染国家发生货币危机，在货币危机传染过程中，还存在推动货币危机传染的其他力量，这与相关系数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在进行条件异方差分析时，东南亚危机国家的汇率市场还体现出另一个明显特征：本国汇率市场的滞后影响在货币危机前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货币危机发生前，本国汇率的滞后影响是收敛的，影响越来越小。而在货币危机期间，由于市场恐慌情绪，方差方程呈现发散趋势。说明在存在市场波动时，人们预期的市场风险越来越大，容易产生自促成式的货币危机。由于最初的汇率冲击是由危机国家造成的，这也是货币危机传染的机制之一。

（4）沿贸易渠道的货币危机传染分析。贸易也是国际经济联系的主要途径。危机国家货币贬值产生的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以及在第三方市场上的竞争关系的变化，都会给贸易关系紧密的国家带来巨大的货币压力。在第五章中，本书总结了贸易传染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指出贸易传染是国家间博弈的结果，国家之间的竞争容易导致传染性的竞争贬值，这为货币危机沿贸易渠道的传染提供了通道。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对样本范围、样本时间、指标及模型进行了仔细考虑，并结合亚洲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货币压力增加影响显著的因素是名义汇率贬值率、储备变动率、对银行负债流量的变动率、国际利率变动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率，而贸易因素对货币压力的影响力则相对较弱。这说明，导致东南亚国家货币增加的主要是金融类因素，单纯通过贸易渠道的传染效应并不是危机传染的主要力量，至少它没有金融类因素对货币压力的影响大。

（5）在货币危机传染中还有两个重要因素：预期和投机攻击。二者都在货币危机传染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预期是一个心理变化的过程，预期的变化对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会产生直接影响：预期改变可能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导致投资撤离。预期的改变也可能导致国内居民的货币替换，形成巨大的外汇需求和本币的供给膨胀，产生巨大的汇率压力；预期的改变还可能引来投机攻击，直接促使了货币危机的爆发。投资特别是长期投资的变化需要考虑投资周期，是一个相对于汇率变化较为缓慢的过程。货币替换也需要建立在本币可自由兑换的基础之上，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还不高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施加有力的影响。而投机攻击是一个外部因素，政府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预期改变和巨额的国际投机攻击在货币传染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加速了货币危机的传染速度，也加大了其传染力量。

在货币危机期间，预期存在三种作用机制：不完全信息下的预期突变、博弈过程中的放大效应和预期的正反馈机制，这三个方面的作用加速了人们的贬值预期，也加大了招致投机攻击的可能性。本书建立了投机攻击与政府决策的博弈模型，并结合预期改变分析了各种情况下的博弈结果。结论表明：在国际汇率冲击（此处主要指某个国家的货币危机）下，贬值环境下的投机攻击的范围明显增大，同时非稳定区域在更健全的汇率基础上出现，原来是稳定的汇率区域在冲击作用下成了非稳定区域，甚至是投机攻击区域，被攻击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实证研究显示：东南亚危机国家汇率市场具有前瞻性，在危机期间投资者的风险要求也发生了转变，数据支持相关的理论分析。由于预期的前瞻性，B国货币市场参与者会根据A国的货币危机以及通过各种渠道传至B国的货币压力形成贬值预期，形成巨大的贬值压力。由于风险意识的转变，汇率必须更快运动来弥补风险报酬，再加上投机攻击的作用，使得B国的货币危机提前到来。

二、对货币危机传染机制的综合解释

按危机传染的形态可以把危机的传染渠道分为媒介传染与非媒介传染两类。媒介传染包括汇率传染、贸易渠道、投资渠道、市场联系渠道、投机攻击以及共同投资者渠道等，这种传染存在具体的传染媒介，也有相应的数据，可以进行计量分析，在监测和控制时相对容易。非媒介传染渠道主要指信息传染、预期传染等心理因素的传染。相对于媒介传染而言，这类传染的研究要复杂很多，难以进行量化和准确控制。

应该说，两类传染方式都是重要的，从前几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媒介传染是显著的，在危机的传染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它并不能完全解释被传染国家汇率波动的历史，被传染国家货币危机的发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心理预期传染因素的影响。A国发生危机后，大大增加了B国投资者和投机者对该国汇率风险的贬值预期，为了避免损失，投资者纷纷撤出投资或进行货币替换，造成货币压力的突然增加，在预期放大作用的影响下，贬值预期加速，产生“羊群效应”和群体恐慌行为，加上巨额的投机攻击，加速了货币危机的传染过程。整个过程可以用图7.1来表示。

图7.1　货币危机的传染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在货币危机传染过程中，两类传染形式相互影响，存在密切联系。媒介传染渠道是非媒介传染渠道存在的基础，也是影响心理预期的重要因素。非媒介传染渠道要以媒介传染渠道的存在而存在，如果两个国家完全没有经济往来，不存在具体的经济联系渠道，心理预期等信息传染也不会发生。同时，媒介传染渠道的种类多少以及联系的密切程度，也影响非媒介传染的速度和力度。如果A国与B国的经济联系渠道众多，贸易联系紧密，金融市场联动性强，存在许多共同的国际投资者，两国的经济基础、汇率制度、文化环境类似，地域也非常接近，在A国发生货币危机后，B国市场参与者会通过上述渠道获得各种信息，各种渠道的信息叠加使得B国货币市场参与者形成非常强的贬值预期，并做出强烈的规避风险的行为。相反，如果另外两个国家，即C国和D国，只有单一的联系渠道，比如贸易联系，而且直接贸易联系和间接的贸易竞争关系都不强，那么在C国发生货币危机后，D国货币市场参与者从C国获得的信息种类相对较少、信息的强度也相对较弱，从而D国货币的贬值预期或者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必然比B国小。

在货币危机传染机制中，值得强调的是心理传染的过程。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时代，各国的货币市场已高度相关，消息传染和相互影响都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影响力度也非常大。在这样的市场中，投资者和投机者的预期能力都很强，能迅速捕捉国内国际消息并及时进行风险决策。在一个国家发生货币危机后，其他国家特别是有着相同经济制度、类似历史文化及人文社会环境，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的投资者会猛然惊醒，觉得以前对这些国家汇率的预期发生了偏差，低估了货币市场的风险，为了避免损失并迅速脱离高风险状态，投资者容易做出过激行为，形成市场恐慌情绪和货币压力的剧增，投机者们则乘机雪上加霜，发动投机攻击，最终形成了货币危机。在这个过程中，预期传染和投机攻击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　货币危机传染机制研究的启示和建议

本书的研究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意义，理论上本书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危机传染的综合机制，建立了投机攻击与政府博弈的综合模型，并针对预期改变、攻击成本和政府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改变等因素分析了各种情况投机攻击对维持固定汇率制的影响，得到了相应的结论。本书的研究结论也有实践意义，在前面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书从防范货币风险的目的出发，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若干政策方面的建议和启示。

（1）第二章因果关系分析的结果和第四章的脉冲分析结果表明，各国汇率之间的汇率影响是显著的，尽管还不能直接由市场联系引致一个国家的货币危机，但引致的汇率波动存在明显的滞后影响，在货币危机期间或者存在市场恐慌情绪时，波动的滞后影响可能是发散的，市场的风险预期会逐步放大，加上投机攻击的力量，货币市场会产生巨大的动荡。因此，一个国家即便处于平稳时期，也必须加强风险防范意识，除了要注意由国内金融市场滋生的风险外，还要特别注意国际货币市场波动对本国货币市场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特别是金融市场的逐渐开放，与国际经济的一体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国际货币市场波动对我国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明显，风险防范的问题也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2）对亚洲国家货币危机传染方向的实证分析表明，储备充足和经济基础健全的国家在货币危机期间承受的货币压力较小。从另一个角度看，假使一个国家储备充足，不存在持续的贷款扩张和汇率高估，抵御货币危机的能力也会大大增强。这为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提供了一个防范货币危机的努力方向。

（3）东南亚几个主要危机国家在发生货币危机前，经济基础方面存在共同特点：经常账户持续恶化，外债数额庞大，长期外债流入减少，短期投机性负债比例越来越大，货币风险不断积累，致使这些国家最终成为货币危机的牺牲品。这个结果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必须重视外资利用的质量以及外资结构的合理性。过分依靠外资特别是短期外债发展经济，便会大大降低一个国家抵御货币冲击的能力，同时隐含大量的货币风险。在世界货币市场平静时，隐含的风险无法显现，一旦其他国家爆发货币危机，隐含的货币风险便会释放，加上预期的放大效应和外部的投机攻击，很可能使一个国家爆发货币危机。

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国家在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必须注重经济的增长质量。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被货币危机传染的国家，归根到底还是国内经济本身存在问题，才成为了货币危机传染的对象。东南亚国家在长期经济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出口竞争力下降，导致投资性资金流入的减少和外贸收入的下降，使得相关国家不得不利用短期外债来填补资金需求，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层次原因。我国经济也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受到货币冲击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要从深层次防范货币风险，必须重视经济增长质量。

（4）第六章的实证分析显示，在东南亚货币危机前后，相关国家的预期模型中方差方程有了明显的变化。在货币危机前，方差（市场风险）方程是收敛的，而货币危机后却是发散的。也就是说，在货币危机前，如果货币市场存在波动，人们预期波动的滞后影响是越来越小的，而在货币危机后，如果市场存在波动，人们会预期波动越来越大。预期模式的改变，在存在外部冲击时容易产生预期突变，增大了系统的不稳定性，加剧货币风险。特别是在其他国家发生货币危机后，人们对风险的防范意识提高，预期的突变容易引起投资者、投机者的过激行为，形成巨大的货币压力。

我国市场经济历史还不长，金融市场特别是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还不成熟，市场参与者的风险防范意识还有待培育。另外，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正在迅速推进，遭遇货币冲击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风险意识不强的投资者在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面前预期改变的程度也会较大，这会降低我国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今后我国市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育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意识，增强我国经济的抗冲击能力。

（5）在国内金融体系包括金融监管能力还不健全的时候，必须注意金融自由化的速度，这也是防范货币风险和危机传染的需要之一。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通常伴随大量逐利资金的流入，而金融自由化就是政府运用市场力量来进行宏观监控。面对大量外资，在金融监管能力还不强的时候过早推进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不但政府防范风险的能力不强，也为国际游资发动攻击提供了更多的杠杆工具。

（6）从抵御外部冲击的角度出发，我国还需要特别防范政府隐性担保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

（7）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缺乏及时有效的国际救助机制也是货币危机能迅速扩散的原因之一，也是货币危机扩散重要的外部因素。想要有效阻止货币危机的传染，这也是国际社会理应解决的问题之一。

第六章的模型分析还得到另外两个结论：一是良好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有利于固定汇率制的维持，如果升值环境下的预期水平与钉住的汇率水平差距过大，一样能引致投机攻击。二是在钉住汇率制下，良好的经济环境不能成为加快金融自由化的理由，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是降低了投机攻击的成本，升值环境下的金融自由化也可能引致投机攻击，自由化的最佳时机应该是人们的预期水平与钉住汇率水平一致时，此时投机攻击的可能性最小，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也最大。

第四节　本书研究中的不足和努力方向

本书主要以东南亚货币危机为背景分析货币危机的传染机制，在理论和实证上进行了一些探索，也得到了一些具体的结论。但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货币危机传染理论还有提高的空间，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框架，本书尽管进行了一些尝试，但只是针对不同的传染渠道进行的，包含金融、贸易、预期、投机攻击及货币危机国家货币冲击的综合的理论模型难度较大，特别是各种因素的交叉影响相当复杂，难以量化，本书中还未能建立综合的理论模型。

（2）预期与各个渠道的综合作用机制还可以进一步完善。预期是货币危机传染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渗透到各个传染渠道之中，在市场传染、贸易传染和投机攻击过程中，预期的变化起了重要作用。但预期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量化研究较为困难，本书中仅仅建立了预期与投机攻击的模型，其他方面还存在研究空间。

（3）由于数据原因，致使不能对一些因素进行实证。比如投机攻击，尽管有观点认为东南亚货币危机的发生与国际投机攻击有直接关系，但由于缺少准确数据，没有进行实证研究。

（4）国际政治也是可能的间接传染渠道。由于本书主要从国际经济联系的角度研究货币危机，故没有进行国际政治方面的研究。

（5）因为不同国家间经济联系的类型和密切程度的差别，每次货币危机传染在不同的传染渠道上的重要性可能是不同的。要对所有的货币危机进行实证，庞大的工作量和难度难以想象，本书无法做到，但这是一个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本书对东南亚货币危机进行了实证，主要是考虑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存在许多相似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历史汇率制度方面的相似性，对东南亚国家的研究结果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