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目标

严谨是基础　创新是目标——汤钊猷院士访谈录

1987年邓小平同志接见汤钊猷

汤钊猷，男，1954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8年起从事肝癌研究至今。1988年10月至1993年1月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现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肝癌研究所所长。先后获美国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三等奖各1项，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和三等奖1项，国家科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科技攻关阶段成果奖，建国以来卫生系统成果金杯奖。兼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国家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工程学部副主任等职。

1949年我考进了上医，父亲认为我很老实，应该从事一种“不求人”的职业。解放前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出去工作，解放后国家有了补贴，就可以读大学了。我中学就读于上海育才中学。高考时填了3个志愿，大连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和上海一个工科方面的学校。这3所学校我都考取了，原本准备去大连的，因为那里实行供给制，而且提供生活费。但由于我母亲不同意，我最终选择了上医。我在195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不同的职业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医务工作也是一种革命的分工。

我从1957年到1967年一直从事血管外科的研究，1968年开始从事肿瘤研究。当时学校副院长崔之义，他希望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可以筹集资金和材料。所以在他的领导下，我就有机会做了几百条狗的动物实验，以前这种实验很少有人做过。主要是关于血管外科的，起初用丝绸做人造血管，然后把狗的胸主动脉切掉，再把它接上去，看狗痛不痛。那时显微血管外科的报告刚刚在国外发表，我几乎在同一年即1962年也开始从事这项研究了。当时没有手术显微镜，我就到五官科医院去借了个解剖显微镜，在我们医院铜匠间做个落地架支撑起来，用作手术显微镜。应该说我的这项研究在全国是最早的。但是发表论文时我的署名是第三位的，前面是崔之义和冯友贤（现在查文献可能查不到以我的署名发表的，但实际上工作都是我做的）。

到了1965年、1966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当时华山医院的杨东岳教授（他是顾玉东的老师）提出一个设想：能否将人自己的脚趾移植到自己手指的位置上。这就首先需要有血管外科技术，因为如此小的部位包括动脉、静脉、肌腱、神经、骨头、皮等等，这些东西都要缝得很好才行。杨东岳知道我在研究小血管，就跟我商量能否一起合作。学校的党委书记对此非常重视，由一个副书记亲自领导这项工作。工作组由3人组成，除了我，一个是从事骨科的，另一个是从事手外科的。我们做了5例手术，很辛苦，加上缺少经验，一个病人要做24个小时。后来这些手指都成活了。由于“文革”，这项工作被迫中止了，第二年我就改行了。但这项工作是我国在世界上创新的一件事。后来杨东岳因肝癌病故，顾玉东就继承了他的事业，顾玉东在这方面做得比他还好，我是非常高兴的。

之所以改为从事肿瘤研究，就是因为国家需要，那时候我们有机会读大学，心里是感谢人民、感谢政府、感谢党的，希望能够认认真真地读书，为国家效力。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出，我们国家一定要攻克癌症，癌症不是地方病，是一个常见病。“文革”期间有一次抢救一个晚期肝癌病人——一个很有名的工人，硬把它切下来，之后把其余的癌用玻璃管埋进去消灭掉。这个人活了3个月，我当时负责这个人手术前后的一些处理。后来工宣队建议我响应周总理号召，负责从事这方面研究。当时我也很矛盾，已经从事了10年血管外科，比较熟悉了，也颇有成效了，而癌症方面还得从头学起。当时觉得作为党员，国家需要什么、党需要什么，你就要做什么，我于是就答应了。但这件事是非常难办的，因为那个时候治疗癌症的医生都总是有一个感觉：辛辛苦苦工作，还是不能挽救病人的生命，就是无效劳动。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来，都想走。但是同时又有另外一个矛盾，短短几年，有500个人通过我的手死了，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都是具体有感情的人，都是为国家、为社会埋头苦干的人，所以我也不可能无动于衷。记得有一次5分钟内死了两个人，我一个推车推两个尸体，这种感受大概一生当中是很少有人有过的。我觉得病人还是需要我的，我索性就一辈子做这件事情了。

从1954年毕业到现在，我在上医的时间刚好51年了，这基本上就是一生了。一个人一生能做得像样的事情，可能也就是一两件。我做过“两件半事”，像样的实际上也只是一件，那就是“小肝癌”，即肝癌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它能够产生两个效果。第一个就是它大幅度提高了疾病的疗效。过去肝癌研究有100年了，但效果总是不明显，而我们一下子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样是开刀，“大肝癌”开刀后只能再生存10年，几率只有“小肝癌”的一半。具体来讲，开刀后“小肝癌”有40%左右可以再活10年，“大肝癌”只能有20%左右，如此大幅度的提高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单位现在有900多个肝癌病人生存了5年以上。1971年，美国一个专家统计，全世界从1901年到1970年，只有45个肝癌病人生存了5年以上。所以“小肝癌”研究使得肝癌的预后从大家心目中的不治之症变为部分可治之症。第二个效果就是我们国家的学术地位提高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是在1978年国际癌症大会。我的报告排在了最后一天下午，只能讲5分钟，而且因为后面有闭幕式，我的报告还要缩短到3分钟，这也说明当时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没有地位。但后来我觉得那些所谓特别邀请专家讲的内容确实还没有我们这个内容好，所以他们讲完后，我就参加讨论，并放了几张我们的幻灯片，这样才引起国际上的重视。本来我很想结识这些世界著名专家，没想到他们一散会就来找我，主动要跟我联系。后来我还成为最有名的国际肝癌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参加了80次国际会议。这是第一件事情，即早期发现。

第二件事情就是怎样使得不能切除的大肝癌缩小，变成“小肝癌”再加以切除。“小肝癌”患者被发现的不多，因为患者感觉不到，除非去普查或者体检。我们于是设想把小肝癌的理论和时间用到大肝癌上面，即是否有办法让大的变小的。之所以也算一件事，是因为第一件事中我们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当时在国内是很少有人获得。第二件事中我们获得了三等奖。

第三件事就是现在研究肝癌的转移、复发：为什么肝癌开刀以后会复发，会转移？小肝癌开刀以后10年生存率为40%，不能提高的原因就在于它会复发。所以不解决这个问题，它永远也不会提高。这项研究实际上也是把小肝癌的工作进一步提高的必然选择。但这件事我说半件，因为现在还没拿到国家奖，因此充其量只能算半件。我有时候也懊悔这个“半件事”不应该去研究，因为研究了才知道这事非常困难。如果这件事解决了，癌症也就攻克了。但是我们总希望10年生存率再提高点。我又重新看了很多文献。我从研究血管外科转为研究肝癌，用了5年时间看文献。去图书馆看，一直到闭馆我才出来。现在，我还是每年都要看两千篇关于肝癌的文献。我的报告里总是有最新的东西。所以人在奋斗当中，也会慢慢地获得一种享受。这些就是我所说的“两件半事”。

上医的校训“严谨、求实、团结、创新”是在70周年校庆的时候明确提出的。

关于“严谨、求实”，在我写的《纪念沈克非》这篇文章中有更详细的说明。上医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就是这四个字。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存在很多不严谨的地方，包括新闻媒体报道。这两年我很“怕”新闻界来采访我，因为他们为了吸引读者就把事情拔高，说癌症有“突破”，我说癌症现在没“突破”，千万不能用“突破”这个词。

我觉得“团结、创新”也是很重要的东西。我这一辈子研究了37年的肝癌，靠的就是团结。我们这个团队从来没有因为不同意见而势不两立或闹分裂，这个就是靠团结。我个人还是比较注意这方面，经常帮助别人调解矛盾。我和我现在的学生关系都很好，因为我是全副精力帮他们去选题、改论文等等。目前我有4个博士生拿了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他们都能够在毕业前有SCI的论文，而且都是第一作者。我并不是因为我是导师就总是把我摆在第一，如果这样他们会缺乏积极性。所以说，团结能使集体内的气氛是共同前进，而不是共同抵消。再说创新。20世纪60年代，我们用丝绸来做人造血管，当时这在国外是没有的。有人带我到上海老介福买了丝绸，回来后请缝纫间把它缝成一条血管，把它植入狗体内；后来成功了，血管通畅了。我们给几百条狗做了手术，其中存活时间最长的一条狗活了10年。死时我去解剖，我惊讶地看到那个人造血管还通畅，也没有爆掉，所以后来我们把它做成标本，拍了照片，保存在我们医院的档案室里。当时外国人用的是涤纶或不粘锅的特氟纶。人造纤维比丝绸的强度大，不容易与肉粘在一起，丝绸本身强度不够，但是与肉粘在一起时它就有强度。所以这是一个创新。真正的创新就是“小肝癌”，其中也没有太多科学研究，却是一项技术革新，有效率，虽然在国外没有得到他们的承认，但这也是一个创新。包括我们的《现代肿瘤学》，是唯一拿到国家奖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创新，编排突出重点。所以，创新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严谨是基础，不可缺少；而创新是目标，一个人没有创新，没有力争上游、征战一席之地的心态还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在上医学习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沈克非，他的名字在我还小时就已如雷贯耳。他是留美回来的，我进入中山医院时，他是院长，每天开小汽车来上班。他是个很严肃的人，当时我写了第一篇论文，就大胆请他帮我看看，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认真，我自认为自己的论文已经完美无缺了。没想到一周后他把论文还给我，边白全部写上了红字，写着某句话不对、某处少了个标点，他还指出“大概”本身就不是科学用语，科学应该准确。我当时真是觉得一无是处了。但是，我觉得他是我的所有导师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我现在仍保持不断地修改我的文章的习惯，我对我的研究生也是这样，帮他们一字一句改文章，要精炼、要严谨。

我行医几十年，觉得医生这个职业确实要付出，我亏欠家人很多；但是也有“收入”：比如治好了病人，你会有种享受，一种别人没有的享受。我的一些病人，肝癌开刀快10年了，现在都活得很好，这种欣慰与得到金钱是不一样的。医生是一个比较神圣的职业，因为别人把一条生命交给你了，作为医生就要坚持两点，一要全心全意，二要精益求精。这曾是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时讲过的两点，全心全意就是对病人极端的负责任，而对技术则要精益求精。这也可以看作是我的座右铭。极端的负责任，不单单是服务态度好，而是真正从病人的长远利益去考虑，光认真把刀开好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病人是不是愿意开这个刀，应该开大刀还是小刀，要从病人长远着眼。对技术精益求精，就是不断地学习别人已经建立的新技术，自己也要去创立一些新技术。现在我们基本可以做到学会别人的技术，比如腹腔镜、结扎胆囊等等。然而有时我想我们能不能自己也发明一样对别人有利的东西？

肝癌这个病需要几代人才能解决，没有把年轻的同志带起来，就没有负起责任，所以，我这几年基本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软件，如医学的思维，医生的修养，是否有哲学思想，怎样写论文。我现在带了不少研究生，我定期给他们开会，他们报告选题及其进展的状况，最后除了具体的点评外，我都要讲一段话，包括应该怎样去做学科带头人，梯队培养应该重视什么，一般写SCI论文应该注意什么。另一个是硬件，诸如开刀、教科书、医学的理论与实际。

我比较长时期以8个字作为我的努力方向，即“严谨进取、放眼世界”。严谨，是做学问最基本的东西；进取，只有严谨是不够的，还要有创新和进取精神，不断地发明新东西，不断地提出新目标。尽管我现在75岁了，我仍有不少目标要实现，我要编写关于医学软件的书，还要完成《现代肿瘤学》第三版的修改工作，此外，还有些自己的爱好没有实现。放眼世界，就可以心胸开阔。最近，我又加了两句话，希望与复旦的年轻人一起共勉，就是“锲而不舍、振兴中华”。严谨进取、放眼世界，就为了振兴中华，而振兴中华正是需要一辈子、几辈子人共同努力，执著进行，这就是“锲而不舍”。

（采访整理：蔡蓉蓉、曾歆轶、石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