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民公社”乌托邦

“城市人民公社”乌托邦

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拍摄于上世纪60年代，开头便有一段上海里弄生活的即兴记录：秋天早晨的小菜场，川流不息，熙来攘往，每个摊头的周围都聚集着挎篮提袋的妇女，她们正忙着采购菜蔬瓜果乃至家庭日用品……

然而，这种洋溢着里弄气息的“物质性”场景，即将要被电影倡导的国家“公共性”的主题所瓦解。很快，弄堂里挂起了横幅，张贴了许多大字报和服务公约，里弄“私人”之间的日常生活空间，逐步向“组织化”社群形态的过渡并最终被取代，家庭妇女的生活技能赋予了“生产意义”，封闭式家庭作坊让位于“井然有序”的室外生活。就像剧中思想落后的刘大妈，虽说烧得一手好菜，但她只是给自己家人做饭，之后经过春风化雨，却成为了里弄公共食堂的负责人。确切地说，这部电影不是想去描绘里弄生活，而是要表现里弄生活的灭亡。

同一时期，茹志鹃写的《如愿》，着眼的也是街道的生产小组、食堂、托儿所、扫盲班等“公共”生产事物。字里行间，妇女的含义不在于其经济与人格上是否“独立”，而在于是否参加了生产——“公共性”的劳动。譬如，小说里的何大妈整日忙活，只不过她的劳动究竟属于“公共性”的，还是纯粹家务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何大妈的概念中，在家吃饭和在食堂吃饭的意义非常不同。何大妈早就非常向往像“公家人”那样“吃食堂”了，“只要你高兴吃，食堂里热腾腾的粥已等着了”。其实，“吃食堂”对于何大妈的工作，实际作用并不大，它之所以极其隆重，是何大妈需要具有“集体化”劳动的形式外观，即“像媳妇那样”。这一情形，显然是“大跃进”时代的生活特征。

家务劳动社会化宣传海报

手上的一幅宣传画，再现了上述“公共性”主题的温馨图景：桃红柳绿掩映之下，三口之家下班归来，还没踏进家门，里弄服务员就送上了洗熨干净的衣物，冲满开水的热水瓶，还有一厚叠林林总总的生活票证，多么便捷，多么贴心，真可谓服务到“家”了。“家务劳动社会化，办好城市人民公社的集体福利事业。”宣传标语如是说，每个字眼都散发出沁人的芬芳。

人民公社，那个年代的中国梦，真正的全民所有制，曾经作为“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的代名词，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1958年8月，毛泽东到河北、河南与山东等地视察，与当地负责人谈到“小社”并“大社”的问题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消息见报后，各地纷纷效仿，“人民公社好”等口号声此起彼伏，激荡神州。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迈开了“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步伐，要求各地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文件还分析比较了不同阶层市民的心态及推进步骤：“城市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以职工家属及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吸收其他一切自愿参加的人，在党委领导和职工群众的积极赞助下组织起来的。它是以组织生产为中心内容，同时组织各种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它能够大大改变城市特别是广大家庭妇女的面貌。因此，广大劳动人民的家庭妇女，对此有极大的热情。但是，生活比较富裕的上层家庭的男女成员，则还有相当多的人对城市人民公社有不少的顾虑，因此，对于还有顾虑、还不愿参加人民公社的人，目前都不要动员他们参加。”

当初“惊艳”，完完全全，只因见识太少。随着城市的人民公社化，城市开始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这一过程中，空想“乌托邦”渐渐融合于现实生活，整个社会都处于亢奋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气氛之中。到1960年7月底，全国190个大中城市，建立了1 064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居民达5 500多万人，占到了这些城市人口总数的77%。然而，这个时候，城市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已经在遭受前胸贴后背的饥饿之苦了。

食堂办得好，生产劲头高

这一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城市人民公社好得很”依然成为代表们众口铄金的称赞。翻翻那时的新闻报道，溢美之词接踵而至：“许多代表在发言中热烈欢呼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群众运动，认为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必将进一步使我国城市的政治、经济面貌和城市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当我国人民正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庆贺我国城市人民公社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及其应声虫，又在像对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一样，对我国城市人民公社进行恶毒的攻击和污蔑，进行疯狂的叫嚣……让他们悲泣叫嚣去吧，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这一历史车轮前进！”

集体生活幸福多

公社食堂强，饭菜做得香

在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发生地上海，相对于“工人新村”等具有工业附属组织的新型社区来说，城市中心区域的里弄，居住着大量无职业的底层市民，使城市领导者无法将传统社区居民迅速以现代形式组织起来，里弄的“公共化”进程首先发生在政治层面。电影中的里弄场景，居然还设置了一个广场，群体性动员大多在这里聚集，召集方式以摇铃通知，以期“振臂一呼”，达到“步调一致”。根据上海市委的设想，城市人民公社是政治、社会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由职工家属和其他社会人员构成其主体。通过在传统社区兴办小型工业企业、生活服务站、居民食堂、托儿所、文化补习班等，组织并动员广大无业人员，特别是家庭妇女参加生产和社会服务工作。从“大跃进”到1960年初，上海约有20万人参加了8000多个里弄生产组。1960年上半年，上海有40万居民在1667个公共食堂吃饭，并兴办了2117个托儿所，约有12万儿童入托。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服务站、业余中学和小学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城市人民公社的横空出世，并非没有银行什么事。一份微微泛黄的银行储蓄存单，留驻了这段历史的金融佐证：196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通辽市支行为了鼓励广大人民积极储蓄，支援城市人民公社和帮助个人安排生活，举办了“支援城市人民公社实物有奖定期储蓄”。存单每份5元，头奖2个各得自行车1辆，二奖4个各得收音机1台……差不多就在同时，辽宁抚顺望花区城市人民公社的办公室里，敬爱的“雷锋叔叔”把刚从储蓄所取出的200元积蓄，往桌上一放，动情说道：“这是我对望花区人民公社的一点心意，收下吧！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我的钱就是给家里用的。”

公社大刮“共产风”，有人欢喜有人愁。对参加城市人民公社抱消极态度的人群多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当各级干部动员他们捐出个人存款、房屋及家具，对公社企业进行投资时，他们只好玩起了“金蝉脱壳”的招数，采取变通方式应对强制政策，到市场上抢购如手表、收音机等高档耐用物品，以尽可能地维护自家财产。报载，“上海一些人向银行提取大量存款，商店里的手表、金刚钻、戒指迅速脱销”。

悲喜在于如何解读，对错取决于观点和角度。就里弄“城市人民公社”而言，在真实的史料里，多数家庭妇女迫于“敲锣打鼓”的压力，勉强走出家门，而非心甘情愿。住宅生活的“被组织化”，或许是一种新的精神束缚。因此，工人新村或老式里弄，只是建筑形态上的差异，其“公共性”意义殊途同归，根本就是水中月，镜中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