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生态环境

4.2.2　产业生态环境

Hill等学者（1995）指出，企业的自身特性及其所处的空间位置都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产业组织理论学派（Schmalensee，1985）和战略管理学派（Rumelt， 1991；Henderson， Mitchell， 1997）均强调了企业所处环境的重要性。环境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公司的供应商、顾客、竞争对手、其他相关行业和企业、政府机构、社区和公众等。当今，不断变化的环境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经济是产业生存、发展的基础，经济社会的各种因素构成产业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的差异也会导致产业生态环境的不同。因此，研究产业生态环境必须综合分析影响产业生存、发展的各种经济社会因素，例如产业政策、社会信用文化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行为等。

一、 产业政策

（1） 产业政策的概念。关于产业政策的定义，经济学家们仍未达成共识。阿拉格（1985）认为，产业政策是与产业有关的一切国家的法令和政策。下河边淳和管家茂（1982）则指出，产业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经济和社会目的，以产业为直接对象，通过对产业的保护、扶植、调整和完善，积极或消极参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的生产、营业、交易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的市场形成和市场机制的政策的总称。本文认为，可把政府为了其全局和长远利益而主动干预产业活动的各种政策统称为产业政策。

（2） 产业政策的效果。国外推行产业政策的有益经验和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实践表明，产业政策具有一系列积极的效果，主要包括： ① 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解决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避免市场机制中的一些非限制功能所可能造成的损害。 ② 实施产业保护政策，通过对产业的保护、扶植、调整和完善，可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免遭激烈竞争的伤害，并使之在一定期限内得到迅速发展壮大，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正如查默斯·约翰逊（1984）指出，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取得在全球的竞争能力、在国内发展或限制各种产业的有关活动的总的概括。作为一个政策体系，产业政策是经济政策三角形的第三条边，它是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补充。 ③ 通过借鉴国际上发达国家产业发展演变规律制定出来的产业政策，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可以填补因计划机制退出而市场机制又未能进入的经济调节领域出现的真空部分。

Dunning（1991）指出，政府应尽可能关注与政策有关的交易成本（如生产成本）政策，尽量为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创造有利的环境，例如制定反垄断政策。但是，反垄断政策并不是随时随地都适用。刘志彪（2003）则认为为了扶持中国的高技术产业，反垄断政策不太适用于高技术产业。与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征相适应，高技术产业在中国还是幼稚性的，最多只处于成长中的初级阶段。为了克服发展的分散性、防止多头重复研究和取得规模经济效应，节约宝贵的研究开发资金，完全有必要以立法的形式鼓励高技术领域中企业的合作研究和通过市场方式的收购兼并活动。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根据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领域的厂商联合研究趋势日益突出的现象，于1984年制定了《国家合作研究法》，放松了反托拉斯法对企业合作研究的限制，1993年又把该法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合作生产领域。企业合作研究和合作生产按照研究开发投入的比例“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由于其最终成果的转化必然会涉及联合定价问题，因此很难区分厂商之间究竟是共同制定技术标准，还是进行卡特尔合谋；究竟是合法的合作，还是非法的勾结。这些做法在发达的经济中处于反托拉斯调整的灰色区域中，在中国因为市场结构的高度分散性则也可能大量存在（刘志彪，2002）。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①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 ② 完全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转变； ③ 中国入世。这些政府政策为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健康、平稳的发展。IMD（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推出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中，第一个评估要素就是经济表现竞争力。中国经济表现竞争力一直名列前茅，1998年至2001年分别是第3、第4、第5、第7名，2002年又恢复到第3名。2002年排名第3位的原因主要是： 我国加入WTO使得投资环境更加优越，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9·11”事件严重影响到美国、欧洲的投资环境，我国是世界投资者公认的目前最理想的投资场所。2002年我国引进外资突破500亿美元，第一次超过美国。世界著名企业500强中有400家在我国有业务。以日本为例，《日本经济新闻》对110家企业进行调查，90％的企业在中国有业务或计划有业务。日本产业向中国转移的特点是： 第一阶段是制造业大规模进入中国，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少数地域到大面积，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丰田、本田、日立、马自达等著名汽车企业大规模向华投资，他们的目标是将目前25％的中国市场份额提高到40％。第二阶段，高附加值产品的研究与开发进入中国。NEC、富士通、松下、夏普、索尼、东芝、三洋等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建立研究开发基地。第三阶段，金融、流通产业进入中国。几乎所有大银行都进入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开辟航线，流通企业纷纷进入中国⁽⁴⁾。

因此，作为政府间接干预经济的手段，产业政策的制定应以实现全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维护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它在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是产业生态环境中一个重要的变量。

二、 社会信用文化环境

《辞海》对文化的解释是： 从广义来说，指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根据Schein（1996）的定义，文化是一些人共享的关于世界是怎样的以及世界该怎样的基本的隐性假设，该假设决定了他们的想法、情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公开的行为。组织中的文化是指导组织态度和行为的共享的价值观、信仰、意识形态、期望和准则（Fiol ＆ Lyles，1985；Kilmann，1989）。本书研究文化对产业竞争力的关系时所涉及的文化主要指人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行为方式等。

社会的文化道德环境是产业生态环境重要的一环。信用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成为现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诚信是现代社会经济交往中最重要、最基础的要求，一个地区的社会诚信很大意义上决定了一个地区产业生态环境的优劣。从文化环境来讲，诚信就是做老实人、做老实事的一种风气。从激励机制来说，就是老实人获益，说谎者吃亏，诚信是卖者、经营者为自己说假话和欺骗行为付出的代价。由于短期经济利益的驱动，我国的文化道德建设以及诚信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政府诚信、企业诚信、个人诚信观念宣传教育不够，曾存在着失信得利、诚信吃亏的观念，这严重影响了我国产业的发展。入世后，我国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诚信。我国许多企业不重视诚信问题，没有把诚信当作企业的生命。比如，企业向银行借款不还，会计事务所帮助做假账，上市公司发布假信息，搞假资产重组，生产盗版软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1998年山西朔州假酒案令我们至今记忆犹新，当时饮用有毒散装白酒中毒的222人及死亡的27人全是朔州的，但有毒白酒来自山西南部的文水县。“朔州毒酒案”演绎成“山西毒酒案”。事件发生后，朔州的白酒再也没有外销过，也没有经销商愿意经销，这使得朔州的所有白酒企业陷于停顿，甚至危及著名的“杏花村”、“汾酒”。这些不重视诚信的行为给我国企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以金融业信贷风险为例，主要有三种经济学理论从不同层面解释了产生信用负面效应的成因，它们分别是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

（1） 信息不对称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企业失信源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债务人内部掌握的信息总是比外部人掌握的信息要多，由此形成了“逆向选择”。在信贷市场上，作为主要债权人的银行不知道债务人的风险程度，在贷款后不能观察到债务人的实际行为，从而使银行不能达到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水平。当贷款利率处于一般水平时，低风险类型的债务人（资金需求者）得到的效用可能低于其他需求者的效用，因而这类需求者会退出信贷市场，只有中高风险需求者才会愿意贷款。当低风险需求者退出后，如果贷款利率不变，银行将亏损。为了避免出现亏损，银行将不得不提高贷款利率，从而把那些中高风险的需求者逐出信贷市场。这样，在信贷市场上，资金需求者的质量不断下降，并极易产生债务人的欺诈行为。

具体而言，在我国信贷市场中，银行对借款人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对借款人的基本情况了解不够。借款人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销售收入、销售渠道、现金流量等，银行了解这些信息主要依据借款人填写的贷款申请表和提供的有关证明，缺乏详细的实地调查和取证，无法避免错误信息和不完全信息。

② 对借款人的信用历史缺乏了解。审查借款人的信用历史记录，是考察其偿债意愿和信用道德水平的主要依据。目前我国信用历史记录较为欠缺，许多银行对企业借款及偿还情况缺乏连续的详细记载和归档管理，银行之间也缺乏这方面的信息沟通，使贷款银行难以全面了解借款人的信用历史状况。

③ 对抵押、质押品的所有权归属、价值等了解不够。由于缺乏专业评估机构的评估及市场价格变动等原因，银行经常很难确定抵押、质押品的实际价值。有些借款人又存在隐瞒真实状况，从而降低了担保的实际效力，增加了银行的处置难度。

④ 对借款人的信贷资金使用方向有时不很清楚。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以信贷合约签订为界，可将其划分为事前信息不对称和事后信息不对称。事前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事后信息不对称会造成道德风险。所谓逆向选择是指合约签订前由于银行信息占有上的不足，难以区分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只能对许多借款人采取同样的贷款条件，使资信较好的借款人因需付出相对较高的成本而退出信贷市场，而资信较差的借款人因付出的成本相对较低而愿意借款，这样使整个信贷市场借款人的平均资信水平下降，使银行贷款存在着较大的风险。所谓道德风险是指合约签订后，由于银行对影响借款人资信状况的因素及资金使用方向不了解，借款人就有可能利用这些信息优势从事有损于银行利益的行为，如拖延甚至逃避还款，将资金用于其他较高风险的经济项目如购买股票等，而使银行直接面临遭受资金损失的可能。在缺乏有效防范手段的条件下，为了规避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往往会单纯地对信贷发放设置较高的“门槛”，或者干脆被动地收缩或放弃某些业务领域，从而使信贷的有效规模扩张受到限制，市场资金配置效率和效益下降。

（2） 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起源于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两本书。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分成两部分： 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责任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他讨论了影响交易费用的因素，并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性质：

① 环境因素。这里尤其是指： a） 市场的不确定性质。主要指产品未来的价格或产品质量的不确定，这对交易费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场风险对合同条款的要求越来越复杂。 b） 潜在的交易对手数量减少，交易人数的减少使交易的“搜寻”和“等待”成本增加，从而增加市场交易费用。

② 人的因素，即关于人性的两个特点： a） 有限理性。即人类的行为常常处于欲望的合理和有限制的条件之间。由于人们收集、贮藏和加工信息能力的限制，很难准确把握对方的交易动机。 b） 机会主义倾向。由于人的这两方面特性，交易双方常常为利益讨价还价，难以进行谈判。

上述四方面因素使交易本身复杂，交易合同难以达成，合同达成后还有合同的监督执行和惩罚问题，这使得交易费用高昂。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市场交易必然存在一定的费用，即运用市场机制的费用，如搜索、谈判、签约、监督等。在不确定和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经济人总是要发生交易费用，并选择以各项费用最低的方式进行交易。在借贷关系中，债权人的交易费用包括了评估和保障承诺的各种费用，只有在扣除债务人违约损失之后，当总体收益高于社会资金基准收益时，债权人才会考虑发放贷款；而债务人在获得贷款后，必然存在逃债的欲望，只有在法律、制度的严格限制下，逃债成本高于其严格履约成本时，个人才会履行偿还义务。正如 Klein and Leffler（1981）指出，信誉在竞争型市场上受到重视的先决条件是潜在的长远利益大于现期缘于背弃承诺而获得的利益。

（3） 博弈论。博弈论认为，参与合作或交易各方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因而各方都有自己的策略组合。在借贷关系中，债权人无法事先知道债务人的承诺是否可信。如果存在法律、制度上的漏洞，在逃债后收益大于惩罚时，某些债务人就会选择逃债，债务人逃债必然会引起银行收缩贷款的反应，同时也使得诚信的债务人融资难度加大，费用提高，甚至会陷入困境，从而会导致银行贷款质量进一步恶化，最终引发信用危机。从实践上考察，造成信用秩序混乱的原因相当复杂，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是用任何一种理论就能解释清楚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信用本身的特点。我们知道，信用是基于资本周转时差不同而在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产生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金供给方只是根据资金需求方过去的履约行为来确定其信用，并把这种信用作为当前贷款的依据，但贷款人本期能否履约并不完全取决于其以前行为的必然结果。即使是以前履约记录良好的债务人，也不一定在未来肯定能够按期偿还贷款。甚至也不排除有的债务人故意制造所谓好的信用记录，以此为条件来进行诈骗。

② 法律不健全。首先是立法不够完备，现代市场经济的许多信用消费、投资、贷款、破产等法律还是空白，有关法律条文线条很粗、不齐全或缺乏可操作性，各种契约关系不能得到有效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践约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其次是司法环境差，有的国家或地区尽管法律也很完备，但执行时主观随意性很大，甚至政策高于法律，在债务纠纷中明显偏袒当地利益方，在诉讼、审理、判决、执行过程中侵犯债权人的利益。

③ 信用制度不完备。信用制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必要的法律、法规、道德约束外，信用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运作程序等规范性制度因素也是极其重要的，它包括信用数据的征集，信用记录的保存、传输、查询、共享、保密、披露，信用评估，信用行业协会的规范、控制和约束，政府在其间所起的作用等。完备的信用制度需要多年的积累，需要参与各方的协调运作，但在我国，还没建立起一套完备的信用体制。

④ 债权人管理水平。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银行往往疏忽了风险管理，或者资信评估不科学。在一些国家，债权人管理技术落后，制度不健全，尤其是没有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在放贷前，没有对债务人的未来现金流进行深入研究，也缺乏对债务人能力的深入了解，贷款时债务人没有有效担保，在贷款后对债务人的投资和经营跟踪能力不够，对债务人的经济状况缺乏了解，等到问题严重时往往耽误了最佳处置时机。同时，银行管理水平的欠缺也助长了一些债务人的投机行为，加剧了信用秩序的混乱。

三、 经济发展水平

任何产业的形成与发展都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在我国，现代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与开放经济条件更是密不可分。我国产业发展的历程清楚地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经济开放在我国嵌入型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我国绝大部分的产业集群出现在经济开放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体制改革较为深入的地区，例如广东的珠三角地区、福建的闽东南地区以及包括江苏、上海等在内的长三角地区。

经济增长能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巨大的区域性市场的形成，从而促使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从金融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关系密切，良好的经济基础能够促进金融业发展，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说来，实体经济发达的区域，金融业发展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