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协同创新发展动力

从上面的分析已经看到，无论是协同创新要素的集聚，还是协同创新风险的承担，乃至协同创新利益分享，都需要发挥社会资本对协同创新体制的建构作用。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从关系、认知和结构三个方面成为创建协同创新体制的动力机制。一是关系信任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关系上核心体现为一种制度信任“品性”关系体制。作为社会资本的制度信任能够有效化解协同创新主体间的信任认同危机，为协同创新主体提供公共利益制度信任体制作用。二是智力认知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在认知上表现为一种公共理性精神。作为社会资本的公共理性精神能够有效包容协同各种社会创新要素，通过公共利益认知制度来激发各种协同创新要素主体的潜能作用。三是网络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表现为一种网络性结构。作为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能够把创新主客体要素联结起来，通过网络结构发挥网络媒介体制作用。

一、社会资本与协同创新认同价值动力

协同创新能否持续最终成功，取得预期的创新成果，不但要依赖和取决于协同创新要素聚集，创新资源优势互补，创新风险共担及其创新利益合作共享，同时还取决于协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所谓协同信任就是在协同关系之中，一个协同创新主体对另一个协同创新主体基于公共利益期望的所采取的对象性承认关系。

（一）协同创新利益博弈的“囚徒困境”与协同创新信任危机

在协同创新“囚徒困境”实践之中，由于协同创新利益“囚徒困境”所导致的协同创新“囚徒困境”，往往首先表现为协同创新信任关系的“囚徒困境”。而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新型资本样态，为协同创新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也为协同创新信任的“囚徒困境”提供了新的解释范式。不管在社会资本具体内涵上有多么大的分歧，社会资本理论家大多认为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是测度社会资本存量的关键性指标，是社会资本存在的重要表现形式。制度信任型社会资本表现为一种制度性信任关系体制，是化解协同创新信任危机的一把利器，对提升协同创新主体信任感，降低协同创新主体的社会交易成本，进而增进协同创新主体的社会认同度，最终形成协同创新合力，提高协同创新绩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传统社会来说，传统信任是建立在社会共同体基础之上的特殊人格信任。这种人格信任特点是基于各种伦理关系的基础，如血缘、姻缘、风俗及其习惯等家庭村社特殊社会关系基础。因此，我们说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人际信任是确定的，也是稳定的，一般不会出现信任危机。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私人市民原子化个人所组成的“陌生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陌生人关系网络，是一个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系统性的制度社会。因此，现代社会信任危机不是根源于传统社会的伦理关系，而是根源于陌生社会的陌生人交往。由于陌生人交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人际信任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卢曼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信任都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本身从属于特殊的规则系统，信任在互动框架中产生，互动既受心理影响，也受社会系统影响。”^〔207〕因此，信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仅仅是作为减少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复杂性的机制而存在，一句话：“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208〕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本质上是特殊的社会关系。而协同信任显然是一个陌生人信任，建立在陌生人信任基础之上的协同创新信任也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产生协同信任危机、出现协同信任缺失就在所难免。所以，这种协同信任危机不是心理危机而是社会关系的信任危机。

协同创新信任危机表现为协同创新社会关系信任危机，说明社会信任危机只是协同创新信任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协同创新信任危机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关系信任危机根源于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信用关系危机。马克思强调，信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只是对共同利益的自我确认和自我承认的意识反映，是一种精神承认关系。因此，协同创新的信任危机及其缺失根源也只能在于协同创新利益本身的分裂。在传统社会中，协同创新利益是一种自然共同体利益，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协同创新利益是私人利益集合体。由于现代协同创新私人利益的争斗使得协同创新出现信任危机和缺失也就不可避免了。这样来理解协同创新信任的本体，把协同创新信任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认同和相互承认的社会经济关系，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协同创新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既不能仅仅看作是人的道德品质，也不能仅仅把信任看作是人的内心对他人的信赖、期望和依托，甚至是一种心理赌博。协同创新信任只能是一种协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社会经济承认关系。

（二）信任关系型社会资本与协同创新信任共同体

信任关系型社会资本是构建协同创新制度的信任共同体。如果说信任是协同创新的主体认同机制，那么社会资本则是协同创新主体信任的社会认同体制。前面作了分析，协同创新的“囚徒困境”在主体上集中表现为协同创新共同信任缺失，而协同创新信任危机及缺失又根源于协同创新利益共同体的分裂和矛盾。由于信任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本化的制度信任网络，信任社会资本对协同创新的机制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为协同创新提供公共协同信任的基础、动力和客观标准。信任社会资本把协同创新的主体信任置于社会共同利益基础之上，从而破解了协同创新的信任的“囚徒困境”。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起源于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认同，信任社会资本是一种制度化信任关系网络。布迪厄说：“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209〕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建立在私人利益基础之上的信任，无论是私人信任还是私人集合总信任即私有化公共信任，都会由于私人利益的冲突从而导致对社会共同体的不信任。如果从社会资本公共利益出发，把协同创新的公共信任建立在公共利益制度信任基础之上，就能够把协同创新的信任由私有公共信任变成公有公共信任，使得协同创新各个主体对协同创新的共同体有高度自我认同和社会承认，从而构建起协同创新的信任共同体。

信任关系型社会资本可以构建协同创新规范合作信任体制。在现实生活中，协同创新的公共利益只能存在于个人利益之中，个人利益是协同创新公共利益的现实承担者。为了防止协同创新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差异不发展成一种对抗性的利益矛盾而导致协同创新信任危机和缺失，就需要一种社会规范来调节协同创新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从而保证协同创新的共同信任的存在。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向内既可以体现为一种主体价值认同，向外又可以体现为一种社会价值规范，一种组织化和法治化制度规范，合作规范是社会资本存在的重要形式。科尔曼就认为社会资本可以表现为多种社会形式，如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以及权威关系等。普特南直接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210〕因此，从规范性社会资本角度上说，信任作为一种社会主体价值观念必须依靠社会组织规范才能存在，体现为互惠信任规范和制度信任规范两种基本形式。为了避免协同创新的信任危机，就必须有一种客观的社会规范。科尔曼把法律规范及其法制惩罚当成一种重要社会规范，当成规范性信任社会资本，认为它能够有效化解协同创新出现的信任危机问题。

总之，信任关系型社会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存在形式，是构建协同创新信任共同体的重要社会基础。一方面，为协同创新提供信任社会存在论根据；另一方面，能够有效化解协同创新所带来的利益及其信任的“囚徒困境”。

二、社会资本与协同创新发展精神动力

韦伯认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物质资本，而是一种精神资本，这种精神资本来源于新教伦理诸如努力工作、勤俭节约、自我禁欲及其节欲等清教宗教伦理精神。西尼尔接受了韦伯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资本家主观人为节欲的结果。显然，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误读。但是，精神文化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东亚企业家精神也被学者所日益重视，认为东亚儒商精神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资源，是企业创新的重要精神智力资本。近年来，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大量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是催生企业家精神的关键性因素，是企业家精神智力资本存在的社会土壤。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简·弗泰恩和罗伯特·阿特金森所指出的那样，在协同创新之中智力认知型社会资本是企业家创新生成及其绩效影响的关键因子。

（一）协同创新精神与社会公共精神

如今企业家精神已经是一个普遍社会现象，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马歇尔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的一种强力创业心理冲动，是企业家进取心的体现。弗兰克·H．奈特正式提出了“企业家精神”学术概念。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自身所具有用于不断创造、创新及其承担的知识、才能、才华及其意志等。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家精神在企业的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巨大，人们对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内涵也不断深入。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首先应该是企业家从事生产的首创精神。米勒认为企业家精神不是一种单一精神，而是一种综合精神，包括如诚信精神、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及其合作精神等五个方面。桑巴特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不可遏止积极追求进取的奋斗精神。舒尔茨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所表现出来非平衡能力。德鲁克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创造社会价值的社会创新精神。帕特南认为：“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共社会之中的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它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命题。”^〔211〕我们认为，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为社会创造社会公共产品的公共精神。

企业家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的核心公共精神。在企业家诸多精神内涵之中，企业家创新精神无疑是企业家最核心的首创精神，这得到众多研究者的高度认同，在这方面熊彼特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阐述具有代表性。其一，熊彼特反对把企业家创新精神等同于发明家创造精神。熊彼特指出，发明家虽然也具有企业家首创精神，但是发明家只是凭借个人兴趣、爱好、热情及其激情来创新，而不能真正鉴别符合社会价值及其社会需要的创新及其创新，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就是植根于社会需要的社会价值。其二，企业家创新精神不是管理经营商业精神。熊彼特不否认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大多数也必然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管理经营者，但是一个具有创新经营管理不一定就一定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说到底，企业家是从事生产创造者，而管理经营者只是对已经创造出了东西经营管理而已，管理经营只是企业家的一个职能。其三，熊彼特反对韦伯把资本家作为创新领导者和创造者的观点，主张把企业家从资本家中剥离出来，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来源于对社会需要的首创经济，而资本家的创新精神只是来源于对剩余价值即利润的追逐，这是企业家创新精神与资本家创新精神的最大区别。其四，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只是一种创新生产方式，而不是一种创新生产关系。因而，企业家不能像资本家那样成为某个特定社会阶级，不会形成对财富私人占有和享受，而把自己所创造的财富贡献给社会。

（二）智力认知型社会资本与协同创新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是认知型社会资本的本质内涵。现代公共精神是伴随着西方“公共社会”崛起而兴起的纯粹精神文化概念。在社会资本兴起之后，社会资本理论家认为公共精神是认知型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及其重要表现形式。所谓的认知型社会资本，是指“那些使得不同成员形成共同的表述、解释和理解体系的资源”。^〔212〕主要所指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共同语言、思想、立场及其观点等方面是实现企业经济价值的精神思想文化资本。

智力认知型社会资本是催生企业家知识或智力不断创新的助推器。^〔213〕智力或知识资本最早是西尼尔作为人力资本重要内容及其核心概念而提出的，认为个人知识及其智力总和都可以称为智力或知识资本。以后，加尔布雷斯认为智力或知识资本在本质上就上一种创新知识生产活动，是企业家的无形资产，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首先就体现为企业家的创新知识之中，认为企业家创新精神必须转换为一种创新知识资本，用于企业生产创新行为之中去创造财富和利润，才能真正发挥企业家创新精神在企业技术创新中的驱动作用。此后，斯图尔特（Stewart Thomas A．）、斯维比（Karl Erik Sveiby）、爱德文森和沙利文（L．Edvinsson and P．Sullivin）、布鲁金（A．Brooking）等学者从不同角度界定智力或知识资本的概念，使其成为一个正式的学术概念而逐渐流行于学术界。在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之后，社会资本与智力知识资本之间的关系受到社会资本理论家关注。在社会资本理论家纳比特（Nahapiet）和戈沙尔（Ghosha）等看来，按照斯图尔特（Stewart Thomas A．）等人对智力知识资本结构的划分，智力知识资本分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顾客资本（Customer Capital）和结构资本（Structure Capital）三个维度，其中创新智力知识资本也可以同时表现在这三个维度方面，这与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方面即关系、认知及其结构三个纬度有不谋而合之处，但是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智力知识资本侧重个人，而社会资本侧重社会关系。因此，作为个人精神的智力知识资本必须依赖作为关系的社会资本来整合才能发挥作用。就创新智力知识资本来说，创新智力知识资本需要认知型社会资本来交换、合作及其整合来发挥其最大效力。

总之，基于认知型社会资本立场，一方面，企业家精神是社会公共精神，而创新精神是企业家首要核心的公共精神；另一方面，企业家创新公共精神必须转换为企业家的创新智力知识，而创新智力知识资本又必须依赖认知型社会资本来整合和发挥协同创新能力。

三、社会资本与协同创新发展网络动力

协同创新网络结构是协同创新体制的运行载体。一方面，创新网络最早来源于伊曼·巴巴（Imain Baba，1989）对其的定义。他认为创新网络是复杂网络社会条件下应对系统创新所作出的一种网络化的制度安排。弗里曼（Freeman，1991）赞成他对创新网络的定义，进一步指出创新网络作为对系统创新的制度性安排，是对网络社会的一种创新组织回应，而协同创新网络就是在创新网络系统性回应中孕育而生的。我们知道，为了适应创新社会化发展客观要求，催生了协同创新形式，构建了“产学研”传统协同创新模式，这是一种“点对点”的线性协同创新模式。但是随着知识及其网络社会的崛起及其协同创新的深入发展，知识创新及其网络创新也深刻影响既有的协同创新模式，使得这种“点对点”线性协同创新模式相互交织，网络型协同创新模式也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产生协同创新网络。美国“硅谷”协同创新网络的形成就是协同创新网络在协同创新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成功范例。另一方面，伯特（Burt）的结构洞社会资本理论成为近20年来社会网络理论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而技术协同创新网络总体存在形式就是协同创新网络结构。在伯特看来，协同创新网络是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源泉，结构洞是协同创新网络的一种重要网络结构，是协同创新企业可以依赖的结构型社会资本。

（一）协同创新与协同创新网络

在协同创新网络学术概念提出以前，工业社会的技术创新观统治着人们对协同创新体制的认知，形成所谓的技术机械协同创新观，机械创新理论认为：企业技术创新是一种企业内部要素简单组合的独立创新。这是与当时技术创新所处于的社会时代相联系的。但是在信息网络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技术创新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基本特征，使得企业创新不得不由单独创新转变为协同创新，可以说任何一项创新成果都是协同创新的产物。而协同创新只有通过社会创新网络才能存在，协同创新的各种要素是存在于社会网络之中，社会创新网络是协同创新的载体和中介。这样，社会创新网络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资源进入到协同创新理论研究者的视野之中，社会创新网络是一种网络化的经济资源，这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关于什么是社会创新网络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弗里曼认为，社会创新网络“是处理系统性创新的制度安排而且包含了非正式和隐含特征的联系”。^〔214〕奥利弗等认为，社会创新网络是一种新的网络组织形式，是对企业创新要素管理的一种方式。伦德瓦尔则主要强调社会创新的生产商和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交互作用和交换所谓的社会网络，是一种建立在公共活动和公共价值基础之上公共交往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网络，如朋友、同学、成员等。^〔215〕国内学者王大洲对社会创新网络进行总结，界定了创新网络与合作联盟之间的区别，认为创新网络是一种合作创新组织的表达形式，是对合作创新网络的总称之合，是一种关系性存在，而合作关系只是合作创新网络的一个构成要素。我们认为，从经济哲学角度上说，所谓的创新网络是处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协同创新主体间的生产性社会关系，其通常表现为经济性的伦理、政治和文化关系等诸多网格化社会关系。

（二）网络结构型社会资本与协同创新技术网络扩散

协同创新要素是嵌入在网络结构型社会资本之中的。^〔216〕社会网络的“嵌入性”是由经济学家波拉尼在1944年首次提出的关于网络经济学的概念。他认为各种经济资源是被嵌入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而“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217〕雅各布也认为，社会资本是“人与人之间在信任和合作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网络。将社会网络视为一种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218〕社会资本理论家认为嵌入性是社会网络的基本特征，它不仅是一种网络性嵌入，而且是一种结构性嵌入，并表现为“结构洞”的形式。伯特（1992）的社会资本“结构洞”理论认为，社会资本的每个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是一种连续性的关系线性存在，而且是一个关系点存在即关系网络节点。这些关系网络节点形成一个个“结构洞”，而且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洞”越多，说明其社会资本存在越丰厚。根据社会资本结构嵌入性特征，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嵌入性对协同创新产生两个方面作用：一是通过网络嵌入性社会资本使得网络关系度直接影响协同创新的协同度。强关系容易导致协同创新的建立和发展信任，便于高质量信息和隐含经验知识等核心信息的交换；弱关系会导致协同创新之中的新信息的不断交换。二是通过结构嵌入性社会资本使得网络结构从总体上促进协同创新的主体信任程度，协同创新信任的获得和巩固因为社会网络的嵌入性而长期的接触和交流以达成共识，会有力降低协同创新的交易成本。

创新扩散需要通过网络结构型社会资本来实现。^〔219〕传统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市场需要是创新扩散的内在基本动力。社会资本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扩散固然会受到技术创新需要的强烈制约，但是技术创新的市场需要只是创新扩散的内在动因，作为需要的内在动因本身又是被另外的动因所决定的，比如由网络结构型社会资本所制约。这种制约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客体角度上说，社会资本能够为创新扩散提供多种需要的社会资源。创新扩散需要的社会资源是一种综合资源而不是某种单一的资源。社会资本本身就是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一个社会资本丰富的协同社会网络场域中，协同创新主体能够有效的通过经验丰富的员工、专业化的技术、信息的支持、优先享受政府的政策等社会网络获得协同创新扩散所需要的优惠待遇、资金融通能力等社会资源，为协同创新扩散服务。从主体角度上说，社会资本能够增进协同创新主体的信任度，从而加大和提升创新扩散合作的速度和程度。一方面，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增进着创新主体的交往，为协同创新主体之间的交往提供平台和中介，从而增进协同创新主体间的信任，而主体间的高密度信任的存在使得一些核心知识和隐形知识能够有效的扩散和传播。另一方面，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能够形成有效规范性的互惠机制，能够有效促进协同创新的合作关系。因为社会资本所倡导的社会网络是一种建立在互惠规范基础上的共生关系网络，从而会形成众多技术联盟、虚拟企业和合作网络，极大地增加了协同创新的横向联系、纵向联系和其他外部社会联系，从而有力地促进和实现协同创新的技术扩散进而实现整体的协同创新能力。

总之，协同创新要素是嵌入在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的。作为社会资本的创新网络结构具有极大扩散作用，从而促进协同创新扩散发挥协同创新的作用，创新扩散需要通过网络结构型社会资本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