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协同创新发展体制

协同体制是评价协同创新动力绩效的制度保障。所谓的协同体制是指各个协同创新主体基于一定的协同创新模式所达到的固定稳固法制性协同创新制度，是评价协同创新动力绩效的保障机制。对于协同创新来说，协同创新动力绩效不但要考虑协同创新目标与协同创新结果的一致性即协同创新的内在目标绩效，还需要考虑外在的协同创新体制来保障协同创新动力绩效的持续性。因为协同创新不仅需要内在创新要素之间的协同绩效，还必须依靠外在协同创新条件之间的协同效应，只有内外有效合理协同才能够真正发挥协同力量。社会资本除了在实践中直接促进协同创新动力之外，还能够产生形成不同协同体制，形成三种基本协同创新体制形态：其一，基于产业协同创新体制为核心的产业协同体制；其二，区域主体功能协同体制为核心的区域协同创新体制；其三，基于非正式制度协同体制为核心的制度协同创新体制。

一、社会资本与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体制

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是国际上协同创新效应最典型的生产体制，对我国协同创新效应的生产体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是地方区域功能协同创新及其国家制度协同创新体制的重要载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220〕随着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在协同创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界对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研究也越来越关注，其中集群协同效应就是近年来研究协同创新绩效所关注一个热点。所谓产业集群，就是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围绕某一两个核心的支柱性产业而由此形成的大量的纵向协作关系和横向互补关系的专业集群性企业及其相关的高密度服务机构，形成产生极强的成本优势和创新优势的产业创新体制。所谓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效应，就是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对整个社会协同创新的积极影响。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研究其对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可以概括为：产业集群协同效应依赖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网络即产业联盟型社会资本，产业联盟型社会资本通过互联互通来构建产业协同创新体制。

（一）产业集群协同与协同创新生产体制

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是基于产业协同创新网络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一般说来，产业协同创新概念起源于社会系统协同学。雷迭斯多夫提出的三重螺旋系统是知识经济的自组织形式，构成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含义的研究，产学研产业协同创新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产学研协同创新首先是一个科学技术与市场、资本和管理等经济要素相融合的复杂经济过程。在这个复杂的产学研经济协同过程之中，企业始终应该是经济协同产品技术创新的主体，而大学和科研单位则是知识创新的主体和来源，政府、技术中介则是服务主体。二是产学研产业协同创新应该是利用企业、学校及其科研单位等创新要素协同的创造和实现的利益公共体。在利益共同体条件下充分发挥优势各自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有机发展。三是产学研产业协同创新要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联合共享发展原则。也就是说，产学研协同创新主体之间不再是一种私人利益对立的竞争关系，而是一种利益共享的协同关系。总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基本含义应该是：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为核心，在政府、科技服务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的大力支持和协同下，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以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按照一定的机制和规则进行合作，形成联合的协同创新实体，合作开展新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人才培养、仪器设备共享、信息获取等活动，实现经济利益和经济合作组织关系的创新过程。因此，我们认为产业集群协同创新不是一个单独实体创新，只能是一种产业集群系统性协同创新。

美国和德国是世界产学研协同创新体制的典型代表。美国体制主要表现为科技工业区、企业孵化器和创新研究中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科技工业园区兴建。为了适应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美国工商业和政府有关部门充分利用大学研究力量，在大学周围新建一些研究园区和工业园区，统称“科技工业园区”。二是小科技公司企业孵化器诞生。如果说科技工业园区兴建是为了支持大型科技创新的话，那么企业孵化器的模式则是支持小科技创新的发展。企业孵化器是一种为新兴信息技术产品与小企业相互协同创新的共同成长产学研合作的组织模式，是美国产学研科技创新的又一创举。三是科技研究所成立。为了进一步发挥大学和科院研究所在科技创新的力量，平衡科技创新与商业之间矛盾，美国政府在大学科技工业园的基础之上给予专项科研基金成立科院研究所，以支持特大型高新技术发展。德国体制主要表现为：一是德国的政府是协同创新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德国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科研创新管理部门即德国联邦教研部，为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战略谋划和资金支持。二是德国始终坚持把企业作为协同创新的主体。为实现企业与科研院所有机结合，80%以上的大企业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机构，科研人员70%在企业界，其中企业每年从销售收入中拿出5%～10%以上用于研究和开发。三是鼓励大学的科研创新发挥协同创新中坚力量的作用。德国政府研发经费的三分之一主要用来支持高校的科研工作，而政府的一些重要研究项目由大学的专家教授们承担。四是，积极发展科技中介服务非营利性组织，为协同创新提供专业力量，如赫尔姆霍茨协会（HGF）、马普学会（MPG）等。

（二）产业联盟型社会资本与产业协同创新

产业集群互联互通的可能性有赖于产业联盟型社会资本来建构。大量国内外产业集群协同创新效应的成功案例已经证实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之中，创新主体之间良好的互联互通是协同创新的必要环节，创新主体之间交流认知是产业协同创新互联互通的重要形式。协同创新的本质决定了协同创新主体必须要有一个共同认知规范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来解决协同创新过程所遇到的困难和矛盾，这就需要发挥产业联盟型社会资本的认知作用。产业联盟型社会资本具有产业联盟网络中所共享的语言、符号、共同的愿景、缄默知识以及其他意义体系，因此产业联盟社会资本的认知功能在实践上能够为协同创新的主体提供研究背景，共同语言和共同理解及其共同表达方式，能够有效解决企业和大学及其研究机构由于认知水平差异所导致的沟通和交流障碍，从而为协同创新的交流提供有效的协同平台，实现协同创新有效的长期合作的目的。

同时，产业集群互联互通的现实性也是依赖产业联盟型社会资本来实现的。^〔221〕布迪厄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体或团体通过与外界的联系所积累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是与占有某种持久性的、公认的、体制化的关系网络密不可分的。”^〔222〕显然，作为经济组织结构的协同创新网络依赖于社会网络结构的构建。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网络中，企业处于经济组织网络结构的核心地位，形成以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为核心层，包括政府及其科技中介服务结构的社会网络结构。围绕科技创新企业形成的社会网络，并不仅仅是一种连续性的关系存在，而更多是一种非连续性结构性存在。因而，协同创新网络是存在着一个个网络节点的网状结构，这些网状点形成“结构洞”。创新企业可以借助这些“结构洞”在创新过程中寻求所需要的资源、资金和信息等，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力。也就是说，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之中，创新企业作为协同创新的主体和核心，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尤其是“结构洞”作为交汇点而占据协同创新网络的关键来获取协同创新所需要的知识、资金和信息等社会资源，从而为企业的创新服务。

产业协同创新的信任结构也有赖于社会资本的制度信任来建构。在主体结构上，社会资本是一种主体间结构信任。信任是协同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基于主体间的信任，可以减少产学研主体之间的信息搜寻、谈判、激励、监督等交易成本来提供协同创新的成功率。社会资本所倡导的信任是一种建立社会公共利用基础之上的公共信任，从而也就为协同创新的信任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协同创新的信任持续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总之，产业集群协同是创新发展理念的生产体制，是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基础，而产业联盟社会资本则是实现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动力体制。

二、社会资本与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体制

区域协同创新是协同创新的空间体制。在协同创新日益深化和发展的条件下，传统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已经不能满足协同创新社会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实现整个区域内的协同创新，于是区域协同创新应运而生。区域协同创新是一个综合概念，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及其社会诸多方面，其理论溯源也涉及众多学科，其中主要涉及区域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创新系统学三个方面。区域经济学揭示了区域协同创新的经济本质，规定区域经济学研究范式；创新经济学揭示区域协同创新的协同模式及其建构路径，为区域协同创新提供了发展目标；创新系统学为区域协同创新提供了哲学基础及其方法论指导。在网络经济学兴起之后，社会资本与区域协同创新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网络经济学家研究和关注的一种热点。在网络经济学看来，无论是区域创新的主体，如个人、企业、研究所及其学校，还是区域创新的客体，如资源及其要素等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区域协同创新网络之中，而这种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必须依赖区域创新网络即区域社会资本，区域社会资本是实现区域协同创新的真正动力和建构体制者，是提升区域协同创新能力的真正利益及其命运的共同体。

（一）区域协同创新与协同创新空间体制

区域协同创新是一种区域协同创新网络。^〔223〕区域创新概念最早溯源于弗里曼（C．Freeman）和尼尔森（R．Nelson）所提出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之后美国学者卡马金（Camagin）^〔224〕提出，创新网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产物。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区域企业必须要与其所在区域网络内的其他企业主体通过社会网络连接而产生互动，从而对企业发展、技术创新以及区域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具有协同性、依赖性、开放性等特征。1992年英国学者库克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简称RIS）概念。^〔225〕库克将区域创新系统定义为在特定空间地理区域，以分工协同为基础即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条件下的创新企业、研究机构及其科研院校等创新主体间的区域性组织体系。在这个特定的区域组织体系内，各种创新要素主体、创新要素客体及其创新要素中介之间形成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交往机制，形成合作创新规范，实现资源共享，达到合作创新的目的。我们认为，创新网络在本质上是建立在信息技术之上的一种整合各种创新要素实现合作创新的网络化社会组织关系。广义的区域协同创新就是社会区域间协同创新网络，旨在一定社会空间区域（县域、省域或国域）之内，按照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功能互补等协同创新原则整合区域内创新要素，形成创新合力，促进整个社会区域的创新能力。

区域协同体制是区域协同创新存在的条件和动力。^〔226〕由于协同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创新体系，其区域协同创新的机制也应该是一个创新系统运行机制。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对协调发展机制有明确的要求。根据这一要求，我们认为实现区域协同创新有三种主要经济机制：市场竞争机制、组织管理机制和合作互惠机制。这三种协同机制是有机联系的，共同形成一个协同有机体。其中，市场机制是区域协同创新的根本机制。因为协同创新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市场机制作为商品经济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同样是配置区域协同创新的基本机制。市场机制通过资源效用最大化的竞争机制和资源配置的等价交换机制来调节和控制区域协同创新主体之间的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以实现区域协同创新。组织机制是弥补“市场失灵”、促进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机制。区域协同创新的空间组织机制从空间经济学角度，充分利用创新要素分布的空间生产结构来促进区域协同创新，提高区域创新主体之间的关联度，从而实现创新资源、创新产业结构在空间上的最优配合，提高创新空间的经济配置效率。合作机制是区域协同创新的精神价值机制，是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精神机制表现形式。区域合作创新按照自愿参与、平等协商、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基本原则，建立全方位的区域协同创新的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二）区域功能型社会资本与区域协同创新网络

区域功能型社会资本是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及其经济效益的公共区域协同创新网络。^〔227〕在现实的协同创新关系之中，协同创新不是单一线性协同创新，而是非线性的区域协同创新，从而形成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在区域创新网络空间中，创新网络对区域之内的企业和科研院校之间的知识、资源及其信息共享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些时候甚至决定了区域创新能力，社会资本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库克根据詹姆斯·科尔曼和罗伯特·帕特南等对社会资本的有关论述，对社会资本下了一个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信任和互惠的规范，这些个人和组织根植于某一合作与利益交换系统之中，通常这有利于特殊地区或通过民族与宗教联系的非邻近社区”。^〔228〕这就是说，区域社会资本是一个区域共同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其内容包括整个区域共同体所建立的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及社会规范；区域社会资本其本质反映了区域内产学研政各个区域主体之间的合作程度。其功能在于有利于推进该区域获得区域经济和区域社会持续繁荣发展的优势，提升区域内各主体和组织的竞争优势，从而有利于从更高层次区域网络结构中获取发展所需要的稀缺资源。区域社会资本表现出如下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区域社会资本存在于区域各个创新主体社会关系网络之间。二是区域社会资本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性无形资本，突出表现在整个区域共同体内的信任、习惯、民俗、历史、传统方面。三是区域社会资本是区域内的一种社会公共产品或公共物品。这种公共产品和物品是区域各创新主体长期的博弈合作集体行动产生和形成的。

区域功能型社会资本为区域创新提供市场信用体制、网络组织体制和规范合作体制。^〔229〕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协同效应所发挥的机制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构建区域市场信用体制。区域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为区域协同创新主体认同提供信用机制，增进主体认同，从而能够降低区域协同创新主体的市场交易成本，成为区域创新主体协同的经济“润滑剂”。二是构建网络组织体制。区域社会资本的网络机制为区域协同创新提供组织网络平台和载体。在区域网络中，不同的网络行动者之间在不同的层面上形成（政府层面、企业层面、非政府组织层面以及跨组织层面）的网络结构，这为区域主体合作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的载体。此外，“囚徒困境”的博弈说明，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加强博弈双方或多方的信息沟通。网络平台复杂多样可以增加各主体间博弈的沟通和交流，进而引发区域合作行为的产生。三是构建规范的合作体制。社会规范合作是区域协同创新的保障。作为社会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规范对区域社会主体起着约束作用，为区域合作提供保障。区域社会资本对区域协同创新不但要为区域创新主体提供资源、信息及其能力方面的提升，还要为区域社会资本构建一个区域协同创新文化，通过网络组织学习机制来强化对区域协同创新文化的认同，来控制区域协同创新的“失范”行为，促成区域创新的规范性合作。

总之，区域协同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空间效应，区域功能型社会资本是区域协同创新发展促进器和黏合剂，是协同认知交流、认同信任及其合作规范的基础和条件。

三、社会资本与制度协同创新发展体制

制度协同创新是构架协同创新体制的终极目的。由于科技产品创新只是科技制度创新的结果而已，是在科技制度创新中实现的，制度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内因，而科技产品则是科技创新的外因。因此，科技制度创新是更为关键和更为重要的。在区域协同创新过程之中，由于市场资源配置的差异，需要发挥制度协同来弥补区域协同创新的不足。制度创新怎样实现及其怎样发挥制度协同创新效应，西方制度经济学可以分为新旧两大基本派别：第一，以凡勃仑和康芒斯等旧制度经济学派指出，制度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内外因共同形成制度，其中个人和组织活动是形成制度的关键因素。第二，以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不是一个单纯量变的积累过程，而是质变的迁移过程，其企业产权制度变迁才是制度不断革新和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社会资本理论认为，正式制度形成以前都是以一种非正式制度存在，制度变迁本质在由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裂变，而这个非正制度之间裂变的动力在作为社会资本的非正式制度即制度社会资本。

（一）协同创新制度与协同创新结构体制

制度协同创新是创新系统的制度规范创新。道格拉斯·诺斯于1991年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提出制度变迁理论。^〔230〕这一理论认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对企业的制度具有极大的先天路径依赖性，其企业的制度创新对企业的科技创新具有决定性作用。在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影响之下，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制度创新角度来理解科技创新。纳尔逊同时也指出，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是相互伴随而生的：发生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即科技创新其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市场产权经济制度得以形成和确立；发生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即科技创新其根源于重大的经济制度创新即股份公司制度的成立；而发生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即科技创新其根源于政府制度的创新。纳尔逊对此总结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府对研究与发展的支持政策，已成为资本主义技术创新制度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31〕应该说，道格拉斯·诺斯等人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思想渊源。熊彼特等人就认为制度创新就是企业生产中公有制与私有制生产关系制度的创新，是企业生产组织制度的创新。^〔232〕诺斯等人指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能够为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经济效益而使其对现存企业经济制度所做出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如对企业技术的发明、引进、模仿与演进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其根基在于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拉坦指出，所谓制度创新，是创新者在经济利益刺激下所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一些关于技术制度的经济变革，主要表现为：某种特定经济组织行为、组织关系、组织规则及其组织者的变化。

企业产权制度是实现和促进企业的制度创新的基本体制。^〔233〕在西方现代产权理论中，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最系统和最完备的，因而对制度创新理论贡献也最大。道格拉斯·诺斯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等几个方面来研究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创新理论，其中“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理论又是道格拉斯·诺斯整个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创新理论的核心。在道格拉斯·诺斯看来，对制度的变迁、变迁的动力、变迁的方式等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交易成本理论。降低交易成本是产权制度变革的内在动因。任何经济制度创新其目的旨在降低“交易费用”即生产成本，其产权的制度改革和创新也必须以降低交易费用为目的。道格拉斯·诺斯在批判地继承新古典私有产权理论基础之上提了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创新的五个新理论假设^〔234〕：一是企业组织形式及其规章制度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假设。其中，企业组织形式是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关键。二是经济人自利行为及其“搭便车”的心理动机倾向的假设。三是企业制度需要成本（测试成本、谈判成本和实施成本等制度成本交易费用）假设。四是国家强制性政治制度变迁的假设。五是思想意识形态制度假设。从产权制度变革的外在动因来说，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人口是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的重要外在动因。马克思认为，应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理解企业经济制度及其产权制度变革的深层动因。这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释得十分清楚：要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即生产所有制的角度来理解企业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及其产权革命的根本动因，不能从人口需要等外在原因上简单的寻求企业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及其产权制度变革的一般动因。

（二）制度规范型社会资本与协同创新制度结构性嵌入

制度规范型社会资本是指能够带来经济资源及其经济利益的制度准则及其规范。美国杜克大学的安尼鲁德·克里希纳（Anirudh Krishna）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两种类型：关系型社会资本与制度型社会资本。^〔235〕在克里希纳看来，所谓的关系型社会资本是通过自然个人、法人或者社会团体合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够带来和获取经济利益和经济资源的各种文化、习俗、观念信念关系，其中信任关系资源是关系型社会资本的集中体现和代表。关系型社会资本涉及与他人合作中影响个人行动的价值观、态度、准则和信念，主要表现为文化、习俗、观念、信念等。同时他认为，以信任关系为代表的关系型社会资本不是单独地起作用，而是同信任制度型社会资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地影响和作用才能更加有效地持久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谓制度型社会资本是指那些旨在促进互利集体行动开展的有关社会结构要素，如规范、规则、程序和组织。制度型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内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关系型社会资本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型社会资本，而制度型社会资本是一种正式关系型社会资本。从形式上看，由于制度可以分为狭义的正式制度和广义的非正式制度即社会规范之分，制度社会资本可以分为正式制度社会资本和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的、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它们由正式规则（成文法、普通法、规章）、非正式规则（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以及两者的执行特征组成。”^〔236〕总之，制度在本质上是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由国家规定的正式制度和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

制度社会资本为制度协同创新效应提供动力之源。制度型社会资本实现制度变迁即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裂变的动力基因。其一，制度型社会资本对制度协同效应一个作用首先就体现促进企业创新网络制度由非正式向正式创新网络的形成。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由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组成，而意识形态和习惯处于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合适、有效的制度安排必定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统一。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设计和供给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到具体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正式制度具有强制力。其二，制度型社会资本能够创造制度信任，提供协同创新所需要制度协同信任。制度创新理论一个共识就是协同创新提供所需要的制度信任机制而不是人格信任机制。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协同创新首先依赖于制度创新，而制度信任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和保障，也是协同创新的前提和保障，而这只有通过制度型社会资本才能生成。其三，制度社会资本能够为制度协同创新提供一种制度合作激励绩效机制。^〔237〕制度协同创新不但需要制度信任，更需要制度激励才能形成合作制度绩效。科尔曼制度规范型社会资本认为：“规范的功能是相当于法制社会中法律的作用，社区实施的惩罚措施相当于在政府职能完善的社会中，由政府实施的合法惩戒行动。”^〔238〕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资本把社会合作规范植根于社会结构组织关系之中，通过经济利益社会关系来强化协同创新的激励绩效。

总之，制度范式协同创新是构建协同创新体制的根本目的，而制度型社会资本则实现非正式制度协同创新向正式制度系协同创新而实现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所在。

2016年1月3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以“江西整合创新资源促产业升级发展”为题，重点报道了江西省整合创新资源促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239〕报道称，江西省把政府、高校和企业的创新资源有效整合，组建一批协同创新公司，为产业创新发展找到了一条新路子。以LED照明技术为例，国际上的LED照明技术，长期以来由日本、美国主导。在此之前，南昌大学和企业，也都在分头研发中国自己的核“芯”技术，但面对全球千亿美元级的LED照明市场，高校多是停留在实验阶段，企业的研发则“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何把高校的研发力量和企业的技术力量归集到一起，江西省有效整合了创新资源，把南昌大学和晶能光电彼此的优势有机整合，协同创新，就形成了1＋1大于2的效益。报道说，江西省改变以往科技扶持资金“撒胡椒面”，平均分配给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方式，推出组建科技协同创新公司新模式，把科研院所的智力资源与企业无缝对接，政府为研发公司提供引导资金，由产业链的龙头企业邀请上下游的企业和科研院所共同出资，成立股份合作的协同创新公司，研发成果和利益共享。目前，江西省已经投入4亿元引导资金，成立了33家科技协同创新体，带动社会投资24亿元用于企业技术研发，迅速突破了一批核心技术，实现了年新增主营业务收入208亿元。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像江西省这样把政府、高校和企业的创新资源有效整合，组建一批协同创新公司，为产业创新发展找到了一条新路子的事例多不胜数。由此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社会资本与构建协同创新体制”这一话题，正在从抽象的学术理论变为创新驱动发展的蓬勃现实。正是如此，更需要深化理论研究，以促使社会资本更好地融入协同创新体制中，更好地发挥社会资本在我国创新协同中的动力机制作用。这应该是理论研究的目的。

【注释】

[1]本章是笔者参加罗晓梅主持的国家课题西部项目“增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13XJL003）所撰写的部分内容，并借鉴了该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

【注释】

〔182〕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理论学习》2015年第12期。

〔183〕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当代劳模》2014年第6期。

〔184〕同上。

〔185〕同上。

〔186〕同上。

〔187〕同上。

〔188〕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设〉的说明》，《理论学习》2015年第12期。

〔189〕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07年第21期。

〔190〕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理论学习》2015年第12期。

〔19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192〕魏际刚：《创新驱动发展　决定产业未来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时报》，20121113。

〔193〕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6页。

〔194〕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当代劳模》2014年第6期。

〔195〕同上。

〔19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97〕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理论学习》2015年第12期。

〔19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99〕陆园园、郑刚：《基于复杂性理论的企业创新要素协同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年第1期。

〔200〕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01〕孙群英、毕克新：《企业创新要素协同模式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向》，《商业研究》2011年第8期。

〔20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3页。

〔20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2页。

〔204〕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241—242页。

〔205〕叶晓凌：《风险资本与风险资本市场》，《财经科学》2000年第2期。

〔206〕陈涛、曾良才、孙伟、吴世军：《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07〕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208〕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09〕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210〕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211〕转引自宋丽萍、丁德科：《培育公共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9期。

〔212〕转引余文君、叶春明：《民营企业的社会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工业工程与管理》2013年第10期。

〔213〕易凌峰、谭之博：《企业社会资本与智力资本的互动与整合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14〕Freeman，C．，Technology and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Lessons from Japan．London Printer，1987，34（3）：1183—1196．

〔215〕Lundvall B A．，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London Printer，1992．

〔216〕转引戴坚：《网络嵌入性的理论解析》，《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3期。

〔217〕同上。

〔218〕同上。

〔219〕李红艳、储雪林、常宝：《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的扩散》，《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6期。

〔220〕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21〕姜振华：《论社会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22〕Bourdieu，Pierre．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In：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ed．）by Johng．Richardson，Westport，ct．：
Greenwood Press，1986：248．

〔223〕李俊华、王耀德、程月明：《区域创新网络中协同创新的运行机理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年第7期。

〔224〕转引李俊华、王耀德、程月明：《区域创新网络中协同创新的运行机理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年第7期。

〔225〕同上。

〔226〕覃成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研究》，《经济学家》2011年第4期。

〔227〕丁焕峰、陈庆秋：《区域社会资本：一种重要的区域创新动力》，《经济问题探索》2006年第9期。

〔228〕Cooke，P．（2002）Knowledge Economies：Clusters，Learning and Cooperative Advantage，London Land New York：Rout ledge．

〔229〕高轩：《区域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区域合作》，《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5期。

〔230〕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231〕多西：《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页。

〔232〕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4页。

〔233〕黄莹、林金忠：《产权制度变迁动因理论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产权理论与西方现代产权学派》，《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234〕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35〕安尼鲁德·克里希纳：《创造与利用社会资本》，摘自帕萨·达斯吉普特、伊斯梅尔·撒拉尔丁：《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36〕道格拉斯·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237〕姜振华：《论社会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38〕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239〕《央视〈新闻联播〉关注江西南昌产业发展升级》，《南昌日报》，2016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