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国际因素

通过自我学习、信息收集以及外国顾问的政策建议，蒋介石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经济知识储备，他在抗战之初就已明确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之一部分，深有影响于世界局势并受其影响”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8页。" class="calibre13">^[28]。蒋介石对战时经济建设与统制政策的论述与宣扬，经常援引国际经验，来为国内经济政策寻求合理依据，从而显示了其独特的国际化视野。

（一）蒋介石经济建设政策的国际因素

推进战时经济建设是蒋介石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蒋介石在相关政策论述中，非常重视运用外国经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抗战准备时期，蒋介石十分注重向欧洲“先进”国家学习。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但又能迅速崛起，蒋介石对此十分钦佩。如前文所述，在蒋介石抗战准备的经济建设政策，特别是工业政策中，就有大量德国因素。1932年1月22日，驻德公使刘文岛从柏林致电蒋介石，告知“若钧座复政，确实建设程序，德可供材十万万，其条件只须我银行界经手收支，免政潮波及”。蒋介石自记“国际形势日有好转，可恨国人尚不知自争气耳”，“国家应重建设，我国建设，应先重工业。德人之意，余当细为考虑也”。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67页。" class="calibre13">^[29]此后，蒋介石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以“德国模式”为榜样，聘请德国顾问，向德国借款购置机械设备，大力发展重工业，便由此而来。1933年8月14日，蒋介石在江西星子县党政人员训练所发表演讲，论述军队生产化政策：“我们的军队，以后要能尽量的生产化。所谓军队生产化，有两个意义：一即军队要从事生产的工作，如屯田、垦荒、筑路之类；一即一般的官兵要使他们有一种生产的技能，即须实施相当的职业教育，使他将来退伍以后，能够自谋生产，不靠当兵吃饭。大家都知道：我们军队原来纯属一种消费的组织，不会生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教育有方，运用得法，也未尝不可生产。比方现在德国的军队，便已经能生产。他们军队里一般官兵，一方面做官兵，一方面到工厂作相当的工作，他们差不多个个人都有一种专门的生产技能或学识。现在我们中国也要以德国为模范，照我刚才所讲的两方面去努力。”^[30]蒋介石提出军队生产化的政策，显然是要以德国为模范，通过学习德国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蒋介石对意大利、法国的经验也很重视。1932年9月，为推进农村经济发展，蒋介石决定设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为此，他致电杨永泰，令其“查仿法意等国农民银行之制，派员切实研究进行组织”^[31]。

日本是最早成为强国的亚洲国家，蒋介石早年多次游历日本，因此，其经济政策中也具有显而易见的日本因素。1933年9月20日，蒋介石在江西星子县对合作人员训练班学员训话，讲述“废物利用”对解决国民经济问题的重要作用：“日本原来是很小很穷的国家，人口不及我们，力量不及我们，财富更加不及我们，但是何以在很短的时间而能有今日之富强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一般国民无论男女老幼都有‘废物利用’的习惯。日本人小学教科书中特别有一课就是讲‘废物利用’，所以日本人无论那（哪）一个，统统有这四个字在脑筋里，一件东西坏了，他们随时随地还能想法子利用，所以他们的国家能够一天天富强起来。你们办合作事业，目的就是要使国民经济问题能够解决，对于废物利用这一点，不可不格外注重，格外设法，教导一般国民!”责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558页。" class="calibre13">^[32]蒋介石以日本与中国比较，探究其富强原因，就是日本国民都有“废物利用”的习惯，甚而至于“把我们台湾琉球东四省都可以侵占去”，因而他要求在合作事业中推行“废物利用”，向日本学习，达致富强的目的。1934年3月20日，蒋介石出席各省行政长官会议，再次指出“日本以区区三岛的蕞尔小国，为什么能够以最短的期间富强到现在这个地步？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对于一切对象不仅全国国民都注重整理、管理、修理三个理字，……现在我们中国一般人，尤其政府机关里面，无论什么东西买来就不知整理，更没有人负责管理，随便乱丢乱用，一有损坏，又无人注意修理，所以人家可以用三年的东西，我们三个月还用不到，不知道要浪费多少东西！……所以今后我们要改进政治，做一个富强的国家，一定要特别注重整理、管理、修理三个理字和‘废物利用’的习惯，或能使国家转弱为强，转贫为富”现代行政人员须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2卷，第158—159页。" class="calibre13">^[33]。日本虽为中国敌对国，但蒋介石却十分注重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以与日本对抗，可见其经济政策的国际化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科学被认为是促进西方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口号之一，科学被视为西方文化精髓而引进，科学救国，乃至科学万能曾在中国风行一时。在蒋介石的经济政策思想中，科学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其内涵可能与新文化之科学不尽一致。科技思想，请参阅何辉庆：《先总统蒋公与中国科技现代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年版。" class="calibre13">^[34]蒋介石对科学管理促进经济发展有深刻了解，他指出“外国人单是研究如何应用科学方法来‘管理’各种事物，就成了专门的学问，叫做‘科学管理’”，“在外国自大规模的交通事业，国营工业，以至最小最小的一个机关，其一切对象，都普遍的讲究用科学的方法来管理，管理得法，就可增加效用，减少损失”。^[35]关于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发展的反差，蒋介石解释说，就是由于日本留学生“能够接受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回国以后，便真实的充分的发扬科学的精神，运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一切科学，办理一切事业。所以国势日强，不到三十年工夫，便完成了维新的事业。我们中国人不但不能够接受运用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而且连本国固有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也完全失掉了”^[36]。蒋介石对科学的作用如此重视，因而他十分强调向欧美学习。1935年7月29日，蒋介石在成都扩大纪念周演讲，要求学习欧美的先进科学技术：

　

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与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外国的长处是科学，用了两三百年的工夫去研究发明，到了近五十年来，才算是十分进步。因为这种科学的进步，所以人力可以巧夺天工，天然所有的物力，人工都可以做得到。最新发明的物力是用电，从前物力的来源是用煤，由于煤便发动汽力，现在进步利用电，所以外国的科学已经由第一步进到第二步。……现在美国正是想用电力去统一全国工厂的计划，如果中国要学外国的长处，起首便应该不必用煤力而用电力，用一个大原动力供给全国。这样学法，好比是军事家的迎头截击一样，如果能够迎头去学，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37]

　

蒋介石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赞赏，是他优先发展重工业，大力支持资源委员会的思想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更为重视科学的重要作用。1939年4月22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发表演讲，指出“现代之所以成为现代，一切都是科学知识发达，和科学精神普及的结果。不但一切有形文物的进步是如此，就是一切生活习惯，社会制度，和公共事业的进行，也非贯彻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不能成立而发展”^[38]。1943年底，蒋介石前往埃及参加开罗会议，自重庆出发，途中经过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伊拉克到埃及，蒋介石提出“为什么英国人居然能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而使之贴服而且能维持长久而不致失败呢？这个原因我们如果不研究出来，那不仅我们国家将来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免危险，而且我们革命事业亦无成功的希望”。蒋介石研究的结果是：

　

英国人所以能以少数统治多数的原因、除了善于组织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特别注重科学的精神。其实组织和科学二者是相因相成。科学必须注重组织，而组织亦离不开科学。大家都知道：科学在英国发达最早，因之英国人对于科学方法和技术亦运用最熟。他们无论作一件大小事情，都必须经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决定具体的办法，有了充分的准备，然后分别步骤，切切实实的作去。而且一次失败，二次再来，二次不成功，三次继续的来作。这样再接再厉，锲而不舍，最后必然可以达到他的目的。……我们现在要革命建国，必须效法英国人这种精神，从心理上道德上作一番改革，对人要和衷共济，互助合作，对事要实事求是，彻底解决，然后我们建国的事业，才能日起有功。^[39]

　

蒋介石虽然向来对英国无甚好感，在开罗会议上又受了丘吉尔的气，但仍然主张学习英国的科学精神，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可见他对西方的科学确实是推崇备至。蒋介石经济政策对西方科学的宣扬，是战时经济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的重要体现。蒋介石对科学如此重视，后来退踞台湾，甚至将科学作为三民主义的本质之一，可谓其来有自。

（二）蒋介石经济统制政策的国际因素

经济统制是国民政府为坚持持久抗战而推行的重大举措，在蒋介石的相关论述中，国际化因素显而易见。局部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能有效掌控的地区与省份有限，全国并未实现真正的统一，这对抗战准备自然是最大的障碍。对此，蒋介石在1934年3月18日召集浙江等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要求军事、财政等一切计划与设施必须统一集中于中央，并以日本为例说明其必要性：

　

日本人一个人至少就可以打我们十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国家的力量，都是整个集中的，一切政治军事，都是听命于中央的，而我们的力量是分散的，许多省份还是割据，如此的自私，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抵抗外侮，有什么方法可以挽救危局！当然他人就可以用一分的力量来打我们十分百分的力量！现在我们国家已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要想国家能够保存，民族能够复兴，全靠我们这几个革命的基本省，能够深明大义，拥护中央，无论军事、财政等一切计划和设施，都能绝对遵守中央的命令，在中央一个命令下，共同努力！路线》，《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2卷，第130页。" class="calibre13">^[40]

　

蒋介石对日本国力集中于中央的赞赏，为此后推进全国统一，实行统制经济提供了认识基础。7月13日，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演讲，再次强调要抵御外侮，必须实现国家的“统一集中”：“文明的军人，文明的国家，一切都统一的；野蛮的军人和野蛮的国家，就是不统一的、散漫的、割据的、各自为政的、自私自利的，即古之所谓乌合之众是也。反转来说，正因为没有统一的原故，他的力量就集中不起来，力量集中不起来，所以外国一个人，就可以打你十个人，你十师人还抵不过一师。这样，当然外寇一天天侵略进来，国家要陷于危亡的地步，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形就是如此。所以今后我们要抵抗倭寇唯一的条件，就是统一，统一之后，力量才能集中，集中之后，一分力量才可以发生十分的效用。如果不统一，把国家割据分裂，这就是十个力量还不能作一个力量用，国家一定会给人家灭亡的。”^[41]蒋介石以抵抗倭寇侵略为由，阐述统一集中的必要性，并以国力集中与否作为文明与野蛮的分际，可见战时中日关系对蒋介石政策选择的重大影响。蒋介石认为计划经济是德国、日本、苏联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决定“以日本之资源局、调查局与苏俄之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之研究为参考材料，拟定整个经济总动员计划，而以国民经济运动、新生活运动、义务征工运动以及管教养卫之精神为政治基础，汇订一个整个政策，分为经济（工业在内）、教育、法律、军事、外交五项之实施方案”^[42]。蒋介石还指示翁文灏前往苏联“考察五年计划之设计、考核、管理以及组织等方法，及其最初筹办及着手情形，并望设法与其主持人与指挥监督者面谈，藉以明了其设施情形及其所遇困难”^[43]。蒋介石的指示无疑对战时统制经济的确立产生了促进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势在必行。1940年5月12日，蒋介石出席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八期开学典礼，对受训的各战区经济工作人员演讲《经济抗战之精神和要务》，以“一般新兴的国家”为例，要求以士兵的精神来管理、统制财政、经济、交通：

　

我现在虽然作了全国最高的统帅，但除了定例统帅应有的服装仪节之外，我个人一切生活、行动、思想、精神，完全就是一个士兵！要知道：现在一般新兴的国家，他们一切党务政治无不以战斗的精神来推动！不仅是交通事业根本属于军事范围，不仅是财政、经济有极严密的统制和管理，就是其他一切教育、外交亦莫不以军事化为其理想！他们一般办事人员如果没有经过一定时期的军事训练，就不能算是正式的公务人员！他们有这种蓬勃奋发的战斗精神，所以他们的国家得以迅速建立！本团此次召集各位来受训，并不是要使各位得到怎样高深的学理，最紧要的一点，还是要使各位来经过一个现代公务人员所必经的阶段，亦即是要使各位获得一个现代国民最基本的训练。^[44]

　

蒋介石对外国统制经济的羡慕与赞赏促使他进一步寻求最终在中国确立战时经济体制。1941年3月31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党中央五届八中全会扩大总理纪念周，指出“根据我们目前的需要以及世界各国的先例，在战时，国家经济，必须逐步作到完全统制，才能适应战争的要求，过去三年多以来，因为我们对于经济放任随便，苟且因循，致有今日的困难，如果长此下去，不求改造，那我们无论拥有怎样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都没有用处，都要归于失败”^[45]。在蒋介石的推动下，战时经济体制最终得以建立，并实行全民动员，对物价与物资进行严格管制。

粮食统制对抗战准备与持久抗战至关重要，局部抗战时期，蒋介石对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就有了深刻的认识。1933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八省粮食会议闭幕式上指出：“粮食问题对于国计民生有如此重大的关系，所以古今中外凡是有见识的政治家凡是健全的政府，莫不苦心致力以求解决。推而言之，古今中外各国政府一切的努力，最后都是要想解决粮食问题。即如现在世界闹经济恐慌，就是由于资本主义之畸形发展与国际经济之不调融，致使各国一般人民不能普遍的解决‘食’的问题；而各国的政府要想挽转经济恐慌的狂澜，其最后目的也就是要使他们的人民统统可以有饭吃，而且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吃得好。”^[46]蒋介石以世界经济恐慌来说明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可见其粮食政策的国际因素考量。全面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后，由于囤积居奇等各种因素导致粮价上涨。1940年9月，国民政府决定在四川实施粮食管理政策，对此，蒋介石指出“战时粮食应彻底统制，在各国都有先例，有明定粮食国有，视粮食为非卖品的，也有实施战时军粮的无代价征用的，也有实行计口授粮的。总之，以不许自由买卖为原则，这些本是世界各国对外作战时的通例”^[47]。1942年6月2日，蒋介石主持全国粮政会议，指出“照世界各国战时的常例，政府对于全国所有的粮食粮秣，是应该全部收归国家管理统制，才合战时的要求”。^[48]蒋介石以国际通例解释粮食统制政策，可见其政策具有明显的国际化因素。1941年12月9日，蒋介石出席三届全国内政会议，强调要提高生产效率，就必须全民动员。他说：“前天报上登载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国会演说，要实行全民动员，要求他全国老弱妇女一致动员起来，从前许多由男子担任的工作，以后都要由妇女来代替。这件事如果我在平时提倡起来，就一定有许多人以为照我们中国的环境和习俗，必然不容易作到，而实际并非如此，现在有许多工作，实实在在可以发动妇女来担任。老实说：只要大家有步骤，有计划，能组织，能宣传，再加上能够精神贯注，周密管理，一般民众受我们的感动，一定愿意尽量贡献他们的能力，不仅人力可以发挥，就是一切兽力物力都可以化无用为有用！”^[49]全民总动员是蒋介石实施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的重要手段，蒋介石甚至不惜引用英国首相的演说，来论证其合理性。1942年10月29日，蒋介石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加强管制物价方案报告书》，针对反对物价管制的观点，特别提出必须管制物价的理由：

　

若谓因管制而助长物价，则欧美各战时国家，因施行管制而获得安定之实绩，事例俱在，又岂能视若无睹。又或者谓欲求物价安定，只有从增加生产与发展运输着手，不可轻为管制之尝试，不知物价一趋狂乱，则生产事业之设备、原料、工食、工资，均遭牵累，资金不敷周转，成本无从固定，其固有生产能力，必日陷萎缩，复何增产之可能，近来各地产业界已显此象，正在呼号救援，可为明征。至运输方面，所需工具、工食、工资，亦与生产事业相同，苟物价不能稳定，则本月接受一批货运，迄下月即告亏累，维持尚苦不易，复何发达之可言，且又何不观之美国，其生产能力与运输灵便，皆居世界第一，何以作战才逾半年，即毅然推行最高限价政策，故增加生产与发展运输，必赖管制物价为辅翼，尤复彰彰明甚。^[50]

　

蒋介石以欧美战时物价管制与物资统制的事实与成效为例，说明战时统制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可见其经济政策的国际化趋势。战时统制经济制度是各国的通例，中国亦不能例外，蒋介石经济政策宣扬的国际因素，只是顺应了国际潮流而已，但由此亦可见国际经济形势对蒋介石经济决策的约束。

虽然蒋介石战时经济建设与统制政策具有明显的国际化视野，但他并不主张照抄照搬各国经验，且一再指示中国经济制度之原则，“须不忘本国被压迫之地位，以如何抵抗各国武力与经济侵略为基点，确定中国各种制度，再不可抄袭各国之成案也”^[51]。同时，在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国际因素之中，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苏联、英国等国都占有一席之地，这说明，在战时中国“存在着多种不同的重要模式，这些模式对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并且它们之间也相互作用”^[52]。

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国际视野既可看作国际因素对战时中国经济转型的制约，也可看作中国经济发展对国际经验的主动借鉴。总之，“到20世纪为止，国际的或全球的，又或者国外的事情和‘中国’的事情之间的界限，在很多领域已经不可能简单清晰地划分了。要研究那个时代的中国国际化历史，我们就不能将国内和国外截然分开，而是应该以同步研究国内外的国际化进程为目标”^[53]。显而易见，在战时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作为权力核心的蒋介石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其个人经历、知识结构与实践经验对战时经济政策表达与实践的国际化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蒋介石在战时经济国际化进程中领导作用的发挥还有赖于其经济权力的建构与运用。

注释

[1][美]柯伟林著，朱适、陈红民译：《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8页。

[2][美]柯伟林著，朱适、陈红民译：《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7页。

[3]郭岱君：《蒋介石在国民党之崛起，1918—1928》，台湾东海大学、暨南国际大学：近代中国国家的形塑：领导人物与领导风格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12月15—17日）论文，第4页。

[4]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5页。

[5]蒋介石：《选读各书目录》，《自反录》第6卷，第49—50页。

[6]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7]《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17日。

[8]《蒋介石日记》，1932年5月20日。

[9]《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2日。

[10]蒋介石：《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605页。

[11]《王世杰呈蒋介石》（1939年1月4日），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六一，案卷号247。

[12]《蒋中正日记》复印本，1938年11月10日。转引自邵铭煌：《战端一起绝不妥协：蒋中正委员长之和战立场》，《近代中国》第163期，第19页。

[13]《胡适大使佳（九）日自华盛顿来电》（1939年6月9日），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六一，案卷号159。

[14]《邵大使马电》（1941年8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密电抄底节选——1941—1942年的中苏关系》，《民国档案》2000年第1期，第52页。

[15]《外交部对于主席手令及训词与三十二年度业务比较报告》（1944年1月），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目录号2，案卷号1409。

[16][美]柯伟林著，陈谦平、陈红民译：《德国与中华民国》，第51页。

[17]傅宝真：《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二）——民国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台湾）《传记文学》第24卷第1期，1974年元月号，总第140号，第95页。

[18][美]柯伟林著，陈谦平、陈红民译：《德国与中华民国》，第102页。

[19][美]柯伟林著，陈谦平、陈红民译：《德国与中华民国》，第138页。

[20]马振犊主编：《中德外交密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21]马振犊主编：《中德外交密档》，第196—197页。

[22]《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32页。

[23]蒋介石：《财政改革问题》，《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第68页。

[24]《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56页。

[25]《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自重庆呈蒋主席缮呈委员长与纳尔生两次谈话纪录代电》（1944年9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1），第187—188页。

[26]《蒋介石坚持辅币必须由政府发行电》（1937年2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4），第303页。

[27]《蒋介石致宋子文告以罗杰士言行不正希加注意电》（1941年1月23日），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

[28]蒋介石：《全国经济委员会开幕词》（1931年11月15日），南京：全国经济委员会印发，1931年，第5页。转引自[美]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8页。

[29]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67页。

[30]蒋介石：《党政工作人员须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396页。

[31]《蒋委员长致杨永泰秘书长令严促修筑鄂、豫交界汽车道及请政府设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电》（1932年9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440页。

[32]蒋介石：《合作人员的革命责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558页。

[33]蒋介石：《现代行政人员须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2卷，第158—159页。

[34]关于蒋介石的科技思想，请参阅何辉庆：《先总统蒋公与中国科技现代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6年版。

[35]蒋介石：《现代行政人员须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第158页。

[36]蒋介石：《科学的道理》，《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第15—16页。

[37]蒋介石：《救国途径与教育目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第334—335页。

[38]蒋介石：《认识时代——何谓科学的群众时代》，《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6卷，第179页。

[39]蒋介石：《对当前党政与青年团工作之指示》，《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308页。

[40]蒋介石：《今后改进政治的路线》，《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2卷，第130页。

[41]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上），《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2卷，第314页。

[42]《翁文灏致钱昌照电》（1936年7月3日），资源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案卷号18734。

[43]《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42页。

[44]蒋介石：《经济抗战之精神和要务》（1940年5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28—29页。

[45]蒋介石：《五届八中全会应有之检讨与努力》，《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卷，第92—93页。

[46]蒋介石：《粮食问题之重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596页。

[47]蒋介石：《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川省同胞书》（1940年9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51页。

[48]《总裁对粮政会议训辞》，粮食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八三，目录号1872。

[49]蒋介石：《战时内政要务和各级政府办事的要领》，《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卷，第429页。

[5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上），第226—227页。

[5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3卷，第135页。

[52][美]柯伟林著，朱适、陈红民译：《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7页。

[53][美]柯伟林著，朱适、陈红民译：《关于民国时期中国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