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经济政策的表达程式

蒋介石经济政策的表达程式是指蒋介石颁布、指示经济政策的程序、方式与手段。从公共政策视角来看，各种经济政策的颁行，皆可视为政府行为。但在对日抗战的特殊时期，国家与政府的权力架构逐渐呈现高度集权化，蒋介石身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作为最高政策主体，为了将经济政策传达于政策客体或对象，必须采取各种方式与手段。战时蒋介石经济政策的表达程式多种多样，除履行经济职务权力所运用的常规法定公文外，较有个人特色的主要有手令与演讲。

（一）手令

蒋介石手令超然于法定公文之外，集令、训令与指令等三文种于一体。^[23]1937年8月11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第51次会议决议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并且规定“作战期内，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第49页。" class="calibre13">^[24]。蒋介石颁布的手令数量非常庞大，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自1936年1月起，至1948年4月止，共积累收藏蒋的手令达120余箱之多。^[25]有学者认为，蒋介石所发手令的种类，军事类较政治类为多（政治类中又以人事方面为多），党务、文教、经济类较少。^[26]其实，说经济类手令较少，只能是相对而言。就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见，其绝对数量并不少。但凡蒋介石认为较重要的经济机关与经济事务，大都有较多的手令指示，如财政部、经济部、粮食部、交通部、资源委员会、四联总处等有关经济建设的部委机关，就藏有大量的蒋介石手令及办理情形专册。可以说，手令是蒋介石在对日抗战的特殊环境下指示经济政策、干预经济事务的主要方式与手段。1940年2月15日至9月21日，蒋介石共有19通手令致四联总处，详见表3：

表3　蒋介石手令饬办案件办理情形备忘录目录

资料来源：《委员长手令饬办案件办理情形备忘录目录》，《蒋介石手令饬办案件办理之情形备忘录》，四联总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585，目录号2，案卷号44。

注：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

四联总处是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的简称，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成立的四行联合办事机构，经过改组在1939年10月开始成为蒋介石直接控制的金融经济管制机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四联总处是抗战时期金融管制的枢纽，对战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蒋介石亲自兼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以有效掌控战时金融。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伍野春、阮荣：《蒋介石与四联总处》，《民国档案》2001年第4期。" class="calibre13">^[27]手令就是蒋介石向四联总处发号施令、指示政策的主要方式与手段。从表3可以看出，蒋介石给四联总处所下的手令几乎涵盖了四联总处的所有大小事务。大到方针政策如业务计划、中心工作与议案原则，小到具体业务如储蓄标准、分行设立与放贷地区。这些手令一方面体现了蒋介石事必躬亲的集权作风；另一方面也说明蒋介石对战时经济事务介入的深度与广度。

（二）演讲

演讲是演讲者面对广大听众，以口头语言为主要形式、非口头语言为辅助形式，就某一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或阐说某一事理的社会活动过程，也叫演说或讲演。公开演讲是近代以来政治人物开展宣传鼓动活动的主要形式与手段，许多政治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演说家。蒋介石作为抗战时期的最高领导人，在频繁的政治活动中自然离不开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收录了蒋介石在不同时期的大量演讲文稿，仅1938年一年，蒋介石演讲的次数就达51次，几近每周一次。演讲主题一般视对象与场合而定，蒋介石的演讲有时也称为训词，大都为口头演讲，也有少量书告等书面演讲。由于身处领导人的地位，又值抗战时期，蒋介石演讲的内容可谓五花八门，所涉甚广，举凡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务及教育、青年、妇女等各种问题无所不包。演讲成了蒋介石表达思想观点、宣示政策主张、鼓动激励民众的重要领导方式。据笔者初步统计，抗战时期蒋介石共发表直接以经济问题为题的演讲48次，如表4所示：

表4　战时蒋介石经济问题演讲、训词、书告概况表

资料来源：《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

显而易见，蒋介石发表演讲的场合通常为各种会议、集会与典礼，主要有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国民参政会、各种专题经济会议、总理纪念周、各种训练班毕业典礼等。其中，专题经济会议演讲是蒋介石宣示经济政策主张的重要管道。从上表可以看出，蒋介石出席演讲的经济会议有南昌八省粮食会议闭幕式、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会议、第一次全国生产会议、全国驿运会议、全国粮食会议、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全国粮政会议、全国工业建设计划会议与第二次全国生产会议等。^[28]蒋介石的演讲表达了他对各种经济问题的思考、对策与指示，对演讲对象必然具有导向的作用。蒋介石并多次要求各级官员切实学习、领会其演讲内容。1943年2月19日，蒋介石即手令行政院：“现查党政各机关主官与所属职员对中各种训词小册如新县制、行政三联制、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纲要以及各种法令有关之讲话等多未阅读且有不知此项训词小册者。嗣后各机关主官对于本委员长之训词凡与各该机关业务有关者，必须督同所属职员切实研究集会讨论并举行抽查考询。”^[29]

实际上，手令与演讲并非蒋介石指示、宣讲经济政策与思想的专有方式，其他如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政策，蒋介石也大量运用此种手段来加以掌控。由于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行政系统内的政策指示大都借由手令等手段来传达，其政策客体主要是各级机关及其主管人员；而演讲对象的范围则较为广泛，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员、各级行政官员乃至全国民众，演讲内容也是“冠冕堂皇”，大都可以公开。总之，手令与演讲是战时蒋介石经济政策最有代表性的表达程式，具有较为浓厚的蒋介石个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