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准备对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制约

蒋介石对战争之军事准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早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夫国民之蒙军备损失者，不惟在于重征苛敛，而征募壮丁，以消殖产力者为尤甚，使少壮人民，免其兵役，从事于农工商，以发育其殖产力，则国家之产业膨胀，而经济裕如矣。夫兵力与殖产力，往往相嬗消长，换而言之，即富与强不能并进，而常相背驰者也。”^[2]蒋介石对抗战准备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将要采取的经济备战政策措施。

早在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之后，蒋介石就认定中日必有一战，但决定隐忍不发，以备来日：“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可耳。”^[3]蒋介石并从14日起每天在日记中记“雪耻”一则，以为警醒。25日，蒋介石特致电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申述救国之道，强调要加强认识，从经济方面来复国雪耻：“现今社会之贪污腐败，疲玩奢侈，乃为弱国之原因，必使人人能知科学之重要，非此不能治事，若使人人知组织系统范围，统计为办事之本，炼钢、炼铁、制药、电气、机器、铁路六者，为守国之要则，十年之内，不难复国雪耻也。”^[4]可见，蒋介石对科学、组织、工业与交通的强国作用非常重视。1929年5月3日，济南惨案一周年纪念，蒋介石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发表演讲，要求全国国民埋头准备，坚苦奋进：“我们在国耻纪念日无论学校、工厂，不仅不能放假，而且一定要在这天多增加两点钟工作，来纪念我们国耻。须知我们报仇雪耻的敌忾心，绝不能暴露出来，我们所有吞敌的气概，非到最后关头，是不能有一点流露的，因为那将徒然为敌人所忌，要来对我们再下毒手！”^[5]这段话表明了蒋介石暗中发展抗日力量，以待最后决战的谋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在南昌自记所感：“倭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11月30日，蒋介石在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时发表演讲：“战争不仅限于有形之军事，凡农工商业之战，与乎科学经济之战，实较军事武力之战争，其效更大。”中央日报》，1931年12月1日，第1张第4版。" class="calibre13">^[6]蒋介石认为科学经济之战重于军事武力之战，可见他对经济备战的重视。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入上海，十九路军英勇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3月5日，蒋介石自记：“我计划国防之实施，准备抗战之持久，事机万端，从此发轫，此等艰巨，舍我其谁，呜呼，余将终身无片暇乎。”^[7]4月11日，蒋介石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讲，阐述抗战准备工作：

我们要完成革命，使中国独立自由成功一个新的国家，没有相当准备期间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敌人打来，不容许我们有这一个从容准备的期间，我们只能在抵抗的时期内加紧做准备的工作，如果没有做准备的工作，抵抗就不能长久，反攻更不可能，这样我们就没有独立的日子了。……然则我们将以几年为准备时期？并依那一种计划来准备呢？据我看来是公历一九三六年，即中华民国二十五年，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怕就要开始，所以我们可能的准备期间，从今天算起最多是五年。这次大战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我们中国一般国民在这五年中间能够努力准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奋勇无敌的战斗员，就可以从世界大战中建立出一个新的中国，就可以在国际上得到独立平等，就可以富强，就可以复兴。^[8]

由上可见，“一·二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就预料中日全面战争五年之后必定爆发，并决定在抵抗中加紧准备，以“从世界大战中建立出一个新的中国”。

1932年6月16日，蒋介石考虑抗战准备：“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我国在此准备时期，第一以组织为重要，而组织以人为主，故余近日求人心切。第二则制度亦应改进。第三则政纲应实行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之具体方案。第四对租界制度应研究抵制之法，对外债整理方针亦应确定准备与研究，而审计制度尤应确立，从速订定其制度与人选，凡此四者皆我内部政治上之准备也。政治重于军事，军事准备人皆知之，政治准备人多忽之，余既以身许党国，对于一切准备计划，可不尽心力而为之哉。”^[9]蒋介石认为抗战准备政治应重于军事，除组织、人才与制度外，他对经济准备亦非常重视，并开始研究具体政策付诸实施。6月17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翁钱（翁文灏与钱昌照——引者注）来谈，翁讲中国煤铁矿业之质量，东三省几占百分六十以上，而全国铁矿为倭寇所有权约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警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

今日之国防，以教育与经济为基础。教育惟有以小学为基础，童子军为重心。施以爱国服从纪律、秩序为方针。应速办童子军教导队。经济惟以职业团体为基础，故实业农工团体，应积极培植与奖励，而币制之统一，不可稍缓，应从速组织研究也。^[10]

蒋介石得知被日本占领的东北三省煤铁资源十分丰富后，十分警醒，甚至自责研究过晚，“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可见他对经济资源与战争准备的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蒋介石又认为经济为国防的基础，且决定从速研究币制统一等事项。蒋介石的这些认识，对此后国民政府的相关政策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在进行惨烈的“长城抗战”之后，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7月27日，蒋介石出席军事整理会议闭幕式并发表演讲，指示加强抗战经济准备：“国家的需要太多，而建设的财力有限，以后除两三种建设事业（如兵工）要尽可能求普遍的树立相当的基础以外，其余之各种建设事业，必须顾到国家的力量，选择国家所切要，最足以救亡图存的几种事业，先集中人力财力做起来，比方江防、航空、军事、交通、重工业这几项，就是我们所要赶快来建设的。”^[11]以上表明，在蒋介石看来，交通、重工业等产业的发展，都必须为航空、军事等国防设施做准备，即从属于国防建设的需要。蒋介石的这种认识，必然要求当时的经济建设具有明显的国防备战性质。10月9日，以蒋介石为参谋总长的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致函全国经济委员会，要求一切经济建设计划必须国防化：

案查经济建设，须应国防需要，密切联系，俾趋向一致，以利国家总动员之准备。据前次世界之经验，尔后之战争，系国力之决赛，设不倾全国之人力、财力、物力，以共赴之，决无最后胜利之希望。盖晚近国防之根本要义，匪特兵役之普遍化、全民化，养成人人有必死之心已也。且因军备技术化、经济化，而国防之潜伏基础，反系于国民生产力之上。是以不独供战争之人马、器材、弹药、粮秣、被服、装具等，应充分准备于平时，即国家凡百庶政之设施，亦须有国防上之着眼，统筹有素，而后战时方能收措置裕如之效。况近代战争，旷日持久，一切军用品，难以数计，要在有整个缜密之筹备。彼欧美之经济统制政策，苏俄之五年实业计划，虽皆直接筹裕民生，而最终目的，尤在充实国防。兹值贵会成立伊始，至希一切经济建设计划，悉具国防化，以树国防建设之基础。至如何连系之处，相应函请查核见复为荷。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四，案卷号2589。" class="calibre13">^[12]

1934年1月25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复函参谋本部：“案准贵部壹字第六三一号密函，以一切经济建设计划，应悉具国防化，以树国防建设之基础，嘱即查核见复等由。准此，查本会办理经济建设事业，曾兼顾国防之需要，兹准前由，除再分饬所属各处会严密注意外，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13]由此可见，在蒋介石的指令与督促下，局部抗战时期的各项经济建设，已趋向于抗战的经济准备。

蒋介石对抗战准备的经济战也非常重视。1934年7月20日，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演讲，要求全体官兵抵制日货：“经济的抵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抗日的方法，我们所有的官兵都能绝对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东西，我们各位将领要负责使部队来实行，如此便可以减少敌人的经济力量，间接打击他的军事，也就是增加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增加我们抗日的实力。这件事的性质虽不属军事的范围，因为很要紧，所以特别和大家提一提。”^[14]12月31日，蒋介石回顾本年工作：“新生活运动之发起，庐山训练，华北巡阅，厘定军事民政法规，皆为进步之实据，而赣南匪巢剿除与闽乱平定，则尤在其次耳。”“对于建设事业：甲、空军，乙、公路之成绩，完全达成预定之目标。今年预定工作未实施者，应于明年继续完成也。”^[15]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国内建设与抗战准备取得进展的喜悦，实大过对“剿匪”成功的期望。抗战，似乎才是蒋介石最终的目标。

1935年，日本在华北加紧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民族危机。为加强抗战准备，蒋介石在巡视西南后，决定将四川、云南等西南省份建设成为对日抗战的战略后方。5月28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日本在华北似有箭在弦上之势，最近必有举动，彼之目的在搅乱我经济之发展与妨碍我军事之成功。此时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请兄对于四川经济有关之各种问题，从速解决，并早定川中金融之根本方策，不致发生根本之动摇，如能多解现银入川，以备万一更好。务请急办为盼。”^[16]6月25日，蒋介石又致电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于川黔两厂，并须秘密陆续运输，不露形迹，望速派妥员来川黔筹备整理。”^[17]8月1日，蒋介石自记“雪耻”一则：“御侮之道，先定根据基础，次为设计，三为建设，一俟基础建设立定，其必不和而服也。此时根据既得，应即力图巩固，巩固之道，惟在收拾人心，培养民力而已。”同日，蒋介石又电令资源委员会指派人员负责筹备四川重工业建设。^[18]蒋介石对抗战经济准备的认识与谋划，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经济发展重心开始从东南沿海地区向西南地区转移。

1935年8月21日，蒋介石考虑对日战略，认定日本必败，并自记日本失败程序：“（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用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19]此后的历史发展，大体如蒋介石所料，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日本果真在10年之后无条件投降。这当然不可谓蒋料事如神，但也可见他对抗战必胜的信念与对抗战准备的思考与重视程度。

1936年5月23日，蒋介石又考虑抗战准备，并自记注意事项：“我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义务征工及管教养卫主张，其材料汇集而研究之，欲拟定整个之产业动员计划，以为对外宣战之准备也。”“倭寇‘不怕我待时，而怕我准备’之言，实出彼之肺腑，我之制倭方法，惟在秘密准备，使得从容支持长期战争而已。”^[20]蒋介石此时已意识到中日战争迫在眉睫，甚至开始考虑拟定产业动员计划，以作宣战准备，并认为“制倭方法”就在“秘密准备”。9月12日，蒋介石自记“雪耻”一则：“先慈教我以忍字，尝喻之曰：宰相度量宏大。故俗语称‘宰相肚里可撑船’也。小子勉之，忍于国内，以求统一，忍于外交，以求不辱国体，而充实国力，可为将来长期之奋斗，小不忍则乱大谋，吾其敢有忝于所生哉。”^[21]10月2日，蒋介石与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谈对日交涉：“如假我一年之准备时机，则国防更有基础矣。”^[22]由此可见，蒋介石的抗战谋略，就是隐忍一时，加紧准备，发展国力，然后再与日本决战。

1937年1月19日，蒋介石致电杨虎城，指示西北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关于开发西北与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于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特国家资本，对于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道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连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也。”^[23]蒋介石此电虽有扩大中央控制区域的政治意图，但其开发西北、建设国防根据地的备战目的亦十分明显。

蒋介石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且留给中国进行抗战准备的时间已只有短短数年。因此，他大力推动国民政府积极进行抗战准备，甚或亲自发起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来加强对日抗战准备。为此，不惜一再对日退让，因为“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582—583页。" class="calibre13">^[24]。对于局部抗战时期的经济准备，蒋介石有如下阐述：

要知道济南五三事件以后，日寇“大陆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日寇武装侵我的行动，随时可至。我们中国再没有从容建设的可能，更没有实现主义完成革命的机会。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种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他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故在此十年之中，国民政府在忍气吞声，战栗危惧，朝不保夕的险恶环境之下，犹能促进国民经济，使消费品进口逐渐减低，而机械工具进口逐渐增加，足以考见国内农工矿业进步的事实。而最显著的成绩，尤在交通与财政政策。以交通而论，由清末至民国十六年凡四十八年间，共筑铁路八千三百公里，而民国十七年后十年之内，增筑铁路至七千三百公里，尤其是公路建筑竟达十万公里以上。电讯的建设亦有成绩，而以全国电话网的敷布，在三万三千公里以上，最为显著。以财政而论，则裁厘金，平税率，修改海关税则，整理内外公债。于货币，则废两改元，尤以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我们今日抗战，使军事与经济犹能立于不败之地者，实赖于此。^[25]

可以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就已经受到预期中抗日战争的较大影响，开始打上了以国防为第一目标的军事化烙印。除了交通与财政政策外，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经济政策与大力开发西南、西北地区的区域经济政策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某种程度来说，抗战的经济准备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从1928年5月济南惨案以来就已经开始了。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显然与权力核心蒋介石对抗战准备的认识及相关经济决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